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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出嗣者是否兼祧本宗，往往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分家析产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因此，此类多元家庭也往往是潜在的，只有在分家之际才转化为现实。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阄书》记载：“切思父母生我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当日次兄英生下三男……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厚复顶二房之额……是以爰邀族长公同酌议，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共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其余所有田园、房屋及家器、什物等项，配搭明白，作四房均分。”[47]由此可见，在盛行兼祧的情况下，出嗣者可以随时提出兼祧本宗的要求，从而也就有权参与有关遗产的分配，使潜在的多元家庭转变为现实。当然，如果出嗣者最终放弃了兼祧本宗的要求，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这只有在分家析产之后才可以确认。换句话说，在分家析产之前，始终存在兼祧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始终存在潜在的多元家庭。笔者认为，这种因兼祧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与移民的多元家庭并无本质差别，即二者都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然而，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移民的多元家庭正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那么，兼祧的多元家庭则反映了由小家庭向大家庭的暂时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多元家庭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庭，或者说是正在解体中的大家庭。因此，无论是移民的多元家庭，或者是兼祧的多元家庭，都不可与传统的大家庭等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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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及大家庭中的多元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显示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除此之外，清代台湾也有稳定发展的大家庭，亦即在分家前第二代均已成婚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演变趋势与福建大陆基本一致。为了有助于阐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特点，笔者对有关契约文书重新做了分类统计，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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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表格内容分别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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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3～15、第18、第22；“公业”类第7、第12、第14～17、第20、第22～23、第36、第38、第40～43、第45、第49～52、第55、第60、第65～67、第69～70、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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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2、第16～17、第19、第21、第25；“公业”类第1、第6、第11、第13、第24、第37、第39、第63～64、第70、第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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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0～21、第23～24；“公业”类第2、第8～11、第27、第39、第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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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完整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6～27；“公业”类第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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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不稳定的大家庭”与“多元家庭”时有交叉，表中概计入“多元家庭”，以免重复；在“资料来源”中则同时列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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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上表的统计对象，不是来自于有意的选择，而是根据随机抽样统计的要求，包括了《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的所有家庭结构较为明确的契约文书。因此，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如上表所示，在70个家庭的成长极限中，稳定的大家庭共33个，占47%强；不稳定的大家庭共15个，占21%强；多元家庭共12个，占17%强，绝嗣家庭10个，占14%强。这就表明，在清代台湾，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未能发展为稳定的大家庭，从而在总体上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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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及其趋向小型化，这是移民家庭形态的普遍特征。但也应当指出，至迟在19世纪中叶前后，台湾已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而大家庭的发展却并未因此而趋于稳定。如上表统计的29个光绪年间的台湾家庭中，稳定的大家庭只有8个，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并非只是受到移民环境的影响，而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变迁。笔者认为，由于清代台湾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受到了削弱，大家庭的经济优势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可以理解为传统家庭的近代化进程。限于篇幅，对此难以展开论述，只能留待今后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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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历史特点，对宗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不完整家庭的广泛存在，经由分家而形成继承式宗族的概率较小，因而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大多是合同式宗族；另一方面，由于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又加速了继承式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因而移民定居之后的宗族组织主要是继承式宗族。此外，由于兼祧之风的盛行，家族成员的继嗣关系相当复杂，往往导致了各种不同宗族组织的交错发展。因此，论及清代台湾的宗族组织，应当注重对于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否则难免失之偏颇。本书第四章将对此再作申论，在此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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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秦汉至隋末，是“主干家庭优势时期”；从唐代至清末，是“直系家庭优势时期”；自清末以后，大家庭逐渐失去了优势，小家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参见芮逸夫：《递变中的中国家庭结构》，1961年檀香山第10届太平洋科学会议论文）。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家庭，主要存在于城镇中的富裕阶层，“过去有人把大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至少在农村里是不符合实际的”（引自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是“折中家庭”（即主干家庭），“过去几千年来是折中的，现在照样流行，将来仍然不变，折中到底”。见赖泽涵、陈宽政：《我国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载台湾《中国社会学刊》，1980（5）。前人对中国传统家庭的不同见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较为完整和翔实可靠的户口资料，要对各种家庭的比重作出精确的估算，这在客观上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各种家庭形式时在变动转化之中，只作静态的数量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借助于必要的理论假定，对各种家庭进行动态的和综合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在这方面，目前尚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笔者愿做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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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瞿同祖考证，唐宋元明清律例，均以“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为“不孝罪”之一。违法者，唐宋时处徒刑三年，明清则改为杖刑一百。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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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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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闽南何氏族谱》，厦门大学历史系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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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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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阳《周氏宗谱》（嘉庆二十一年刊本）卷首，《周子原分三子为之三房记》，洪武二十五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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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春《桃源凤山康氏族谱》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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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永春《刘氏族谱》，抄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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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安县《林希元家谱·家训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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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傅衣凌、陈支平：《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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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清：《蔡文庄公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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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邵武《庆亲里（本仁堂）李氏宗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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