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8709
明嘉靖以后的近百年中，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宗族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然而，清初的战乱及迁界之变，又使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再次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清人余飏在《莆变纪事》中，对明清之际当地的宗族兴衰有如下概述：
1706658710
1706658711
吾邑束于山、旷于洋而纵于海。山或数里一村，村不过数家而已也；洋则连聚环落，星罗棋布，大或数百家，小亦数百人；其滨澥者称是。……一姓或二三千丁，一村或一二千人。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祯甲申一百余年（实为82年），休养生息。他不可知，即如霞林是吾母外家，吾常游其处，一年报新生子多至数十人。一姓如是，他姓可知；一乡如是，他乡可知。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国变以后……官兵一出，或对阵，或洗寨，乡村鸡犬为之一空。计此时人民之死者已一半矣。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
1706658712
1706658713
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就莆田平原而言，实际上也适用于福建沿海其他地区。尤其是康熙初期实行的迁界政策，更是导致了沿海聚居宗族的全面解体。
1706658714
1706658715
清初实行迁界的目的，是为了对郑成功的抗清据点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郑氏集团与内地的联系。早在顺治十七年间，已在靠近厦门的同安县和海澄县实行小规模的迁界，沿海八十八堡居民被迫迁往内地。[91]顺治十八年，又以江、浙、闽、粤沿海“逼近贼巢”为由，尽令迁移内地。[92]福建沿海于康熙元年全面实施迁界，至康熙八年实行局部展界，康熙十九年后全面复界。[93]康熙二十二年的复界特使杜臻，详细记述了福建沿海的迁界范围及迁荒顷数[94]，兹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以供参考。
1706658716
1706658717
1706658718
1706658719
1706658720
1706658721
1706658722
1706658723
上表中列举的界外村镇，凡加“*”者为“入海”，即地处半岛，其余为“附海”，即地处内陆。由于福建沿海地形复杂，半岛甚多，因而实施迁界的范围也较大。根据清人有关记述，实施迁界的地区一般只限于沿海30里以内[95]，而福建各地划定的“边界”，离界外村镇大多超过了30里，最远者竟有90里之遥。应当指出，上表列举的界外村镇，只是界外地区的少数最主要聚落，而不包括所有的界外村镇。例如，莆田县被划为界外的共有700余村[96]，而上表中仅列举6处。此外，根据朱维幹先生的考证，杜臻所记录的迁荒顷数，实为康熙八年实施局部展界后的迁荒数，若据福建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最初的迁荒数应为3万余顷，而非杜臻所记录的2万余顷。[97]
1706658724
1706658725
清初强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是极为残酷的。《榕城纪闻》记云：“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处，放火烧屋。……部院派往海边烧屋，计用长夫一千三百名。”《莆变纪事》记云：“刻其十日内不迁，差兵荡剿。……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境。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清廷在下令迁界之后，曾谕告各省督抚“迅速安插迁民，酌给田园房屋”[98]，而实际上并未付诸实行。福清人薛熔在《桐林族谱序》中记云：“壬寅奉令内徙，火海滨庐墟之，听民自裹粮，挈男女老羸，惟所之而止。既不若贾让所言，出数千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又不若元封时徙东瓯闽越处以江淮之地，业与地两无所资。蹩蹙死亡之余，散依远近各乡，若外都邑及楚豫吴越，有相去千里而遥者。”[99]在此情况下，被划为界外的聚居宗族无不土崩瓦解，流离失所。