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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合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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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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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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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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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卷一，《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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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参见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重修）卷末，《投状》（康熙十八年三月，生员朱朝柱等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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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通详文稿》（康熙十八年六月，本县通详府、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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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四章 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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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上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继承式宗族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但是，在移民、战乱等特殊环境中，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会背离正常的轨道，呈现出某些变异形态。本章拟分别考察闽西北山区、闽东南沿海及清代台湾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并探讨社会生态环境对宗族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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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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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北山区包括闽江上游和汀江流域，明清时代共设有四府一州，即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和龙岩州。这一地区山多田少，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宗族聚居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上交通闭塞，社会流动性不大，宗族组织的发展较为平稳，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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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形态，清末及民国初期编修的各县乡土志均有所论列，但大都语焉不详。民国三十年刊行的《崇安县新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试略作分析。据记载，“本邑氏族之大，首推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其次则彭、邱、杨、林、余、衷、郑、翁、祝、连等姓为盛”[1]。这18大姓的总户数近1万户，平均每姓约500户。但是，就每姓的聚居形态而言，又是相当分散的。其中前十姓的分布形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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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在同一乡镇范围内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一共只有16个，而聚居规模最大的族姓，也只有278户人家。此外，在排名第十一至十八的大姓中，还有五个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依次是：双梅乡杨氏，169户；西霞乡衷氏，140户；文仙乡林氏，125户；五夫乡连氏，115户；黎口乡余氏，102户。至于本县的另外69个小姓，则一般只有数户人家，难以构成有影响的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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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新志》的作者论及“各族户口之盛衰”，曾指出当地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盛于昔者衰于今，盛于此者衰于彼，不可一概而论也”。例如，“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肖屯以肖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2]。他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元代、清初及清末民初战乱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闽西北历史上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乱，但其持续时间及破坏程度远远不如闽东南沿海地区，而后者的世家大族并未因此而完全衰落。另一方面，在闽西北地区，直至近代仍有不少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只是由于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大族未能长期维持聚居形态，被迫不断地向外迁徙，以缓解本地的人口压力。因此，闽西北地区较为古老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散居宗族，而不是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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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较小，其组织形式也较为简单。根据笔者所见资料，闽西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聚居宗族，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建祠堂、修族谱。例如，崇安县五夫子里的王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年；彭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一年；张氏宗祠，始建于同治年间；刘氏宗祠，始建于光绪六年。而其他如连氏宗祠、占氏宗祠等，则迟至民国初年才陆续建成。在此之前，各族往往只是在祖厝或寺庙中合祭祖先。然而，闽西北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不完备，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组织不严密。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保存了大量的“祭产簿”“人丁簿”“合同”“分关”等家族文献。在聚居宗族中，这些家族文献是实行内部管理的有效工具。试以瓯宁县屯山祖氏宗族为例，具体分析闽西北山区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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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一世祖“溪西公”，于南宋末年自浦城县上湖村迁来，其后裔遂定居于此。[3]祖氏迁来之前，当地已有程、江、占、龙、谢、吴、官等姓聚族而居。此后，由于祖氏人口不断增多，陆续介入其他各族的聚居地，在当地居民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道光初年，祖氏族人在《屯山地舆图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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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居山泽之间，虽难比都会，而亦为麻（溪）里尤著者。……第古昔相传，如今之尚敦坊，昔为程居也；土主路上，是江宅也；社仓属古厝坪；夏塘属龙家巷；游凤坊有前谢、后谢之分；中坊吴有上房、下房之别；临水宫大坪，官姓居也。按其形势，星罗棋布，联络成乡。想乡以“谢屯”名，或者谢姓居先乎？抑亦谢姓较众乎？皆未可知。余族自南宋始迁于斯，卜筑土主庙旁。其后，里人以吾姓聚处之坊号曰“前浦”，以明我始祖来自浦邑，溯厥初也。迄今绵绵延延，各坊皆吾祖姓错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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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及民国初年，屯山祖氏共传历27代，聚居200余家，丁口1000余人，而历代又有不少外迁的族人，“支分派别，子孙散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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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氏定居于谢屯村之后，前五代人丁稀少，且大多失传，至第六代始分为乾、坤两房，时为明洪武年间。这一时期的祖氏族人，可能已形成以历代祖墓和某些祭产为中心的继承式宗族组织。据记载，祖氏自始祖以下，“列祖俱起墓祭”[5]，“历宋元明，先人春秋墓祭第饮福于家”[6]。清代后期祖氏族内的公共产业中，也包括了上五代祖先的坟山，其中一处于嘉庆二十五年让与某族人“开坟一宾”，以换取年收租谷20箩的祭田，“充入始祖墓下，永作烝尝”[7]。此外，祖氏族内还有一座“晏公庙”，据说也是“溪西公所遗传之惠泽”[8]。不过，在明中叶以前，祖氏历代祖先均未设立专门用于祭祖的族产。如云：“溪西公肇基以来，未有祭田。想其时基业甫定，丁男未蕃，祀产之立盖有待及榕公。”“夫墓祭本先代所有，祭田非先代所立”[9]。明正德至嘉靖年间，祖氏乾、坤两房开始分别为本支祖先设立祭田，由派下子孙世代相承。自此之后，祖氏历代祖先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祭产，继承式宗族不断地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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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可能肇始于明代后期。这一时期，祖氏族内出现了一些“置产豪富”的大地主和低层士绅，开始在当地的社区生活中崭露头角。嘉靖三十六年，谢屯村的善男信女应前山凌云庙住持僧之请，集资组成一个神明会，举办佛教大道场，“自仲春启诵，迄冬方完。忏用之余，转放一年，得金十八两，乃立佃田三塅于苦竹坑场，计完苗外岁得谷六十余石，可足僧徒一岁日食之需，香灯赖是其有永也”。在“预会”信士、信女51人中，祖氏族人共占11人，而此事的发起人及撰写碑记者，即祖氏族内最早的生员“阳岩山人”祖英。[10]万历十一年，谢屯村居民再集一会，启诵经忏，并用余资购置庙田两塅。在此次捐资入会的50余人中，祖氏族人共占9人。[11]与此同时，祖氏族人也致力于宗族内部的整合。试见下引《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