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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后记 [:170666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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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再版后记 [:17066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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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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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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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渗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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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家族史断代分区研究的一个新尝试。作者郑君振满，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优秀青年学者。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在傅衣凌教授的指导下，围绕闽北乡族地主经济问题，就开始了明清福建家族史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之后，他在继承、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境界大拓，学力日进，所著博士论文多有创意，深得好评。本书即是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注目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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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选择明清时期的福建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下述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首先，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期中，既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激变，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家族史关键的一环。其次，现存有关中国家族历史的私家记录——族谱，大部分形成于这一时期，具有重建历史所必备的资料条件，又因它是近现代家族组织的直接源头，许多公私文献失载的事项，可以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发掘残存的行为习惯，予以解释或补充，便于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研究。最后，福建的家族组织是东晋以降陆续南迁的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由于长期处于边区，保留了较多中古中原家族的遗俗遗制，同时又适应山、海的新环境独立发展，形成区域性的特色。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又通过移民扎根于台湾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是窥探明清家族史演变过程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窗口。因此，该项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也是全国性的，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对近现代的影响，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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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寻找适合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分析构架。这就使它既不同于描述性的中国社会史论著，又有别于人类学的家族研究，在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文献资料与调查资料相结合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把家族研究置于社会史的范围之内，把社会史深入到家族研究之中，从而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创新精神。当然，家族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过程，不可能限于几种固定的模式，明清福建家族史的丰富内涵也远非本书所能概括的，作者大胆提出的某些论断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修正和发展，但这并不妨害本书的学术价值。我衷心希望作者再接再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作出更大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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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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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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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厦门大学敬贤楼随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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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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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英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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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Michael Szony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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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社会中父系亲属关系的重要而复杂的角色，从郑振满教授少年时代的莆田村居生活开始，便已铭记在他的印象中。当地庄严肃穆的宗祠与成排的大型三合院式民居，即使是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依然保存完好。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郑教授为中国历史中的父系亲属关系描绘出一套新的历史模式。首先，他从分析基本概念开始，建立了家庭与宗族组织的分类体系及两者间关系的结构化模式；其次，他考虑在不同历史脉络之下家庭与宗族的内在发展循环，说明地理与历史因素对中国宗族发展的影响；最后，他将中国宗族社会的兴起与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史中更广泛的历史趋势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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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作品中坚实的经验基础，以及其所使用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地契与分家文书、石刻、官方档案、地方精英的作品等，会给西方读者带来强大的冲击。