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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怡明，牛津大学博士，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译者李仁渊，时为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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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英］彼得·拉斯莱特：《引言》（“Introduction”），见拉斯莱特编：《历史上的家族与家庭》，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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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美］卢茨·伯克纳（Lutz Berkner）：《主干家庭与农村家族的发展循环：18世纪奥地利的实例》（“The Stem Family and Developmental Cycle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An Eighteenth-Century Austrian Example”），载《美国历史研究》（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2（77）：398-418；《在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上对人口资料的运用与误用：评〈历史上的家族与家庭〉》（“The Use and Misuse of Census Data fo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A Review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载《跨科际历史研究》（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75（4）：721-738；［美］卢茨·伯克纳、富兰克林·曼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西欧的继承制度、家庭结构与人口模式，1700—1900》（“Inheritance Systems，Family，Structure，and Demographical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1700-1900”），见［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编：《生育率变迁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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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美］奥尔加·兰：《中国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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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武雅士：《中国家庭的规模：一个复活的神话》（“Chinese Family Size：A Myth Revitalized”），见谢继昌、庄英章编：《中国家庭及其仪式行为》（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 Behavior），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与生命循环》（“Family Life and Life Circle in Rural China”），见［美］罗伯特·内丁（Robert Netting）、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埃里克·阿诺德等编：《家族：家庭团体的比较性与历史性研究》（Households：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Domestic Group），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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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刘翠溶：《中国传统宗族的人口限制与家庭结构，1200—1900》（“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ca.1200-1900”），见［美］郝瑞（Stevan Harrell）编：《微观中国历史人口学》（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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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赵中维：《中国历史中的人口状况与多代家族：从族谱研究与微观模拟分析得来的结果》（“Demographic Conditions and Multigeneration Households：Results from Genealogical Research and Microsimulation”），载《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 ，1994（48）：4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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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美］李中清、康文林：《中国农村的机会与命运：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行为，1774—1873》（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1774-1873），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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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美］伊沛霞（Patricia Ebrey）：《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礼仪著述的社会史》（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the Rite），29～31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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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些台湾学者分别用“大宗族”与“小宗族”来描述声称其始基祖来自中国大陆与始基祖来自台湾的台湾宗族。在这里其用法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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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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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载《历史研究》，19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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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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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傅衣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63（4）；又收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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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3）。又收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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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傅衣凌、杨国桢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日］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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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唐美君：《台湾传统的社会结构》，收录于刘宁严主编：《台湾史迹源流》，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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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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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美］伊沛霞、华琛（James Watson）：《引言》（“Introduction”），见《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1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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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伦敦，阿斯隆出版社（The Athlone Pres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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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美］伊沛霞与华琛在《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中的作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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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引言》（“Introduction”），见《中国的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11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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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美］伊沛霞：《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礼仪著述的社会史》；周启荣：《帝国晚期儒家礼论的兴起：道德、经典与宗族论述》（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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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美］华琛：《中国亲属再探：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82（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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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美］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ern China”），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0（49.3）：50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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