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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以多财遗子孙哉！惟仰叨先荫，渥受国恩，积廉俸之余，为俯畜之计。今养疴梓里，不耐烦劳，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爰将原承祖遗及余续置产业，除提充公业外，为尔曹匀配阄分，列为诗、书、礼三房。第念诗房食指较繁，特以两份分之；书、礼两房尚未授室，各以一份分之。虽各掌尔业……勿因货财而致伤和睦，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勿骄吝而免怨尤，勿怠荒而崇勤俭。兄若弟互相友爱，则和气萃于家庭，外侮何由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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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人是个“养疴梓里”的休假官僚。分家前，第二代三兄弟中只有一人已经完婚，可见其家庭结构为主干家庭。据《阄书》开列的有关产业，陈氏家资颇为丰厚，拥有价值数万两的当铺、纸栈及大量田产。那么，导致这一家庭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主分人自述，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今养疴梓里，不耐烦劳”；二是“与其合之任听虚糜，曷若分之俾知撙节”。看来，陈氏的家计相当复杂，而诸子又不足以信赖，这是导致分家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主分人在分家时还对诸子提出了“勿分嫡庶而易启猜嫌”的告诫，可见第二代三兄弟有嫡庶之别，这无疑使分家前的大家庭中隐伏着更深刻的矛盾。可以设想，既然主分人在家时都因综理家事而“不耐烦劳”，那么他一旦离家赴任，就更是难于维持正常的大家庭生活了。因此，对于这种富贵双全的官宦之家来说，其家内矛盾可能比平常人家更为尖锐和复杂，大家庭的发展也就可能遭受更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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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只有着重孝悌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办得到，教育的原动力与经济支持力缺一不可，一般人家皆不易办到”[15]。这种观点固然有些道理，但也未必尽然。我们曾对浦城县洞头村的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作过调查，发现该家庭在土改前并无固定产业，主要靠租种山地和造纸、砍柴、烧炭为生，属于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棚民阶层。然而，正是由于家境贫寒，才迫使家庭成员长期相依为命，通力协作以求生存。[16]在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例如，康熙五十三年的闽清某姓《阄书》[17]记载，分家时仅有少量田产，“抽于母作针线之资，百年之后留作烝尝”，而诸子仅以“屋宅地基三份品搭均分”。咸丰五年的浦城县房氏《分关》[18]记载，除了把少量田产留作“父母养膳”之外，三子仅以住房及家具什物“抽阄品搭均分”。最典型的要算林则徐父辈的大家庭。据《林阳谷先生析产阄书》[19]记载：“父身列黉官，未经中式，并生五男，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十余年间……父游学山东、河南等省，母为余长兄芝岩公娶谢氏。未几祖母归天，母胡孺人继逝，余第五弟天裕亦夭亡。父游学方归，为余次兄孟昂公娶妇郑氏。缘外欠颇多，利息重积，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逾年之间，父亦逝世，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既无田产可分，自无阄书可据，兄弟四人，各散谋生，自食其力。”可见，在林则徐的祖父去世之前，尽管家庭经济早已破产，却仍然极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此后，尽管兄弟四散谋生，大家庭在实际上已经解体，但也并未完全切断经济上的联系。如云：“长兄芝岩公逝世，一切棺椁、衣裳、治丧、葬埋之事，系余捐资料理。族戚因长兄之子元庆系余胞侄，劝给月间伙食，限以年数，立有字据。余将上手无产可分，亦无阄书可据等语，插入字中，免致将来唇舌，经族戚画有花押。”这就表明，在近亲之间，相互资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正是大家庭长期存在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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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大家庭的普遍发展，不仅导源于崇尚孝悌的文化传统，而且是与当时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这是因为，清代福建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具有较明显的自然分工性质，家庭仍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单身男子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也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家立业。为了避免在分家后出现不完整的家庭，就必须等到第二代均已完婚之后再分家，因而分家时的家庭多为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另一方面，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胶着状态中，维持一定规模的大家庭，有助于广辟财源，改善家庭经济结构。清代福建规模较大的家庭，大多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有机结合。试见下引长汀县四堡乡《范阳邹氏族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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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瀛）生子五人，长曰珩赐，年未弱冠，随侍伯父适湖北，入荆州之署，常请教命，后因例职业；次曰环赐，技勇冠军，蒙彭学宪取进游泮；三曰璿赐，年富力强，身亲稼穑；四曰琅赐，逊志时敏，闭户潜修；五曰球赐，长途踯躅，步东粤以经商。各勤乃事，无有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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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孔茂）王父委操家政……统一庭三十余人，或耕、或读、或商，悉能上承亲志，俾之各勤厥职，以毋荒于嬉。数十年间……无不筹画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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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大贞）因习儒未卒业，壮游姑苏，操计然术。