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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家庭的分家时机，通常是第二代年事已高，而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在此情况下，如果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自然不会导致大家庭的完全解体。但是，有些内部结构较为特殊的联合家庭，也会采取以第三代为单位的分家方式，从而使大家庭完全分解为小家庭。例如，光绪三十二年，闽县黄吕氏在《阄书》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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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兄弟三人……就儒就贾，量才而位置之。遂以夫弟述钊为经纪，未几夭殁；夫弟述炎有志就读，喜而从之。氏生四子……因夫弟述钊未出而殁，故以四男昆为嗣，株守门庭。……（夫君）遗言，敦嘱男等勤守生理，添创产业，而男等遗训善承，历年生理颇见顺遂。……兹将所有产业生理，除提祭典、养膳外，均以五股匀分，而夫弟述炎应分一份，出继男昆应分一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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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黄氏分家前的联合家庭，实际上是以一个第二代的直系家庭为核心，而以第三代的其他家庭为附属成分。因此，在分家之际，作为附属成分的家庭成员只能降格以求，比附直系家庭的成员而参与分配。这种以第三代为基本单位的分家方式较为少见，可能与惯例不符。一般说来，在崇尚大家庭生活的年代里，以联合家庭中的第二代为中心组织新的家庭，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因而可以推断，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一般是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分家后的家庭主要是主干家庭或直系家庭。在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及族谱资料中，此类实例甚多，恕不一一列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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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明清福建的分家习俗，我们发现，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一般不是主干家庭，而是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我们还发现，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大家庭的持续发展。由此似可得出如下推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动态平衡。如果不考虑家庭结构的其他不规则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中，大家庭的发展机会可能超过小家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尽管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每一代的大家庭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这种周期性的家庭裂变，促使人们求助于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协作方式，其结果是以继承式宗族取代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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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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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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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的。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府治，隶属于福建省。迟至1885年，台湾始独立建省。因此，清代台湾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也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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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的过程。根据陈孔立教授的研究，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在人口结构上，除乏少数先住民以外，多数居民是从大陆陆续迁移过来的，人口增长较快，男子多于女子。在社会结构上，移民基本上按照不同祖籍进行组合，形成了地缘性的社会群体；一些豪强之士成为业主、富户，其他移民成为佃户、工匠，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都比较简单。在经济结构上，由于处在开发阶段，自然经济基础薄弱，而商品经济则比较发达。在政权结构上，政府力量单薄，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地方豪强进行管理。在社会矛盾方面，官民矛盾和不同祖籍移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阶级矛盾。加上游民充斥，匪徒猖獗，动乱频繁，社会很不安宁。整个社会还处在组合过程之中。”因此，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既有大陆（主要是闽粤）社会的许多特点，又有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当地特点。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简单的移植和延伸，又不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29]。这种动荡不安而又尚未定型的社会环境，促使清代台湾的家庭结构逐渐背离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形成若干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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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据初期编成的《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30]中，收录了近百件有关分家习俗及继嗣制度的契约文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台湾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中60件分家文书的记载，在分家之前，绝大多数家庭已经形成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只有极少数的家庭是主干家庭。试按时间顺序，对这60个家庭的成长极限略作分类，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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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中内容分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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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干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2之1、之2；第16、第19、第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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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系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3～15、第17～18、第23；“公业”类第2、第6、第8～13、第15～17、第36～42、第45、第48、第52、第63、第67、第69、第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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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0～22、第24～25；“公业”类第1、第7、第14、第20、第22～24、第27、第43、第47、第49～51、第55、第60、第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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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60个分家前的大家庭中，主干家庭只有4个，占6%强；直系家庭有33个，占55%；联合家庭23个，占38%强。