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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闽西北山区的宗族组织，较为完整地经历了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聚居宗族中，继承式宗族一般都能得到持续而又稳定的发展，从而构成闽西北宗族组织的雄厚基础及其主要形式。如果聚居宗族中的公共族产较为丰厚，而且族内士绅阶层较为兴盛，依附式宗族的发展也可能较为完善，而合同式宗族则难以得到顺利发展；否则，依附式宗族的发展可能受阻，而合同式宗族则相对较为发达。闽西北地区的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此类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一县之内扩大及于数县、数府乃至数省，县级以上的散居宗族大多与士绅阶层的科举事业及政治活动有关。笔者认为，闽西北宗族组织的这一发展进程，是在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小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因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宗族组织的内在演变趋势。在其他社会生态环境相似的南方山区，如皖南、浙东、粤东、粤北及湘、赣两省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可能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当然，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测，其准确性如何还有待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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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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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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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南沿海泛指闽江下游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霍童溪等流域，明清时期共设有四府二州，即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兴化府及福宁州、永春州。这一地区有福建的四大河口冲积平原，人口稠密，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大，易于形成强宗大族。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于明代中叶及清代初期先后经历了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宗族组织的正常发展进程受到了全面冲击，出现了较多的变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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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刊行的《闽县乡土志》和《侯官县乡土志》，对本县各地的人口及族姓构成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足以反映福建沿海平原的宗族聚居概况。在两县所属乡村地区，除了少数开发较迟的村落外，大多数村落为单姓村或由少数大姓构成的主姓村，杂姓混居的村落为数甚少。《侯官县乡土志》记述了全县500多个村落的族姓构成[36]，兹分类统计，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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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侯官县村落族姓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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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清末侯官县的649个村落中，单姓村共194个，约占30%；主姓村共182个，约占28%；杂姓村135个，仅占21%。如果扣除族姓构成不明的138个村落，则单姓村和主姓村共占村落总数的74%，而杂姓村仅占26%。由于单姓村和主姓村的开基时间大多较早，因而其人口也较多，而杂姓村的开基时间一般较迟，因而其人口也较少。换句话说，清末侯官县的绝大多数人口，是集中于单姓村和主姓村中的，同族聚居的现象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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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县乡土志》详细记述了全县主要族姓的始迁祖及其开基年代[37]，兹以前十五大姓的有关资料为例，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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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县前十五大姓开族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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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在闽县前十五大姓的71位开基祖中，定居于宋以前的共有40位，约占56%；定居于宋元时期的共有13位，约占18%；定居于明清时期的共有18位，仅占26%弱。此外，在排名16至30位的15个大姓中，共有开基祖25位，其中定居于明代以前的共15位，占总数60%；定居于明清时期的共10位，仅占40%。由于每一大姓各有若干位不同的开基祖，因而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聚居宗族。大致说来，每位开基祖各代表一个聚居宗族，如林姓共有9个，陈姓共有8个，其余可依此类推。清末闽县各地的主要聚居宗族，总户数一般都有数百户乃至数千户，往往连亘数村乃至数十村。兹略举数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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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湖区……各村族姓户口，以黄、郑、林、陈四姓为最大。黄姓，则义序黄一族已不下二千余户，居义序者二千零户，又尚宝墩、半田各有三百户，星墩、赤东各有一百余户，此皆黄氏一姓，与义序同族也。连坂、邵岐两乡，亦各有二百余户，亦皆黄氏一姓。