……丈夫子五人，或读、或耕、或牵车服贾，率属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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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祖）君生子七人，秀者使之读，否者使之耕，强者俾之努力，弱者使之株守。……至于祖业无多，盖藏亦薄，君能奔走经营，渐成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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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云）弃儒经商……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置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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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仁宽）上舍生洪春公冢子也。……当日勖公曰：“我老人耄矣，承先人余业，家号素封。汝诸弟各抱才干，或肆志芸窗，或究心翰略，或服贾他邦，汝宜在膝下佐理家政。……”公亦恪遵懿志，而鹏程之志遂颓矣。嗣是措综经理，创大厦，筑精舍，延名师，课子弟。殷勤作养，善诱善培。数年之间，成名者数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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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氏僻居闽西山区，清代以经营刻印业和贩书业而致富。但就其职业构成而言，始终未能摆脱自然经济结构的束缚，力求在家族内部保持士农工商的完美结合。与此同时，在当地的马氏宗族中，也出现了许多兼营多种职业的大家庭。[21]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各业并举的家庭经济结构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与自然经济的不完全解体有关。在清代福建，由于人口过剩、耕地不足，客观上很难继续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商品经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种半自然经济、半商品经济的胶着状态中，既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又不能过度专业化。因此，在家庭内部形成职业分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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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大家庭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往往导致一种误解，认为只有富裕者阶层才能维持大家庭生活。但在实际上，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不是大家庭发展的原因，而是大家庭发展的结果。清代福建有不少富裕的大家庭，都是从较贫寒的家境中发展而来的。例如，嘉庆十四年的泰宁县欧阳氏《分关》[22]记载：“祖父迁居兹土，毫无所有。……予十余岁即弃儒业而习农事，弱冠始帮人兑换生理……由是典屋居，自开张，自婚娶，续置业产。两弟惟予命是听，同心勤劳，如是者有年。其间编籍纳粮，两弟受室，凡礼中诸大事，次第皆能自致，予欧阳氏始得于杉易而成家矣。”可见，欧阳氏大家庭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家庭经济由贫及富的上升过程。在这一大家庭解体之前，“儿侄诸人相继受室成名”，而且拥有大量的“田园、屋宇、店房”等产业，但由于“迩来行藏各异，诸费浩繁，势难总摄”，因而只好分家析产。道光十一年的光泽县古氏《分关》[23]，附有一篇族人代写的《叙》，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述了该家庭由贫入富的过程。其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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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为政先生，吾族豪杰士也，性孝友，尤善经纪。父素位公……生丈夫子六人，先生其冢嗣也；次倍轩、三谨斋、四利贞、五天益，皆力农；惟六畅然业儒，未遇。先是，素位公祖产微薄，家无长物，而督率诸子极勤谨，仅足自持。先生少习眼科，长攻青囊，所得酬金悉纳于素位公，分毫不自私，家赖以不坠。……比素位公年老，血气衰迈，食指繁增，家计几于入不敷出。先生由是独力撑持，经纪有度，且能感化诸弟，相与作苦食力，一门雍睦晏如也，识者早卜其家必兴。是以数十年间，虽叠遭二亲、妻、弟之丧，及弟、侄娶婚，诸费不下数百余金，未尝告贷他人，且增置骨租若干及租若干，山畲园地约计数千余金。……要非先生之孝友性成，经纪有方，又乌能感化诸弟，同心竭力，白首犹初以致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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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六兄弟的致富之道，关键在于“同心竭力，白首犹初”，始终保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这一大家庭的形成与发展，固然得力于主要家庭成员的“孝友性成，经纪有方”，但也说明这种大家庭确能较好地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小家庭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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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的大家庭，一般只能维持三至四代，其主要家庭成员包括已婚兄弟或堂兄弟。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逐渐疏远，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分家析产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分家之后，家庭的规模缩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需要借助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来弥补。