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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祭墓日，天、行、健三房子孙均须到墓行礼，以人多为贵，毋许怠慢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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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予未立书田，嗣后天、行、健三房子孙有能入文庠者，准其值收予夫妇祀产田谷、屋租一年，以昭育才至意。其承办之法，即照轮流值祭章程一样办理。……其武庠及捐纳功名，概毋许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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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祀产每年应完地丁秋米并各租银，即归该年值收完纳。该值收者及早先纳，务宜如数扫清，不许蒂欠。违者许天、行、健三房将其应收年分之田谷、屋租，悉行停入，代其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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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祀产田塅或遇水冲崩坏，房屋或遇火灾及上漏下湿，间或有添找、杜绝等事，即将罚谷钱充用。如无罚谷，天、行、健三房共同挈资，分别筑造、架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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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予从前与胞弟月、星两房分居时，曾分得土名里巷后门山晒谷坪两坪，计开箨二十张。嗣予又买入卢姓土名下后门山晒谷坪一坪，计开箨八张。此二处坪，听天、行、健三房值收予夫妇祀产之年，尽数开箨晒谷，轮流值晒，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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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祀产田宅，永远不许子孙分裂变卖，违者许贤子孙呈官究办，按法治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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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按房轮值”的情况下，族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很明确的。如果每个族人都能自觉照章办事，这种协作方式也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一般说来，只有在公平协作的基础上，继承式宗族才有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但在实际上，有的轮值者往往并不履行有关义务，从而违背了公平协作的原则。因此，为了维护继承式宗族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外在的规范力量。如云：“宏基公、宗臣公、绍武公各祀田，从前竟有轮值者不祭扫并不完粮，此等非独难对祖先，且将贻累宗族。今合族房长公同酌议，如有轮值祀田胆敢不完粮、不祭扫者，则以后轮值年分将其苗谷概收入祠充公，以作文武书灯。宾兴，永不准其轮值。”[12]谢霞标在为其子孙订“章程”、立“祭簿”之际，也特地记之云：“因念椒聊藩衍，忠佞杂揉，间有中萌异念，隐匿《分关簿》不出，致所载田宅并章程朦胧无稽，值收、办祭未由遵循。用是另设此册，轮流接办，并定以交册限期，儆以罚谷。无非欲儿曹坦白为怀，披肝胆以相见，毋以阴险忌刻施诸骨肉也。”[13]在明清福建的族谱中，收录了不少此类“章程”“祭簿”及“议罚条款”等，集中地反映了继承式宗族的规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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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对于历代族产的继承权，不仅是一种收益权，也是一种相当稳定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即使是移居外地的族人，对原籍族产一般仍持有共同继承权。清光绪二年，建阳县蔡上丰由于侵犯了移居江西铅山县族人的族产所有权，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据《庐峰蔡氏族谱》记载：“情因蔡上丰胆敢将福建建阳南台大坪仔始祖添赵公坟头私卖一穴与王姓插葬……今岁清明祭扫才知。众等商议，将上丰家内所有应分产业、祀田、墓地、茶山等产业充入克生公祀田名下管业出售，以作祭扫使费之资。