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7520
1706657521
[34] 台湾学者的有关论著，主要可参见王嵩兴：《浊大流域的民族学研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3（实际出版时间1975年2月）；《论地缘与血缘》，见李亦园、乔健主编：《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3；许嘉民：《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6期，1973；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8号，1977；陈其南：《清代台湾社会的结构变迁》，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9期，1980（实际出版时间1981年1月）；黄树民：《从早期大甲地区的开拓看台湾汉人组织的发展》，见李亦园、乔健主编：《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
1706657522
1706657523
[35] 有关论著，可参见Myron Cohen，“Agnatie Kinship in South Taiwan，” Ethnology，8（2），1969；Burton Pasternak，“Chinese Tale-Telling Tombs，” Ethnology，12（3），1973。
1706657524
1706657525
[36] 参见前引Freedman论文。
1706657526
1706657527
[37] 有关论著，可参见Rubie Watsen，“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lineage：The Teng of Ha Tsuen，1669-1751，” Modern Asian studies，16（1），1982；Hilary J. 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ge，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Harriet T.Zurndorfer，“The Hsinan Ta-tsu Ch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untry Society，800-1600，” T’oung Pao LXVII，1981；Harriet T.Zurndorfer，“Local Lineages and Local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n Lineage，Hsiu-ning Hsien，Hui-Chou，800-1500，” T’oung Pao LXX，1984。
1706657528
1706657529
[38] 参见前引黄树民论文。
1706657530
1706657531
[39] 参见吴燕和：《中国宗族之发展与其仪式兴衰的条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9期，1985（实际出版时间1986年6月）。
1706657532
1706657533
[40] 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载台湾《汉学研究》第3卷，1985（1）。
1706657534
1706657535
[41] 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若干观念的检讨》，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9期，1985（实际出版时间1986年6月）。
1706657536
1706657537
[42] ［美］居密：《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黄启臣译，见《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7。
1706657538
1706657539
[43] 《科大卫博士谈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宗族制度的发展》（陈春声记录整理），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1）。
1706657540
1706657541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706657542
1706657543
[45] 参见叶庆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早期中国人氏族组织：1819—1919》，载《东南亚研究》Ⅻ，1981。
1706657544
1706657545
[46] 此据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见《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由于这一分类标准过于强调配偶关系，在实际应用中颇为不便。因此，本书将对此略作简化，着重考察家庭成员是否已婚，而不论其配偶是否在世。详见第二章。
1706657546
1706657547
1706657548
1706657549
1706657551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二章 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
1706657552
1706657553
前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讨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1]，而忽视了对家庭结构的动态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关键在于考察分家的时机与分家的方式，揭示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如果说，分家前的家庭是大家庭，而分家后的家庭又是小家庭，那么，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可以从分家文书及谱牒资料中得到验证。本章试图通过考察分家习俗，探讨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及其演变周期，并分析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
1706657554
1706657555
1706657556
1706657557
1706657559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
1706657560
1706657561
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取决于分家析产的时机。在分家之际，如果父母在世而诸子尚未完婚，其成长极限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一子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主干家庭”（stem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二子或二子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直系家庭”（lineal family）；如果父母已经去世，而诸子中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联合家庭”（joint family）。在这四种家庭中，第一种属于小家庭，后三种属于大家庭。由此可见，分家前的家庭能否发展为大家庭，主要取决于父母是否在世及诸子是否已经完婚。
1706657562
1706657563
唐以后的法律规定，父母或祖父母在世及居丧期间，子孙不得别籍异财。[2]据此推论，分家前的家庭结构，应当是父子兄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这种法律规定往往形同虚设，并不具有保护大家庭的作用。早在宋代，福建民间为了逃避重役，往往“父子兄弟自分为户”，甚至“嫁遣孤孀”以降低户等，而地方官“以增户课税”，并不追究民间是否依法分家析产。[3]这就表明，民间的分家时机与分家方式，不是以官方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
1706657564
1706657565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明初福建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异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可能与当时动乱不安的政治环境有关。《闽南何氏族谱》的《清源何氏世系》记载：“我家翁靖之公复迁于温陵，有子添清、添治、添润、信祖、信福、信哥、信奇。添清名登仕籍，不能备御赛甫丁阿里迷可之乱，乞骸就第，惧祸全家，乘桴浮海，即同安顺济宫左而居之。时卧席未暖，又因鞠阿里智逃军，勾清着役。清恃其位号，互相催迫，治、润逃回晋江，祖、福、哥、奇望绝计穷……匿名易号，移逸于漳之浦邑南溪。”继元末战乱之后，明初福建又有倭寇之警，何氏兄弟再次为逃避军役而分徙四方。据《泉漳何氏世家行状》记载：“大明之改符易号时，祖、福兄弟颇有殖籍于浦邑。洪武九年防倭事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凡我血属不能保其不星散鸟飞。”另据《何浔本宗世系》记载：“及洪武九年，边尘告急，顶补防倭，抽役三名……哥、奇二人相率而逃之何沧。至洪武十二年，抽捕太急（时国初用法严峻，有罪难赦），哥又逃之何地，奇又辞世，其子名怎，不得已顶当伯父何宗治役。”[4]由此可见，在元末明初动乱时期，大家庭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
1706657566
1706657567
明初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军户和盐户，鼓励民间分立户籍，这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大家庭的发展。泉州《陈江丁氏族谱》的《四世祖仁庵府君传》记载：“国初更定版籍，患编户多占籍民，官为出格，稍右军、盐二籍，欲使民不病为军而乐于趋盐。公抵县自言有三子，愿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实，而鼎立受盐焉。”这种一家分立数籍的做法，实际上往往是强制推行的，而军户更是来自于抽丁及罚充。据《闽书》记载，明代福建军户甚多，“视民户几三之一，其丁口几半于民籍”。明人论曰：“夫军户何几民籍半也？盖国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5]对于被编为军户的人家来说，分家析产是在所难免的。建阳县《清源李氏家谱》的《童公祖训》记述：
1706657568
1706657569
余为黄廷告买免富户事，编南京留守司中卫所百户赵亨下军……有长男展通、女福奴住坐祖宅，后带领次男展达在卫应役。因宣德年间，为吓失军伍事，奉本卫批差勾延平、建宁二府逃军，展达同余给引回籍，住四个月，敬请亲知评议，将前项田地、动用家常，均分与孙崇福、顺意、镛、铛、泰等，高低各从出资添贴。外有田地五十四亩，充作军庄，永作军前盘缠，轮流各房收管，供应军用并外坊长身役。自用支持不涉各子，自行收管。
[
上一页 ]
[ :1.706657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