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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席饮福，凡墓下子孙，不论老少皆得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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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墓下新丁，应各充钱一百六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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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事承领公积银钱，务须以田契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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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善祠的“理事”必须以田契作为管理祭产的担保，自然是族内较富有的阶层，而其他族人虽有权“登席饮福”，但必须事先交纳丁钱，否则也就不得参加祭祖。在世德祠中，同样也有类似规定。如云：“祭资钱一百余千文，递年生息发胙。……惟榕六支派，得以充名领胙。”所谓“充名”，亦即交纳丁钱。清乾隆年间，世德祠和继善祠还相继以创置冬至祭产为由，要求族人捐资与祭、纳主配享。乾隆四十九年的《世德祠冬至祭簿序》记云：“庙貌虽巍，祭资尚缺；春禴虽设，冬烝未兴。……爰是禀诸族长，谋及族众，特起一例：凡榕六公派下子孙有送主入庙配享者，每位必充白金十两；子孙充名与祭者，每人必捐青蚨四百文。首事主之，或放息，或置产。庶值祭不必匡资，而礼器得以有备。即异日修整祖庙，亦可探囊而裕如。”乾隆五十七年，继善祠亦开此例，“各捐钱四百为生利滋息，以为冬至之资。后各房咸遵昭穆入庙配飨，每公神位议充烝尝银五两，永以为例”。至道光二年，世德祠共接纳配祀神位34名，继善祠共接纳60名。清道光至民国初年，世德祠共接纳545名，继善祠共接纳239名。通过充名与祭和纳主配飨，两祠都积累了大量的冬至祭产。这些祭产名义上归祠堂所有，实际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两祠内均设立专门的“冬至祭簿”，并由专人负责管理。例如，继善祠的《冬至致祭条例》规定：“新旧置买祭产，均属祠内充名捐资并列祖入庙配飨银钱历年总殖，渐积而成。……理事上交下接，三年为率。……交接之年，须合新旧理事、总理十六人结算帐目，现交银钱。”此外，以这些祭产为基础的冬至祭祖活动，只有曾经送主配飨者的后裔才能参加，而且每一代的新参加者都必须重新交钱。如云：“捐资与祭者，务要首年交钱四百生息，方许次年登席饮福。”从表面上看，此类宗族组织具有合同式宗族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参与者的所有权份额不明确，其有关收益也经常被用于建祠、修谱等其他公共事务，基本上还是属于依附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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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德祠和继善祠为基础，屯山祖氏族人再次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宗族组织，于清代后期逐渐形成了全族性的依附式宗族。据嘉庆十三年的《始祖溪西公祭簿序》记载：“先人分立两祠，一世德，一继善，每逢春秋墓祭合荐始祖暨（上）六代列祖。所以致其同敬合爱者，惟藉田产、祭簿，派祭首以聿修祀事，稽丁男而广充公积。掌是簿者，上交下接，后先承理，直同家乘，世袭珍藏。……论世二十有奇，计丁八百余多，谱虽未修，簿已先正。”祖氏上六代祖先并未留下祭田，究竟何时开始创置全族共有的田产，未见明确的记载。但据上文推断，大概是在世德祠和继善祠建成之后，通过派捐丁钱而陆续购置的。在明末编修的族谱毁坏之后，全族性的丁簿又是何时开始编纂的，也已经无从查证。不过可以推断，此类丁簿势必是在永宁、永明两支祭簿的基础上编成的。因此，清代屯山祖氏统一的宗族组织，应当是在雍正以后逐渐形成的。嘉庆至道光年间，祖氏族人又进而创建全族共有的祠堂，编修以历代定居于谢屯村的族人为主体的族谱。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祖氏开始选址创建“始祖之家庙”，至道光十年“始克告成”，号曰“典礼祠”。前后历时13年，“计费千金，所有经费出自诸公及孙曾之捐助”。所谓“诸公”，是指以历代祖先为标志的宗族组织，其中主要为世德祠和继善祠。[16]道光二年春，祖氏族人在合祭始祖之际，又决定编修统一的族谱。负责编修者以历代祭簿为基础，“征之各家笔记，考之各房墓碑，访之父老口述，汇纂编辑，纠工付梓。藉众力而事举，阅数月而事成”[17]。修谱的费用，同样是来自捐助。据称：“首事者既殚心力，又费资财，挨门题捐，历尽辛苦。”[18]在编成族谱之后，屯山祖氏仍继续编纂全族的丁簿，并以之作为派捐颁胙的主要依据。就控制族人的现实需要而言，丁簿无疑比族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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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屯山祖氏的宗族组织，除了分别以世德祠、继善祠和典礼祠为标志的三大依附式宗族之外，还有大量以历代各房祖先为标志的宗族组织。