日后上丰伊家子侄等，永远不准异言生端。”[14]清乾隆五十五年，建宁县汪氏族人立有一件《议字》，详细记述了移居江西广昌县的族人对于原籍族产的有关权益，兹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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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议字澄海公、澄清公二房子孙，公议到允熙公位下子孙原立有祀田二处……共岁收租八担，以作允熙公千秋烝尝，历（年）照（管）无异。后因澄源公子孙移居江右鸾远，难以耕移，附与澄海、澄清二公子孙代理。但二房原议清明后一日醮祭熙公祖墓，并澄源附祭，从无怠缓。近今祭扫迟延推托，有误远处来祭者归期，并且又将祀田出典，有失界畔，将田败坏，受远处来祭者怨骂。似此情弊多端，亦难尽祭奠之诚。今澄海公、澄清公二房子孙合口商议，请出亲族，将公二处祀田编作天、地字号，阄作三股均分。澄源公房一股，付与（澄海、澄清）二公代理，每公代理一半，三股之中今分作二股。但每年澄海公房外有人来祭扫者，澄海公房料理；澄清公房外有人来祭扫者，澄清公房料理；两不相涉。今经亲族断处，俟清明后一日务要醮祭，不得推托迟延。……倘后日澄源公房裔孙归宗，二房均出一股，归与醮祭。（余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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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议字》表明，移居江西的族人在把有关继承权交给原籍族人代理之后，始终保有对族产的收益权和所有权。即使是在清乾隆五十五年瓜分有关祀田之后，移居江西的族人仍可分享有关收益，并可随时以“归宗”为由收回其所有权。不过，也有些移居外地的族人因无法承担原籍的有关义务，往往把继承权转让给其他族人，从而导致了此类继承式宗族的解体。明洪武七年，建阳县叶以高在《迁崇政社自序》中记云：“国朝名师由邵武下狥建宁，吾乃携家避兵抵崇政，至社州寓侧室之父李公五介之家以居焉。……兵定而归，谓诸兄曰：‘吾得彼地，决意卜居。’其书院春秋二祭，往来颇繁，乃以承祖遗下田、山等业与兄收租，以奉祠祀，尽吾报本之心，少免责递之役。”[16]明万历三年，龙溪县陈氏族人立有一件《合同》云：“曾祖十六公生下二男，长男陈功三又生下三子，移居感化、居仁、龙溪，共开三户；十六公次男住守古墘。……友善等三户因见祠堂、祖坟窎远，历年祭祀仪物、牲醴备办维艰，今公议将始祖所置山场，概付次房仁丰，历年收税批为祭祀祠、坟之资。倘长房子孙有备办牺牲祭祀祠坟，将山税仍照两房均分掌管，仁丰子孙不得独占。”[17]在此情况下，由于移居外地的族人放弃了对于族产的继承权，与原籍族人之间不再保持协作关系，原来的继承式宗族也就随之解体了。即使是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族人的继承权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动，从而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试略举数例，以资说明。顺昌县《谢氏宗谱》的《诚斋公续增祀产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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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丙申（道光十一年），仁房堂兄龙洋，与晋江盐商周联辉构讼。维时众商蜂起，以财势相凌，龙洋力不能支。予助千金，不足；又助一百八十金，仍不足。龙洋未如之何，乃计及于瑶亭大父祠内公产，并书田出息银买有田，岁可收租谷七百箩，倡议分析，变价以济。予迫于事势，不能阻也，因听其品搭肥瘠，作仁、义两房平分，书立合同议据并声明字，各执为凭。除仁房分入即卖外，予义房得田十五塅，计谷三百四十大箩。……爰集二弟筹议，不瓜分，不变值，仍照日、月、星三房按序轮收。……嗣后如仁房能将变价各田赎回归祠，予义房亦即将此续增祀产截停，仍归祠内，以昭画一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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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县《占氏族谱》卷二一《祭产》的“洛公书田”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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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租原额五千八百零五觔。至光绪十三年，坤元公房裔孙大弟、乌弟等，从额内拆去额租二千九百五十觔，公同卖断与季姓。自后坤元公裔孙人等，无论入泮与否，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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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朱氏族谱》的《附争海总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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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逸斋公，遗下门前海荡一所，历管三百年。