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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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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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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省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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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首，《倡建省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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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同上书，《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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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合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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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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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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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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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卷一，《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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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参见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重修）卷末，《投状》（康熙十八年三月，生员朱朝柱等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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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通详文稿》（康熙十八年六月，本县通详府、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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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四章 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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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上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继承式宗族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但是，在移民、战乱等特殊环境中，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会背离正常的轨道，呈现出某些变异形态。本章拟分别考察闽西北山区、闽东南沿海及清代台湾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并探讨社会生态环境对宗族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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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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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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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北山区包括闽江上游和汀江流域，明清时代共设有四府一州，即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和龙岩州。这一地区山多田少，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宗族聚居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上交通闭塞，社会流动性不大，宗族组织的发展较为平稳，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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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形态，清末及民国初期编修的各县乡土志均有所论列，但大都语焉不详。民国三十年刊行的《崇安县新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试略作分析。据记载，“本邑氏族之大，首推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其次则彭、邱、杨、林、余、衷、郑、翁、祝、连等姓为盛”[1]。这18大姓的总户数近1万户，平均每姓约500户。但是，就每姓的聚居形态而言，又是相当分散的。其中前十姓的分布形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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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在同一乡镇范围内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一共只有16个，而聚居规模最大的族姓，也只有278户人家。此外，在排名第十一至十八的大姓中，还有五个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依次是：双梅乡杨氏，169户；西霞乡衷氏，140户；文仙乡林氏，125户；五夫乡连氏，115户；黎口乡余氏，102户。至于本县的另外69个小姓，则一般只有数户人家，难以构成有影响的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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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新志》的作者论及“各族户口之盛衰”，曾指出当地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盛于昔者衰于今，盛于此者衰于彼，不可一概而论也”。例如，“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肖屯以肖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2]。他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元代、清初及清末民初战乱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闽西北历史上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乱，但其持续时间及破坏程度远远不如闽东南沿海地区，而后者的世家大族并未因此而完全衰落。另一方面，在闽西北地区，直至近代仍有不少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只是由于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大族未能长期维持聚居形态，被迫不断地向外迁徙，以缓解本地的人口压力。因此，闽西北地区较为古老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散居宗族，而不是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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