这些宗族组织大多是经由分家析产而形成的继承式宗族，有的已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有的则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兹略举数例，以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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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支第十一世“垂范公”派下子孙和永宁支第十二世淮、泗、汉、济四大房子孙，清初经由集资祭祖的方式，分别组成了以本支直系祖先为标志的依附式宗族。例如，乾隆十九年的《垂范公、叶劝娘、吴喜娘妈烝尝序》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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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岩公生子有五，只垂庆公、垂范公得分二房。……吾垂范公又生二子，长有杰、次有仪公，乾、坤分房，是垂范公又吾乾、坤两房所自出之祖也。然则，两房子孙何无特祭垂范公之举？盖以先年未立烝尝祭田，故但附祭于两房各祭其祖之中。……于是在祠治席，会集各房尊长公议，于有杰公、有仪公二祖烝尝内各抽出膏腴田租二十箩正，充为垂范公祭祀备酒之需，众各欣然。……兹因立簿，开列二房所充田产，酌定祭规，以为久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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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范生存于明代后期，“当明季乱世河山鼎沸时为粮长，因解金花银赴京，殁而不回”。因此，垂范死后未有坟墓，也未立祭田，派下二房未能专门为之举行祭祀活动，只是在分别祭祀本房祖先时一并附祭。在此情况下，从明末至清乾隆初年，都不存在以垂范为标志的宗族组织。乾隆十九年，派下二房专门为之立祭，也就确立了与此相关的宗族组织，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其《祭规》有“理事三年一换”及“每充新丁者纳钱三十文”之类的规定，这些无疑都是适用于依附式宗族的。此后不久，永宁支“榕六公”派下淮、泗、汉、济各房，也在“特祭”十世以上历代祖墓的名义下，形成了类似的宗族组织。据嘉庆二十年的《汉房致祭永宁公新立丁簿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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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西公十一传而至榕公，大昌厥祚，派衍淮、泗、汉、济四大房，建祠立祭，代有祀产。惟六代分支以下若德贵公、郭二公、珠三公未立祭田，历来春秋二仲祭榕公并追祭其先。乾隆壬午年，我四房议举特祭，照丁匡谷，照房领钱生息。……奈人心不一，乾隆丙午春当交接理事之期，淮各房不肯承领，致将众钱照丁均分，各房自行祭扫。我汉房于是年起自派理事承领，管理生息，迄今三十余年，恪守前规。……兹因旧簿填满，换立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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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六派下四大房，原来已组成以榕六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创建世德祠，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在乾隆二十七年集资“特祭”榕六以上历代祖墓时，只是在世德祠下增设了一个祭产单位，实际上并未形成新的宗族组织。然而，在乾隆五十年把有关祭钱“照丁均分”之后，也就派生出了以榕六派下各房为单位的四个新的宗族组织。由于这些组织的有关祭产及祭祖活动是由“理事”承领、管理的，因而都是依附式宗族。应当说明的是，淮、泗、汉、济四大房原来已各有本支祭产及相应的宗族组织，乾隆五十一年瓜分丁钱之后，似乎并未增加新的宗族组织。但在实际上，四大房原有的祭产都是按房轮收的，其相应的宗族组织都属于继承式宗族。而以特祭上五代祖墓的名义组成的宗族组织，都是以理事为首的依附式宗族，因而二者仍是有区别的，并未完全重复。例如，泗房在分到丁钱之后，历年都是由理事“交代生息”，单独办祭，至道光年间已积存祭钱60余贯，“每年即于致祭泗五翁之次日，我四房自行祭扫，仍旧在祠饮福”[19]。不过，当各房原有的继承式宗族也演变为依附式宗族之后，二者的分立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最终仍有可能合而为一。如汉房原有的祭产在停止轮收之后，遂归入上五代祭产统一管理。道光二年的《汉四公祭簿序》记云：“些小祭资，铢积寸累，今附入德贵公理事轮流交接生息。每于致祭德贵公之日，则并祭汉四公。现今公积有钱七十余千文，公议日下不必另行举祭，俟祭资增厚，培置田产，办祭有裕，再行充丁发胙。”据说，汉房原有的田产于乾隆至嘉庆年间被用于诉讼和修墓，“致将公积耗费，停胙二十余载”，因而无法继续按房轮收。