……至成化十一年，邦基公与蔡元昭告争东边海界，蒙本府司踩勘判还，给帖附照，与世承房对半管掌。嘉靖二十七年，蔡道又争西边海界，时世承出名讦告，用费数两，独累世承，致世承将海田十五丘献与莆（田）张给事家，递年认回种蛏纳租。奈本户课纳不堪，合族会议，思吾祖管海年久，岂可一旦弃之？长房惟风等执邦基公府帖，用费不出毫厘，惟次房仕阶、仕昂、有重、子义等奋而作之，将本房分过蛏埕照丘出银，当官告理，准为现今买海之资，每丘八钱二分，共银十五两，就张给事家赎出写献文字。……今东西海界管久无争，世承房海半属仕阶等房，各执现契管业，故府帖、私约俱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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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例，都是由于族产的分拆和买卖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而具体结局又有所不同。在上述第一、第二例中，有的族人把分到的族产出卖了，与此相关的继承式宗族也就随之解体了；有的族人对分到的族产继续实行共同继承，因而仍可构成一个新的继承式宗族。在上述第三例中，于明成化十一年把海荡分开“对半管掌”之后，也就分别形成了两个继承式宗族；至嘉靖二十七年后，由于对海荡产权的转让和回赎，使“世承房”的产权再次一分为二，从而又派生出一个由“仕阶等房”构成的新的宗族组织。由此可见，族产的分拆只会改变族人的协作范围，使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分解为若干规模更小的继承式宗族；而族产的出卖却使族人失去了协作的基础，从而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完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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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拥有族田之类营利性族产的继承式宗族，为数不可能很多。这是因为，能够为后人留下族田等族产的祖先，一般都属于较富有阶层，其总数毕竟是很有限的。因此，福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继承式宗族，是以里甲户籍和历代宗祧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例如，邵武县勋潭《黄氏族谱》记载：“十甲里役有花户黄天赐，通族共焉。前明里长之役颇为累民，故自恭保公改充八甲，而寿一公派下子孙稀少，渐不克当。清顺治十六年，复拉廷辉公兄弟归户，相帮承役。……雍正年间，寿一末房之周亮，又经出户；乾隆十五年后，其弟星亮仍归焉。”在此情况下，即使族人之间并无任何共有财产，也会由于户籍和赋役的共同继承而形成继承式宗族。在此类继承式宗族中，为了分担与户籍有关的各种义务，一般也是采取“按房轮值”的协作方式。如云：“原祖遗四都一图十甲册里，原系三大股轮当：长曰寿一得初；次曰寿二得贵；三曰寿三得高。……今又轮寿一得初分下子孙承役。”[18]在明清福建，户籍的共同继承是一种普遍习俗（详见第五章），因而可以设想，此类继承式宗族也是普遍存在的。与此类似，有些宗族虽然不设族产，但由于对历代宗祧的共同继承，也会形成以共同祭祖为目的的继承式宗族。清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予偶因公出，见道旁男女荷酒肉络绎而驰，问之，曰：‘无烝尝田，各备数豆，合伯叔以供祭，祭毕即撤馔以退也。’”这种与祭祖活动有关的继承式宗族，一般是以对祖厝、祖墓及祠堂之类的祭祖设施（宗祧）的共同继承为基础的，其协作方式一般也是以“按房轮值”为特征的。例如，福州《世美吴氏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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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祖神牌，合族鼎刻，迎奉进祠，取其崇德报功也。……其余支派，各立小木主于寝自祭外，仍照房分各公立小屏一架，刻本派列祖，附祠以享祫祭。高祖以上则祧之，仍列祀于祠之东西室，每岁中元一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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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堂为列祖神灵所栖。……元宵，司祠具灯烛，按房举八人，轮年具祭品、上灯，行庆赏礼；秋七月中元，司祠具香烛冥财，按房醵金……候合族祫行荐食礼，准东西两室祧主大祭之；九月，司祠具香烛冥财，按房醵金……候合族祫行祭礼，曾、玄、云礽咸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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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扫坟茔。