这些原始资料提供了一种朴实而罕为史家所知的平民观点，特别是针对那些会引起社会史家高度兴趣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课题，诸如：家庭或宗族组织如何逃避税赋、劳役与征兵？家庭如何在均分继承制的原则下避免消散？个人、家庭或宗族如何响应明朝中叶以来不断成长的商业经济？资本主义是否无法与宗族共容，或者宗族具有的弹性得以使其转化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投资组织？从十年田野调查中收集的丰富原始资料，可以给这些问题新的更为完整的答案，并给现代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脉络。而在历史研究上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也提出了一种方法学上的新挑战，这不仅是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而言，研究其他社会的学者也将会为其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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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末，郑教授作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回到大学读书的学生，在厦门大学学习历史。他的导师傅衣凌与杨国桢教授历来注重地方文献的征集与分析，他们的学生后来分散到中国的各个大学，主导日后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诸多层面的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郑教授走遍福建各地，收集与明清历史核心课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如地方社会的进程与制度、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意识形态（或常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想法首先刊登在厦门大学出版的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而厦门大学也成为郑教授继续教书的地方。《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原是郑教授1989年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92年，是其研究计划进一步的统合与发展。本书以新资料为基础，对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针对中国历史的核心课题，提供了来自当代中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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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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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学术脉络：关于家庭与宗族的中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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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多数西方研究中国家庭与宗族的著作来说，郑教授的研究是出自不同学术传统之下的产物，因此将其著作放在自身的学术脉络之中，并同时略为讨论与其他西方研究之间的关系，将有益于我们对此课题的认识。先前欧洲家族结构史的学术著作，直接与中国人类学和人口学的研究相关，也与郑教授的福建家族结构史著作相关联。西方历史人口学的中心关怀之一是探究家族结构变迁的长期趋势。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在其为1972年出版、很有影响力的论文集《历史上的家族与家庭》（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所写的《引言》中，替这些讨论设定了许多参数。拉斯莱特批评了他认为被广为接受的一种预设，即认为过去的家族普遍较大且较复杂，而近几个世纪一般的历史趋势是大而复杂的家族逐渐转变成小而简单的家族单位。他主张大多数的社会在大多数时间中小型核心家庭方为常态。他也不同意“家族的大小与特性表现出其信仰与价值观”的预设，而认为家族的大小与特性是来自诸如继承制度等经济或法制上的因素。[2]拉斯莱特的主张在几个方面上为卢茨·伯克纳（Lutz Berkner）所挑战。伯克纳首先批评拉斯莱特将继承制度孤立成一个独立变量，而伯克纳认为继承制度本身可能仅是经济或人口因素影响之下的产物。伯克纳也提出，一种特定的家族结构也可以被视为是家族循环的一个阶段，而在任何社群中，此种家族结构所占有的比例，也许反映的仅是此家族循环的阶段相较于其他阶段所持续的时间。因此，即使一个社群在特定时间可能只有很少的复合家族，并不意味着多数家族不会在未来某段时间经历此复合的阶段，而决定是否经历此阶段的重要因素则是人口学上的问题。对伯克纳来说，人口学上的因素是塑成家族发展循环的关键所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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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争论在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中也很常见。奥尔加·兰（Olga Lang）很久以前便主张，虽然由复数家庭组成的家族在传统中国是种理想状况，但是只有富人才能实际达成这样的理想。[4]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中，仅有很少数的资料可让学者进行家庭循环的经验性研究，可以使学者确认或推翻兰的主张。在武雅士（Arthur Wolf）对日据时期台湾人口登记资料的研究中，他认为不只是富人，有许多人在生命中的部分时段居住在复数家庭组成的大型家族中。换言之，富有与贫穷的家庭遵循着相似的发展循环，而每个循环阶段的相对比例则随其经济位置而有所不同。然而，“中国农村家庭在哪里都有成为大家庭的可能，且在任何物质状况比赤贫稍佳的地方实际上便是大家庭”[5]。稍近的人口学著作（部分为中国学者所作）增进了武雅士的论点。刘翠溶主张，许多人可能在生命中有部分时间居住在复合家族内，但就纯粹的人口统计学来说，这样的复合家族并不普遍，因为年长的成员通常在成为祖父或曾祖父之前就过世了，或者在这之后只能再活一段不长的时间。[6]赵中维对族谱的研究也导向相似的结论：许多人有可能与其祖父住在同一个屋子内，但很少人可以与其曾祖父住在一起。[7]然而李中清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在运用旗籍对清朝辽东的家庭循环与家族构成之研究中主张，多数家族都是由复数家庭所组成的，且此种家族结构很少改变。较简单的家族通常更不稳定，因为家族单位越简单，当其中单一成员的状态改变时，家族更可能减弱甚至消失。相反的，复数家庭分家之后，原先的家族成员还可能会居住在一个新成立的、由复数家庭组成的家族单位中。结果是，复数家庭组成的家族单位在清朝辽东是“恒常”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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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不仅不在“哪种类型的家族是最主要的”这样简化的问题上选定立场，同时也指出了解家族成员的生活经验、留意家族发展循环的重要性。对郑教授来说，人口、物质、法制与文化因素均形塑了家族发展循环。他认为继承制度，或者更明白地说，分家的时机，在此发展中特别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如孝道、理想等文化因素。他的著作也进入直接把家族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与财富相联结的争论中，而认为在明清福建的复合经济之下，家族内部劳动力的分化对穷人与对富人同样具有意义，得以让即使是最穷的家庭维持——或试着维持——数代的单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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