因此，从大家庭向宗族组织的演变，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大家庭解体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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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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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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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家析产为中介，家庭结构经历了两个不同方向的演变过程，即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性变化。但是，对于成长极限不同的家庭来说，其演变周期是不一致的。即使是成长极限相同的家庭，由于分家方式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演变周期。为了便于系统分析，试对各种家庭的演变方式作一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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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直线表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曲线表示从大到小的解体过程。如上图所示，在家庭结构的每一发展阶段上，都同时存在若干不同的演变趋势，由此可能构成许多不同的演变周期。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分家习俗的制约，有些演变趋势很难得以实现，形成各种演变周期的概率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各种家庭的分家方式，揭示家庭结构的主要演变趋势及其主要演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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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核心家庭仍将继续发展，直至演变为主干家庭。但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核心家庭也会趋于解体，从而结束家庭结构的这一演变周期。如上引明初崇安袁氏及建阳周氏的分家事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核心家庭解体之后，一般是形成若干第二代的不完整家庭，其演变周期表现为两种小家庭（核心家庭与不完整家庭）之间的循环。有些核心家庭在分家之后，仍会继续保留第一代的核心家庭，但这种残存的核心家庭行将衰亡，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会改变这一演变周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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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是继续发展为直系家庭，也可能直接分解为若干小家庭。主干家庭解体之后，一般是分解为若干第二代的核心家庭和不完整家庭。如上引同治三年福州陈氏的分家事件，在分家后形成了三个第二代的家庭，其中包括一个核心家庭和两个不完整家庭。由此可见，如果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是主干家庭，其演变周期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循环。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主干家庭的分家事例是很少见的，这可能是由于分家后出现了不完整家庭，不利于第二代家庭的正常发展，因而为习俗所不容。当然，如果分家时父母双全，而且只有一个已婚儿子，那么分家后就不会出现不完整家庭，而是分别形成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核心家庭。不过，这种纯粹由父母和儿子分家的行为，无疑也是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因而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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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家庭的演变趋势较为复杂，既可能继续发展为联合家庭，也可能分解为若干主干家庭、核心家庭或不完整家庭。在直系家庭中，如果父母高寿，而诸兄弟又已全部完婚，那就有可能由父母主持分家析产，从而分解为若干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如果父母较早去世，而诸兄弟尚未全部完婚，那就有可能继续发展为联合家庭，或是分解为若干核心家庭和不完整家庭。试以林则徐祖上数代家庭结构的演变过程作一简要说明。乾隆二十三年，林则徐的曾祖母为诸子分家，“将祖遗田、屋匀作五股，均分五男”。此次分家析产的后果，可能是由直系家庭分解为若干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这是因为，林则徐的祖父排行第四，而分家后不久即为其长子娶亲。据此可以推论，在分家之前，不仅诸兄弟均已完婚，有的还可能组成了自己的主干家庭。林则徐的祖父去世之前，有二子已经完婚，另有二子尚未完婚，这是一种不完整的直系家庭。在他去世之后，由于家庭经济的彻底破产，诸子未能继续维持大家庭生活，随即分解为两个核心家庭和两个不完整家庭。可以设想，如果经济条件许可，他们仍可继续组成联合家庭，直至诸兄弟均已完婚之后才分家。林则徐的父亲在丧父之后，以教读为生，“汗积两年，娶妻陈氏，生男两人，长则徐、次沛霖”。至道光六年，则徐兄弟均已完婚，仍与其父同居共财，其家庭结构为直系家庭。同年十一月，因林则徐休假期满，“未敢一日暇居”，而其父又“年已垂暮”，于是匆匆分家析产。分家时，则徐长子尚未完婚，因而分家后的家庭只能是核心家庭。[24]上述三次分家事件，构成了两个演变周期，平均每个周期历时35年。就林则徐一系而言，家庭结构的演变方式，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循环。不过，由于林则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幼子，而且每次分家的间隔时间较短，分家后的家庭结构可能较为简单，不足以代表直系家庭的总体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在早婚早育的情况下，每两代人之间的最低年龄差距只有20年左右，如果主分人的年龄超过了60岁，第三代的年长者就有可能在分家之前完婚，从而在直系家庭中形成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大家庭。因此，在此类直系家庭解体之际，如果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分家后仍可保留某些大家庭，从而突破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循环。当然，如果分家时以第三代为基本单位，那就只能分解为若干小家庭。试见清嘉庆十一年的崇安袁氏《分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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