春秋以清明为正，秋祭以重阳为正，新年祭墓非祭典也。有祭田者，自无缺典；无祭田者，断不得以贫而废典。……始祖（墓），通族祫祭，春秋两举，房各一丁，计房醵金，席以八簋为准；列祖（墓），各亲房特祭，春秋两举，亲房轮值，均毋失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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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族人的祭祖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族范围的“祫祭”；二是各支派的“特祭”。无论是“祫祭”或“特祭”，都是族人的共同祭祖活动，其有关费用只能由派下子孙共同分摊，即“按房醵金”或“亲房轮值”。由此可见，为了共同奉祀历代祖先，势必形成一系列亲疏有别而又层次分明的继承式宗族。在某种意义上说，祖厝、祖墓、祠堂等祭祖设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族产。因此，对于族人来说，参加祭祖活动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一种权利。试见清光绪年间建阳庐江何氏的《祖墓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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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何氏默斋公支下子孙，为载明祖山，不致紊争事。……我族六世祖默斋公、妣陈氏墓穴，同葬于崇文里下酬美人山，坐丁向癸，立有碑记，派下孟、仲、季三房谱名宗澄、宗沂、宗渠公子孙，俱宜登山祭扫，永远管业，若文政公派下者不与焉。惟七世祖孟房宗澄公讳悌字舜号竹润墓山，卜葬仁德里三头亭……立有碑记；十世祖渊訇公、妣陈氏墓山，葬仁德里赤岸莲花山……立有碑记；即属孟房子孙登墓拜扫，而仲房宗沂公、季房宗渠公派下子孙，不得入山添葬焉。若十三世元佑公、祖妣章氏墓山，葬仁德里新厝考历仔……立有碑记；十五世夏孙祖公、肖氏祖妣墓山，同葬于仁德里下狮子山……光绪庚寅年秋新立碑记；此惟元佑公子孙登墓拜扫，而孟房宗澄公别支子孙，不得入山添葬焉。总之，按图内某山、某葬、某祖，即系其祖遗支下子孙管业，他支不得紊争，凡族众各守清规可也。设有豪强影占、诡异盗葬之事，各族众着其迁起究还、原骸改葬之外，另议重罚，否则鸣官究治，不得循私。（余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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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各种有关的祭祖活动，必须以族人对历代茔墓的共同继承为前提。明清时刻，随着山林私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福建民间无不重守先人茔墓，以祖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也就更为频繁和隆重。浦城县《梁氏合修族谱》规定：“各房坟茔，各房子孙务必刊立碑记，亲身修墓，毋或失于祭扫并假手外人祭扫，以致坟茔不识，日就湮没。其有树木护荫，私自砍伐者以不孝论，合族攻之。”[21]《崇安吴氏家录》记载：“崇俗，葬其祖祢或远在百里，或数十里，或三五里，则各竖小宇于墓之左近，名曰冢庵。”[22]这种以祖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一般必须代代设祭，因而也就成为宗族内部最为系统的一种祭祖方式。大致说来，自宋代以降，福建已形成代代设祭的祭祖习俗，至明清更是“家祭”（祭于寝）、“墓祭”（祭于墓）、“祠祭”（祭于祠）同时并举（详见第五章）。祭祖之风的盛行，固然与族产的发展有关，但却不是以族产的存在为必要前提。浦城县《梁氏合修族谱》的《祭产引》宣称：“王制：有田则祭，无田则荐谷果。……然古今异宜，乡里殊俗，如必待田而祭，则追远之诚能伸者几人哉！”这就是说，如果恪守“有田则祭”的礼制，祭祖活动就不可能得到普及。因此，我们对继承式宗族的认识，也不能只局限于少数族产丰厚的富有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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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说明，继承式宗族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继承式宗族进行分析和定义。上文只是从宗祧、户籍、族产等最主要的继承对象入手，分析了继承式宗族的基本功能及其运行机制。而在实际上，继承式宗族还广泛地作用于水利、交通、工商业活动、科举教育及宗教事业、慈善事业等领域，可以说是千姿百态，难以一一详述。对于同时具有多种功能的继承式宗族来说，其演变趋势也是较为复杂的，不可以偏概全。例如，闽西《清河张氏九修族谱》的《禾口墟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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