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的成长极限，一般也是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基本格局与福建大陆并无二致。不过，在有关契约文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分家习俗和继嗣制度，反映了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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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绝嗣家庭较多。在《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收录了一批有关“绝嗣财产”的契约文中，一般称《托付字》或《托孤字》。[31]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业主在垂暮之际，把家业托付给族人或亲邻，以备日后代为立嗣或祭祀之需；二是业主生前未立遗嘱，而又没有后嗣，遂由族人或亲邻共同立约，承管有关产业及承担有关义务。很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下，绝嗣者的家庭都不可能发展为正常的大家庭。由于清代台湾性比例失调，贫穷者往往无力完婚，此类家庭可能为数甚多。尤其是在刚到台湾创业的最初几代移民中，其家庭结构难免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试见下引两件契约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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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光十二年《托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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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托孤字人宗兄陈庄。……因庄父子来台为活，克勤克俭，创（业）垂统，犹可继也。不意天缘有限，血脉兹终。年既七十，岂有何赖？此天之亡我也！……今碍病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得以已，当场将业托孤于宗弟陈奇添掌管为业，代理庄父子一炉忌辰、节祭，永远奉祀。……诚恐来日变坏此业，违失香烟，时故集诸人毕至，此业文字当天焚化，以防其坏。（余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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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光二十七年《合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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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立合约字人外甥柯溪、族侄标吟、堂侄德月、有道、扶王、扶助等……缘我堂叔派揉、派晏兄弟二人，自来台克勤克俭，有自置开垦得田、厝、山场物业……俱各载在垦单合约内，明白炳据。今因兄弟二人不幸仙逝，并无婚娶、螟蛉儿孙。侄念及一本至亲无嗣，又不忍其烟祀无赖，爰是邀请内外亲戚，公同妥议，将此三处物业出蹼，全年小租粟十三石五斗正，历年踏出小租粟八石五斗正，按作七人轮流祭祀开费之资。每年除纳山税、祭费以外，其余尚剩租粟，存积生放，以为立嗣儿孙娶妇之费。（余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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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早期移民的家庭，都是属于不完整的家庭。如果婚姻状况比较正常，这两个家庭都有可能形成大家庭，而不至于没有后嗣。然而，对于这些第一、第二代的移民来说，也许“立业”比“成家”更为迫切，这就不能不导致无后而终的悲剧。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一些产业，至少在创业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对于那些未能“立业”的移民来说，就更谈不上“成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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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无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出现无后者，但就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来说，却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无后者一般可以通过抱养、立继等方式，使先天不足的小家庭转化为颇具规模的大家庭。在清代台湾，自然也有养子和嗣子，但可能为数较少，所以才会有众多的绝嗣家庭。笔者认为，在台湾早期移民社会中，无论是抱养还是立继，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立继，一般只能在昭穆相当的近亲中选立后嗣，这对远离家乡的移民来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无后者生前立继无望，才会把产业交给族人或亲邻，使之在日后代为祭祀或立嗣。这种以“托付”的形式继承遗产及“烟祀”的做法，可以说是大陆传统的立继制度在台湾移民社会中的一种变态。但是，在“托付”和“立继”的形式下，无后者的家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很明显，“托付”只能使无后者的“烟祀”不至于失传，却不可能使无后者的家庭得到正常的发展。至于那些没有遗产的绝嗣家庭，更是连“烟祀”都无从“托付”，死后只能成为无祀之鬼。清代台湾各地有不少“义冢”及“无祀坛”之类的慈善设施，就是专门为办理无后者的丧祭而设的，可见当时绝嗣家庭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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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前已述及，明清福建大陆地区的直系家庭，一般是在第二代都已成婚之后才分家的，而联合家庭分家之际，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即使有少数大家庭未能善始善终，通常也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然而，在清代台湾，往往第二代尚未全部成婚，就已经开始分家析产。因此，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如大陆地区稳定，或者说不如大陆地区完满。例如：乾隆三十五年，肖氏四兄弟分家时，只有二人已经成婚[34]；嘉庆四年，台中某姓分家时，第二代现存七人中只有五人已经成婚[35]；道光十八年，嘉义某姓分家时，第二代六兄弟中只有四人已经成婚[36]；光绪二十年，王氏三兄弟分家时，只有一人已经成婚[37]。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难于一一列举。[38]在此情况下，这些大家庭的演变趋势，与大陆地区也不尽相同。试见下引三件分家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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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光十八年《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