若郑氏，黄山除刘姓数十户外有五百户，胪厦有三百户，洋下有三百户，城山有百余户，至屿头、叶下与林、许二姓杂居，亦各有数十户。林姓，则城门一族为大，约有八九百户，如鳌里之百余户，三角埕之数十户，皆与城门林为一族也；次则林浦林姓有七八百户……若螺州之州尾及朱邵宅林姓，各有三百户；如屿头、后坂、日宅，皆不足数十户，统计有二千余户。陈姓，则螺州一村为最显（村有吴陈村之称），计有七八百户；次则三墩头三乡（鳌山头、乾元墩、紫霸墩），皆陈氏一族，计有五六百户；他若花园、渡尾，各有一百余户；下店、下州、桥南、尤宅、牌下、叶下、蒲墩，与各杂姓同居，亦各有数十户；统计亦不下千七八百户。其次则浦下新桥刘氏一姓，有八九百户；郭宅、铜边郭氏一姓，有七八百户；潘墩、下州潘氏一姓，有六七百户；北园、首山王氏一姓，有五六百户；杨庄、杨厝前杨氏一姓，有二百余户；下濂、山边李氏一姓，有二百余户；上董、下董董姓，有百余户。他如上州、程巷、池头、芋壑、光桥、方岐、湖埭里各乡，皆不过杂姓聚居，则村小而族亦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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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南里……各乡族姓户口，以下洋为最，严、黄二姓各有二千余户；次则梁厝之梁、胪雷之陈，各有六七百家；又次则石步有四百余户，而王姓居其半，林、萨、刘、邵等姓半焉；谢坑有三百户，杨、谢两姓各百余家，卢姓数十家；浚边有三百户，皆张氏一姓；湖沶、湖泷、北边三村凡三百余户，皆郑氏一姓；古下、清凉有二百余户，皆林氏一姓；江店、官路边两乡共一百余户，皆江氏一姓。他如樟岚、卢岐……二十余乡，张、黄……等姓错杂而居，大者不过二百户，小者不过数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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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七里各村族姓户口，以林姓一族为最大，计五千余户，环珠山居者曰尚干村……有三千余户。村之东北隔江有半洋、枕峰，计共五百余户；由枕峰而南柘岐山一带，山居错杂者共数十户；村之西北里许为山边、中房，计二百余户；又北为岐头、门口、渡头、肖家道、鲤尾，计二百余户，皆背山面水而居；对岸有云礁洲、塔礁洲，共有百余户，乃近年所迁者；村之西南有牛山、龙屿内、龙屿外及馆前、山前、山后，与什姓杂居者四百余户；村之南……各村杂各小姓而居者，不下五百余户；此皆林氏支派散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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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七里区户口族姓，以林、陈、郑为最大。白田一千户，皆郑姓；营前一千户，林有六百；湖里、塘限、唐安、半野、塘屿、前汀、黄石共千六百余户，皆林姓；陈之散处各村者，亦有千余户。余则以黄、李为大。赤屿村六百家，皆黄姓；下洋村六百家，皆李姓。至刘、谢、王、杨诸杂姓，则百家、数十家不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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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清末闽县的白湖、仁南里、内七里、外七里等区，聚居达千户以上的族姓比比皆是，而聚居达数百户的族姓则等而下之，甚至被视为“杂居”“散处”。像福州地区的这种宗族聚居规模，在闽西北山区是很难想象的，而在福建沿海平原却是很普遍的。在此应当说明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之大，不仅与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而且与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有密切联系。在清末福州农村，相当多的居民已经不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生，而是以从事工商业或商品性农业为生。例如，闽县外七里区，“村民多以烧陶、伐石为业。塘屿村三百家，皆业石工；黄石村六百家，则业陶瓷；出产以灯心草为大宗”[39]。侯官县沙堤，“赵姓千余户，业耕织及商”；泽苗，“张姓千余户，习农商，乡多产橘”；陈厝，“居民陈姓约九百余户，习四民业，土产橘、李等物”；大文山，“约六七百户，皆陈姓，田地无多，均习烧瓦，计有瓦窑十八所”；甘蔗，“土著三千余户，程为大姓，间有张、邹、林、郑各姓，有业儒者，有力田者，有牵车服贾者……夹洲多植橄榄、桑、蔗，颇称富庶”[40]。这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不仅为宗族聚居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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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福建沿海地区已有不少强宗大族。早在北宋中期，蔡襄已指出：“温陵、临漳、莆阳三郡之民，岁输镪以税其身……故强宗右族力于兼并，游手惰农因之以流荡。”[41]可见，在当时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强宗大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不过，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宋代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一般是以当地的某些寺庙为依托，而且大多与名儒显宦的政治特权有关，其社会性质较为复杂，自当另有专论。南宋以降，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逐渐脱离寺庙系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元明之际，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纷纷建祠堂、置族产、修族谱，陆续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明清之际，由于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的冲击，沿海各地的宗族组织大多经历了解体和重建的过程。清中叶以后，沿海各地的聚居宗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逐渐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散居宗族。下文着重分析沿海宗族组织的阶段性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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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前沿海依附式宗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建祠之风的盛行。福建历史上的家族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故居，俗称“祖厝”，后来经由改建，演变为祭祖的“专祠”。在族谱中，往往直接把先人留下的“祖厝”称为“祠堂”，因而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祠堂之设早已有之。