然而，从长远的观点，各房的原有祭产都必将由按房轮收改为统一管理，因而最终都会导致同类宗族组织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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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氏族人于清初组成的继承式宗族，清中叶以后已相继向依附式宗族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的基本标志，是祭产管理方式的改变和“理事”阶层的出现。试见乾隆四十九年的《永庚公祭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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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凭据七房裔孙等，缘永庚翁祭谷六百余箩、碓厂一座，照依房序轮收久矣。兹因子孙良顽不一，贫富不等，致有祭祀衍期，钱粮拖累，贻羞先人。今议于祭田内抽出二处，土名乌坑办及东，共祭谷九十箩，并碓厂一座，苗银、苗谷归众祭祀。每房派定一个理事，收苗、还苗、完粮俱系理事者料理，值年者只收五百箩之谷，别无杂派，惟祭祀日备办碗碟瓯筯而已。……碓既入众，倘遇木商过坝补贴修坝之费，应存众公用。（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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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庚为永明支十四世祖，生存于明崇祯四年至清康熙二十六年。因此，其派下子孙组成的继承式宗族，大约也是形成于康熙年间，距书立上述《合同》的时间不会超过100年。如《合同》所述，当时其派下子孙已是“良顽不一，贫富不等”，亦即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把某些祭产及祭祖事务交给“理事”统一管理，从而也就导致了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实际上，即使族人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也会由于轮收的人数太多而产生各种矛盾，从而导致祭产管理方式的改变。例如，嘉庆二十年的《新立丽南公祭簿序》记云：“所谓烝尝，约计不下五百（箩），归完粮办祭外尚多利泽。……迄今派属蕃衍，轮流递及每十余载始得经历一年，不惟田界侵削难知，甚至全塅迷失莫识，溪、坑各埂颓坏，无有向前修理者；各佃苗谷、苗银输七遗八；更或谷收粮欠，拖累无辜，是何负先人至意也！于是众房长公议立合同，抽出……三处田并各佃苗谷，公举公正廉直者每房二位，近前承理征租、完粮、还苗、办祭，余剩者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等项。其未抽入田塅谷租，仍听房分轮流值收。”祖丽南为永宁支十四世中的佼佼者，“在一乡为一乡之望，在一邑为一邑之表”。其派下分为四大房，历代都出了不少科举人才，雍正时“入胶庠者十余人，贡举者八九人”，号称“一时人物望族”[20]。然而，即使是这样盛极一时的继承式宗族，也难免趋于解体。大致说来，清代屯山祖氏的继承式宗族，一般都只能维持三至五代，超出“五服”之外就势必向依附式宗族演变。为了对此有所强调，试再举两例。永明支十二世《宾岩公祭簿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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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庚子异居分产，先归宾岩公烝尝，计田租一百六十余箩。当日兄友弟恭，一门和顺，竟将祭谷每轮让熊公叠收一次，以酬家督厚劳。实分天、地、人三房，而作四股轮收，其苗米概洒三房四股各户下自完，值祭轮收者惟颁胙、治席而已。……（嗣因）人丁日蕃，虑非久远之计，于乾隆二十年三房酌议，暂行停胙，每房举知事房长二人，将贮存谷钱总殖生息，子母权算无遗，约得祭资百金，续置翁坑仔、榕树垅二处（祭田），其田（历年）租谷仍存众公积。凡派下子孙入泮者，得给银十两，以补谒祖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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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支十三世《以化公祭田簿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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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于）康熙二十四年髦期倦勤，为子分产，先归烝尝田租二百八十箩，其田米俱派四房各户完纳，值收祭谷者仅还四佃苗银、办祭、颁胙而已。……近因人丁蕃衍，耗费繁多，虑难行诸久远，于道光壬午春房长公同酌议，设立合同四扇，将乙酉五年分祭谷二百数十余箩暂停一载，存为公税……少壮每丁充钱一百二十文，抽出蔡玢后、油墘田租十箩，每年理事收贮，以备修田、整坟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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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第一例，从分家析产至形成依附式宗族，约历时95年，传世不超过四代；第二例，约历时137年，传世不超过五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演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即原有的继承式宗族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在不同形式下继续存在，与新产生的依附式宗族同时并存，相互补充。