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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盛韶看来，为了保证祭田钱粮的如期交纳，就必须借助于官府的行政干预，促使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转化。而在实际上，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家族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并不依赖于来自官府的助力。有的地主为了防患于未然，甚至一分家就对某些公共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使派下子孙同时组成依附式宗族和继承式宗族。例如，顺昌县上详谢氏第15世“仁”“义”两房分家时，除了设立按房轮收值祭的“祀产”之外，又同时设立由专人司理的“公产”，“以为修祠、公事之需”[28]；第16世谢霞标为派下三房分家时，除了先后两次设立“值收祀产”及“书田”之外，又专门设立统一管理的“备整先后两祀产崩坏经费公业”，并规定：“理公业者，每年准其于公款内开销钱二十千文入己，以作酬劳并笔墨之资……理此公业者，须兼理筹备义渡造舟经费公业事，不得推诿。”[29]在此情况下，势必使司理“公业”者获得对有关宗族事务的支配权，从而导致了依附式宗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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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的另一种形成途径，是由少数族人“倡首”捐资，通过修祖墓、建祠堂、编族谱、置族产等方式，对已经解体或行将解体的宗族组织重新进行整合。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势必导致族内权贵集团的形成，从而使整合后的宗族组织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一般说来，凡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宗族组织，都有可能经历多次的重新整合，因而也都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这种经由重新整合而形成的依附式宗族，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暂不一一列举，留待下文再作分析（详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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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形成之后，族人随之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即支配者（或庇护者）集团和依附者集团，二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均等的。依附式宗族中的支配者集团，主要由族房长、士绅及经理、董事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组成，此外也包括其他享有某些特权的族人。试见福州《锦塘王氏支祠规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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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递年春分祭、清明祭、中元祭、重阳祭、冬至祭，每户男丁一名登席，族房（长）、总副理、祠绅、宗子并宗孙能举筯者，应外特请登席，祭冬时无取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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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公田，族内子侄承耕者，租粒系是上垅干净，不得挨延短少。如有此情，即听族房长、总副理起佃召耕，不准入祠与祭，俟所欠纳清方许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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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出入租粒，族房（长）、总副理先期三日议定，所入租粒或足理、或减收、或发粜，议价钱列字布知族人，一人不得自专。族房（长）、祠绅、总副（理）议定清楚以后，方准发粜，亦不得私借私粜。倘租粒存总理者，用族房（长）字式封锁，存副理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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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契券、字据、钱文、租粒，悉交总副理平分均收。递年中元节日到祠会齐，数簿核算；迨冬至日补记复算清楚，开列祠内，轮换笔迹，缴入各数簿毕，总副理即将明年值轮春、秋、冬三祭并清明、重阳祭扫名次开列明白，贴在祠内，布知族人，或无总副（理），族房长亦然，平分收存。……如有不遵公论，定即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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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祠内及文武圣庙并各祖坟如有损坏，以及祠物毁伤，族房长、总副理务宜急议修补，毋得挨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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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宗族中的“族房长”“祠绅”“总副理”及“宗子”“宗孙”，都分别享有不同的等级特权，因而共同构成了宗族内部的支配者集团。不过，在依附式宗族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特权阶层的权力和职能仍是有区别的，应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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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房长是宗族内部的“尊者”，一般必须由辈分及年龄较高的族人担任。如云：“举族长、房长，必择昭穆、序次、名分之尊者。”[31]族房长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议决权和对族人的教化权及惩戒权。晋江县《浔海施氏族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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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中既立有族房长，事可质平，皆当据实秉理，会有爵者诣大宗祠，平心剖析孰是非，大杖小罚，就祖宗前释怨修好。倘强悍罔从，逞凶兴讼者，通族公讨。正暴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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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丧……族房长察其果限于贫弗克自举者，就公项会族量助，务令速举。若冒费不速举，本人杖，族长赔偿，通周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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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农工商，各宜勤俭。……设有不肖子弟弃生业，结匪类，开设赌场，放头网利，致诱子弟破家辱身，殊可痛恨。以后族房长稔知放赌账目，不许取讨，仍令族众赴大宗祠戒饬，令其改过自新，不改者送官究治。除稂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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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闺门最宜严肃，男女授受不亲。……设有不幸，帷薄 不修者查确，房长会族众，男重究处，削去生庚；女不论有子、无子，逐回母家。扶风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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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家业必令族房长均产业，定公阄，父母毋私所爱，兄弟无专己有，违者罚金充祠。