实际上，专门用于祭祖的“祠堂”，是南宋时由朱熹发明的。在此之前，“祠堂”一般是指神祠，即祭神设施。不过，朱熹所设计的“祠堂”，只是附设于居室之中的神龛，而且只用于奉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类似于后来的“私室”或“公厅”，而不同于独立于居室之外的“专祠”。[42]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对考察宗族组织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祖厝”“公厅”“私室”或朱熹所设计的“祠堂”，都是局限于居室之内的，很难用于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宋以后形成的“专祠”，却是独立于居室之外的，其祭祖规模可以不断扩大。因此，在聚居宗族的发展进程中，创建“专祠”可以视为依附式宗族形成的主要标志。在福建沿海地区，至迟在宋元之际，已经出现独立于居室之外的“专祠”。试见宋末莆田理学家黄仲元的《黄氏族祠思敬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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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以祠名，即古家庙，或曰“影堂”，东里族黄氏春秋享祀、岁节序拜之所也。堂以“思敬”名者何？祭之所思主乎敬也。所以有斯堂者何？堂即族伯通守府君讳时之旧厅事，仲元与弟仲囤、日新、直公，侄现祖、与权得之，不欲分而私之，愿移为堂，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讳滔公以下若而人，评事公讳陟以下大宗、小宗、继别、继祢若而人，上治、下治、旁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亦曰，天之生物一本也，子孙孙子，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不祠，何以奠世系、联族属、接文献，而相与维持礼法以永年哉！……或曰，新斯堂也，费焉须四节缩祭田之赢，勾稽山林之入，弟侄宗族间资助焉，或微乎微，具刻牺碑，此不书。后来者，墙屋之或当修，器具之或当庇，吾宗有显达者、良奥者修之、庇之，犹今之年，庶俾不坏，书之又不一书。（余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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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书立年代不明。黄仲元为南宋咸淳七年进士，宋亡后设教乡里，著述甚丰，被誉为“理学名儒”。其弟仲固曾任教谕，日新曾任提领，侄现祖为宋郡马，与权曾任典史，都属于宋末的缙绅阶层，建祠之事可能也是发生于宋末。如上所述，黄氏“思敬堂”是由先人故居改建而成的，奉祀自始祖以下的十三代祖先[44]，其经费则主要来自于族产的收入。由于“思敬堂”是由少数士绅创建的“族祠”，而且祀及始迁祖以下的历代祖先，因而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已形成以士绅阶层为首、包含全体聚居族人的依附式宗族。另据明人记述，正统年间聚居于此地的黄氏族人，仍是以这一祠堂为中心，“岁时族人子姓聚拜祭享，久而益虔”[45]。可见，这一依附式宗族的发展是颇为稳定的。在黄氏建祠前后，莆田的另一世家大族“九牧”林氏也曾经“建先祠”“置祭田”，但据说其祠堂“规制卑狭，不足以交神明”，至明初又“即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46]。很明显，林氏的祠堂也是由先人故居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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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宋至明初，建祠活动尚未普及，祠堂的规制也不统一。明代前期的士绅阶层，对建祠活动还颇有疑虑，长期为祠堂是否合于“礼”而争论不休。弘治二年，莆田缙绅彭韶在《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47]中记云：“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 永乐年修《性理大全》，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由此看来，当时有关争论的焦点，在于可否设立奉祀五代以上远祖的“专祠”。如果依据宋儒设计的祭礼及明王朝的有关礼制，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然而，当时莆田民间的建祠祭祖活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仅“诸名族”多有“专祠”，而且“祀远祖”也习以为常。其原因，自然是为了适应宗族发展的需要，扩大“敬宗收族”的范围。彭韶在上引碑文中指出：“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因此，民间无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断对祠堂之制进行改革，而士大夫则试图作出理论总结，并加以推广，从而也就促成了这种以奉祀远祖为特征的“专祠”的日益规范化。明成化年间，莆田缙绅翁世资在《清江周氏宗祧碑铭》[48]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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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我清江著姓……宋南渡前家乘已毁，蔑所考矣。居于清江，盖土著也，故周家巷之名已久。……岁时禴祀，恒于正寝，或有祠堂，只及四代。至是，其正宗子孙欲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率所亲以崇其祖而及于无穷，爰作是祧。虽于礼有所未合，崇本亲亲之意不无有可书者。余周甥也，用佥以碑铭请。按，周所知之祖十七朝奉，再传为宜教府君，遗像尚存，皆宋衣冠。宜教生三三、三四府君，三三居正宅，三四居后堂。正宅之厅事有廉廊，别尊卑，序长幼，而他宅所未有，故有“上廊”之号。……据世次云，孟仁府君乃周之正宗也。孟仁资产颇厚，有遗下祭田几三百亩，其孙曾衰其祭扫门户之余，作是祧。肇工于成化丁亥，讫事于成化辛丑。中构堂，堂北列五龛，中龛立一神牌，祀十七府君以下，以底孟仁君而止，祔之以族人之无后而又无私房可归者；岁正旦，则为一祭而合族焉。其四龛各立一牌，祀孟仁府君派下四房之祖，暨其房之物故者皆登焉；俗节献时，始得及之。盖是祧乃孟仁府君孙曾所出，上迨其宗之所始，崇本也；下详其宗之所分，亲亲也。崇其本则视一族无所不当爱，仁之合也；亲所亲则又不至于泛爱，义之分也。迪仁秉义，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堂之中为陈设位，南为两阶，阶上树门，无事则以时启闭，有事则以严开关。阶下复之屋，为子孙行礼之位。又以子孙繁伙，等第不可紊也，故屋外为露台以足之。堂东西为两夹室，匾其东曰“思成”，以为致斋之所；西曰“绥禄”，以为燕私之室。燕私之时，男归“思成”，女归“绥禄”焉。二室之外，翼以两厦，而庖厨蠲涤皆在焉。厦南缭以两长廊，东曰“东跻跄”，西曰“西跻跄”。外则迁主事□之绰楔以为中大门，以其为是祧之门，匾曰“桂苑”。……不佞嘉之，且欲告余之若子若孙也。（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