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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合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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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参见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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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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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祀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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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卷一,《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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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参见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重修)卷末,《投状》(康熙十八年三月,生员朱朝柱等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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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建阳县《紫阳堂朱氏宗谱》,《通详文稿》(康熙十八年六月,本县通详府、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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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四章 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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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上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继承式宗族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但是,在移民、战乱等特殊环境中,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会背离正常的轨道,呈现出某些变异形态。本章拟分别考察闽西北山区、闽东南沿海及清代台湾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并探讨社会生态环境对宗族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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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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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北山区包括闽江上游和汀江流域,明清时代共设有四府一州,即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和龙岩州。这一地区山多田少,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宗族聚居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上交通闭塞,社会流动性不大,宗族组织的发展较为平稳,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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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形态,清末及民国初期编修的各县乡土志均有所论列,但大都语焉不详。民国三十年刊行的《崇安县新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试略作分析。据记载,“本邑氏族之大,首推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其次则彭、邱、杨、林、余、衷、郑、翁、祝、连等姓为盛”[1]。这18大姓的总户数近1万户,平均每姓约500户。但是,就每姓的聚居形态而言,又是相当分散的。其中前十姓的分布形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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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在同一乡镇范围内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一共只有16个,而聚居规模最大的族姓,也只有278户人家。此外,在排名第十一至十八的大姓中,还有五个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依次是:双梅乡杨氏,169户;西霞乡衷氏,140户;文仙乡林氏,125户;五夫乡连氏,115户;黎口乡余氏,102户。至于本县的另外69个小姓,则一般只有数户人家,难以构成有影响的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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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新志》的作者论及“各族户口之盛衰”,曾指出当地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盛于昔者衰于今,盛于此者衰于彼,不可一概而论也”。例如,“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肖屯以肖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2]。他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元代、清初及清末民初战乱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闽西北历史上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乱,但其持续时间及破坏程度远远不如闽东南沿海地区,而后者的世家大族并未因此而完全衰落。另一方面,在闽西北地区,直至近代仍有不少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只是由于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大族未能长期维持聚居形态,被迫不断地向外迁徙,以缓解本地的人口压力。因此,闽西北地区较为古老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散居宗族,而不是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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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较小,其组织形式也较为简单。根据笔者所见资料,闽西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聚居宗族,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建祠堂、修族谱。例如,崇安县五夫子里的王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年;彭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一年;张氏宗祠,始建于同治年间;刘氏宗祠,始建于光绪六年。而其他如连氏宗祠、占氏宗祠等,则迟至民国初年才陆续建成。在此之前,各族往往只是在祖厝或寺庙中合祭祖先。然而,闽西北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不完备,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组织不严密。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保存了大量的“祭产簿”“人丁簿”“合同”“分关”等家族文献。在聚居宗族中,这些家族文献是实行内部管理的有效工具。试以瓯宁县屯山祖氏宗族为例,具体分析闽西北山区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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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一世祖“溪西公”,于南宋末年自浦城县上湖村迁来,其后裔遂定居于此。[3]祖氏迁来之前,当地已有程、江、占、龙、谢、吴、官等姓聚族而居。此后,由于祖氏人口不断增多,陆续介入其他各族的聚居地,在当地居民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道光初年,祖氏族人在《屯山地舆图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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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居山泽之间,虽难比都会,而亦为麻(溪)里尤著者。……第古昔相传,如今之尚敦坊,昔为程居也;土主路上,是江宅也;社仓属古厝坪;夏塘属龙家巷;游凤坊有前谢、后谢之分;中坊吴有上房、下房之别;临水宫大坪,官姓居也。按其形势,星罗棋布,联络成乡。想乡以“谢屯”名,或者谢姓居先乎?抑亦谢姓较众乎?皆未可知。余族自南宋始迁于斯,卜筑土主庙旁。其后,里人以吾姓聚处之坊号曰“前浦”,以明我始祖来自浦邑,溯厥初也。迄今绵绵延延,各坊皆吾祖姓错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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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及民国初年,屯山祖氏共传历27代,聚居200余家,丁口1000余人,而历代又有不少外迁的族人,“支分派别,子孙散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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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氏定居于谢屯村之后,前五代人丁稀少,且大多失传,至第六代始分为乾、坤两房,时为明洪武年间。这一时期的祖氏族人,可能已形成以历代祖墓和某些祭产为中心的继承式宗族组织。据记载,祖氏自始祖以下,“列祖俱起墓祭”[5],“历宋元明,先人春秋墓祭第饮福于家”[6]。清代后期祖氏族内的公共产业中,也包括了上五代祖先的坟山,其中一处于嘉庆二十五年让与某族人“开坟一宾”,以换取年收租谷20箩的祭田,“充入始祖墓下,永作烝尝”[7]。此外,祖氏族内还有一座“晏公庙”,据说也是“溪西公所遗传之惠泽”[8]。不过,在明中叶以前,祖氏历代祖先均未设立专门用于祭祖的族产。如云:“溪西公肇基以来,未有祭田。想其时基业甫定,丁男未蕃,祀产之立盖有待及榕公。”“夫墓祭本先代所有,祭田非先代所立”[9]。明正德至嘉靖年间,祖氏乾、坤两房开始分别为本支祖先设立祭田,由派下子孙世代相承。自此之后,祖氏历代祖先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祭产,继承式宗族不断地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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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可能肇始于明代后期。这一时期,祖氏族内出现了一些“置产豪富”的大地主和低层士绅,开始在当地的社区生活中崭露头角。嘉靖三十六年,谢屯村的善男信女应前山凌云庙住持僧之请,集资组成一个神明会,举办佛教大道场,“自仲春启诵,迄冬方完。忏用之余,转放一年,得金十八两,乃立佃田三塅于苦竹坑场,计完苗外岁得谷六十余石,可足僧徒一岁日食之需,香灯赖是其有永也”。在“预会”信士、信女51人中,祖氏族人共占11人,而此事的发起人及撰写碑记者,即祖氏族内最早的生员“阳岩山人”祖英。[10]万历十一年,谢屯村居民再集一会,启诵经忏,并用余资购置庙田两塅。在此次捐资入会的50余人中,祖氏族人共占9人。[11]与此同时,祖氏族人也致力于宗族内部的整合。试见下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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