杜竞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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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孙见尊长，当循循执行，不可居傲鲜腆，以尔、汝相呼，或有过受呵责，不论是非，俱应俯受。如果理是，亦当徐徐白诸尊长，不可使气忿争。……重敬爱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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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列举了族房长的主要职权，实际上自然并不局限于此。由于族房长是宗族内部的天然尊长，他们往往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而其特权地位也是特别稳定的。除了族房长之外，依附式宗族中的其他高龄“尊者”，也分别享有某些特权。如云：“寿居五福之先，非可幸获。……六十者，寿胙壹觔；七十者，寿胙贰觔；八十者，寿胙叁觔；九十者，寿胙伍觔；期颐者，寿胙拾觔。所以敬高年、谨尚齿也。”[33]至于宗子或宗孙，一般是由长房长孙担任，其辈分通常低于其他族人。在明清福建，宗子之设未见普及，其主要职能也是局限于在祭祖活动中担任主祭，似无实质性的特权，兹不赘述（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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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一般包括有科举功名及文武官衔的族人。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的“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如云：“主祭必先科甲，次恩、拔、副、岁贡生，次廪、增、附生员中辈行最长者。凡由捐资出身及辈行虽尊尚无衣顶，不许争占。其分献裔孙亦如之。”[34]更为重要的是？宗族内部的各种“成文法”无疑都是由士绅阶层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士绅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特殊利益。因此，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主要立法者和决策者，或者说是依附式宗族的实际领袖。由于士乃“一族之望”，各族都有培养科举人才的专项费用。如云：“书田，吾族特为设法：一人入泮则专收之，两人则分收之，其或三、四、五、六人则匀派之，新进者即与其班。……若有新登科甲者，停分一载，悉助为盘资。倘前者已往，后者未续，公收存贮，延名师以培后学；俟后学才成，然后再给为膏火。”[35]有些宗族虽然未设“书田”，也把此项费用列入族产的支出预算中。如云：“吾宗祠支派子孙有入泮与补廪者，应给支公项钱四千文；恩、拔、优、岁贡者，应给支公项钱八千文；登科者，值收宗祠烝尝公项一载；登甲者倍之。授例纳监者，不在此例。”[36]此外，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照例可以入祠受祭，甚至可以荣及父祖。福州《三山叶氏祠录》的《入祀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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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甲出身，登仕版者或未登仕版举孝廉、副、优、拔，凡列榜者，本身并其父入祀；除加衔、加级不计外，实官至二、三品者，其祖并入祀；至一品者，其曾祖并入祀；遵朝典封赠一代、二代、三代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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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由科甲出身，或军功议叙、或援例纳粟，外官道、府、同、通、州、县已补缺或署任者，京官六部主事、员外、郎中已补缺者，本身并其父入祀；除加衔、加级不计外，实官至二、三品者，其祖并入祀；至一品者，其曾祖并入祀，如科甲出身之例。其京、外各杂官，虽得缺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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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恩贡，廪、增、附生员，或军功议叙，或援例纳粟官儒学训导，已补缺或署任者，并其父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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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武进士出身者，如文科甲例，武职、行伍并重；除加衔、加级及候补人员不计外，实任至游击以上者，本身并其父入祀；至总兵者，其祖并入祀；至提督者，其曾祖并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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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恩贡，廪、增、附生员，年七十岁以上者，无论已邀、未邀钦赏，均入祀，木主内直书明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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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宗族的上述规定，充分地体现了士绅阶层的等级特权。这是因为，在祠堂中设立牌位，由全体族人共同奉祀，是依附式宗族中至高无上的礼遇和特权，各族对此均有严格的限制。叶氏在制定《入祀条例》时，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其略云：“吾祠为宫詹公而建，申公一世则七房所自衍，昌公一世则二十五房所自衍，皆立主无待议。昌公以下，子姓繁多，（若）一概置主，龛位既虑难容，盛典亦邻于亵，其不能不加区别者，理也，势也。查侯官林氏、螺江陈氏两祠，凡族人之得设主入祀者，均以膺官爵、登科甲为断，所以昭限制，示鼓励也。其德行之选，必受朝廷旌奖，如孝友、忠义、节烈，显有实迹者，则不论官爵、科第皆祀，所以重品谊，防冒滥也。至于议年、议功，或并行并举。历考成矩，莫不皆然。”[37]这就是说，除了族人的共同祖先之外，只有受朝廷旌奖的有德者及高寿和有功的族人，才可以入祠奉祀。在叶氏族内，“议年”的条件为“年享期颐（百岁），例应咨请建坊者”，而“议功”的条件为“捐置祭产、祭田银数至壹千两以上者”。至于其他族人，一般只许“入主附祀”，其条件是“交喜金壹拾千文以充公款”[38]。由此可见，士绅阶层在依附式宗族中的特权地位，是其他族人所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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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董事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一般必须由宗族内部的“富者”及“贤者”担任。如《三山叶氏祠录》云：“本祠总经理，宜选择端正。族房（长）、祠绅随时公举，惟孝悌、慈爱并殷殖者克膺其任。……孝悌者则不忍觊觎祠银，慈爱者则不敢妄耗祠银，殷殖者则不至吞噬祠银。经举者不得推诿。”[39]此类管理人员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族产及承办公务，其内部通常又有所分工。如云：“递年值轮正董一人、副董一人，一收发款目，一办理事件。由族中酌举勤慎者十余人，派定轮值，其未经举派者不能一概备轮。”[40]由于专职管理人员控制着依附式宗族的财政大权，因而此类人选备受重视。有些宗族规定，对族产的管理人员必须实行担保制度，由保人与管理者共同承担经济责任。如云：“公举理公项之人，必令仁、义两房内家业颇丰者数人主举，毋许贫寒者干预以及执私见者阻挠。举定之时，即令主举之人写立保字，亲加画押为据。如主举不实，致日后有侵吞、亏空情弊，许众子孙勒令主举之人赔补。其主举之保字，俟所举承管之人接办交代后，委无侵亏各弊，始行给还抹消。”[41]尽管各族的管理人员都以“殷实”“贤能”见称，而且在管理过程中还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但却往往把族产视为利薮，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浦城县《周氏族谱》记载：“慨自同治六年修祠告竣，族议三乐、三畏殷实可恃，遂将祠租举之管理，储为修谱需用。今岁纂修家乘，非特缘捐不缴，且吞兴祠租数十载，瘠祖肥己。”周三乐之流的劣迹，可谓豪夺之一例。顺昌县上洋谢氏的“司理祠内公项者”，则全凭巧取谋利。试见清同治四年的《上洋祠堂合同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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