由于我们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是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的，因而未能反映这些宗族组织在清代后期的发展态势。但可以推论，随着宗族内部人口的日益增加，血缘关系的日益淡化和贫富分化的日益扩大，继承式宗族必将全面解体，完全为依附式宗族所取代。据同治元年的《廷宗公祭簿序》记载，该支派早在咸丰年间以前，已对全部祭田、书灯田等实行统一管理，“历年致祭报丁颁胙，罔有或违”，这表明该支派已完全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廷宗为永宁支十三世祖，生存于明末清初。其派下子孙于清康熙初年分家析产，至咸丰年间历时不到二百年，计世则不超过八代。由此可见，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演变，大约在二、三代内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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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初年，屯山祖氏已传历二十二世，而自第八世至第十八世的历代祖先，都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坟山、祭田、役田、书灯田、香灯田、店屋、借贷资本等族产，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从而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持续而又广泛的发展。尽管不断有些继承式宗族转化为依附式宗族，或是趋于分化和解体，但却又有更多的继承式宗族随之产生，这就势必形成各种宗族组织层层重叠而又相互联结的金字塔式结构。这一时期的屯山祖氏宗族组织，大致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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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屯山祖氏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发展进程。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屯山祖氏的依附式宗族特别发达，而合同式宗族却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这可能与祖氏的历代族产较为丰厚及士绅阶层的相继崛起有关。据不完全统计，祖氏八至十八世祖留下的历代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4000余箩，约合1000余担。如果加上祠田的收入，每年可收租谷6000余箩，另有大量的山林、店屋、借贷资本等。这些族产的收益，不仅可以满足办理各种宗族事务的需要，而且颇有余利，可供派下子孙分享。例如，永宁支十四世“丽南公”的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近五百箩，嘉庆二十年抽出归公“承理征租、完粮、完苗、办祭”和“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各项”的田租，仅占167箩，其余则由派下四房轮收，不必用于任何公共事务。永明支十四世“永庚公”的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六百余箩，乾隆四十九年插出“归众祭祀”及“收苗、还苗、完粮”的田租，仅占90箩，其余由派下七房轮收，“别无杂派，惟祭祀日备办碗碟瓯筯而已”。在此情况下，依附式宗族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财政支持，而合同式宗族的发展则缺乏相应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族产较为丰厚，对培植族内的士绅阶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士绅阶层的崛起又促成了依附式宗族的发展。祖氏族内专门用于培植科举人才的“书灯田”，每年共收租谷420余箩，分属于六个不同的支派。即使是没有设立“书灯田”的支派，一般也赋予士绅阶层额外的收租特权。例如，乾隆三十年的《缵侯公将烝尝作书田遗嘱》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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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太高祖勤俭苦读，蓄积发家，以及我祖，产业充大，并未设立书田。我父夺先公、兄升侯公，俱列胶庠，我不才亦与焉。每念及继志述事，人之大经……尔等俟我西归之后，分炊之日不必设立书田，凡我派下子孙有志勤学、克绍书香者，即将我烝尝不论谁房值收，让收一载，以为冠带谒祖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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