例如，《诏安蒲氏家谱》记载：“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方，是以流离逃散，所有坟墓、木主尽失落焉。”[100]《铜山南屿陈氏族谱》记云：“国朝康熙三年甲辰，铜被迁移，西平藩统大兵至铜山勒迁，推城焚屋，居民逃窜，惨甚不堪。祖祠焚毁，屋舍丘墟，而坟墓亦复凄然。族人分散各处，不可胜纪。”[101]海澄县《圭海许氏世谱》记云：“康熙元年壬寅，禁严接济，朝议移界以绝交通，弃政桥以东为界外，遂使田里就芜，族姓鸿嗷中泽，而栖神祠宇竟销毁于金戈铁马之健儿矣。”[102]同安县《集美陈氏族谱》记云：“清朝康熙二年，被大兵进剿，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103]晋江县《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记云：“顺治庚子十七年，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芜，父子兄弟流离失所，族谱一尽失落。”[104]莆田县《锦南蔡氏世谱》记云：“丙戌清明鼎革，中间治乱频仍，越辛丑滨海迁移，故园禾黍。既迁而复，复而又迁，将二十余年。子姓流离，不可名状，遑计及家乘乎？”[105]至复界时，各族人口已大为减少，祠堂、祖厝、祖墓、族谱等已丧失殆尽，原来的宗族组织已完全解体，因而必须重新组建。
1706658726
1706658727
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可能经由两种不同途径：一是以少数官僚或豪强之士为核心，重新组成依附式宗族；二是由陆续回归故里的族人自由组合，形成某些合同式宗族。关于前者，以晋江县衙口施氏宗族最为典型。据族谱记载，施氏定居于南宋初年，崛起于明代中叶，嘉靖间始修族谱，崇祯时始建祠堂，至明末已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宗族。[106]清代初期，其族人施琅因平台之功而显赫一时，其族众却因迁界而流离失所。据说，早在迁界期间，施琅已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族人，使之免于失散。如云：“虑子姓之颠连也，则于内地安置田宅，而给以牛种；又虑故庐之丘墟也，则于青阳建立祠宇，以联其族众。”[107]然而，大多数族人并未得到实惠，以致“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担保”[108]。复界后，施琅又极力招抚流亡者回乡，“族众数百家待以举火”[109]。与此同时，又倡修族谱、重建祠堂、恢复祖墓、广置族产，使原有的依附式宗族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在《重修家谱序》中记云：“自辛丑迁移，诸巨族豪宗，凡销沉于兵燹流离者，指难胜屈。今日者，祖里栋椽虽烬，庐址依然，子姓之伦散而复聚，簪绂之旧替而复兴。……爰于公余，载集诸宗老拓建庙宇，覃及宗谱。”[110]康熙二十八年，施氏宗祠建成晋主，施琅又亲自撰文记云：“崇祯庚辰建大宗祠，甫二十余载值海寇为乱，顺治辛丑沿海村民尽移内地，祠因以毁焉。……余惟国事勾当祖灵未定为念。丁卯年冬，复建是祠于祖宇，越戊辰秋告成。今以己巳年季春二十六日奉主入庙，楹几聿新，爰志以垂后人云。”[111]至于由施琅创置的族产，更是名目繁多，难以尽述。在他死后，诸子又先后创设“义学”[112]，增置“义田”[113]，制定族约，重修族谱[114]，使这一依附式宗族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康熙五十四年，施氏族人在《提阃怡园公修族谱序》中记云：“今吾族人丧有助，娶有资，子弟之贫而读者，遇省试各予以资斧。”[115]他们把这些都归功于施琅父子，并专门为施琅举行“诞辰特祭”[116]，以示不没其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施氏聚居宗族的发展，是与政治特权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对当地的其他居民构成了很大威胁。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即以保护祖墓为由，在“结草山”一带实行封山，不许当地居民“混葬”[117]。在他创置的族产中，也有不少凭借特权占有的“税银”。试见其子施世纶书立的《祀典租额碑记》[118]：
1706658728
1706658729
呜呼！先公太傅襄壮公身受祖宗之庇，世膺茅土之封。其于敬修祀典，贻厥孙谋，创有供祭租额，享祀不忒，可谓至矣、尽矣！顾租额虽有簿籍登载，恐岁久或致遗亡，兹将租粟、草税、湖税、海税、店税五项岁所收入额数，详开勒石，置之大宗之庙，昭示来兹，以垂永远。……
1706658730
1706658731
祀业额数计开：
1706658732
1706658733
一、衙口许婆庄等乡园租，每年壹万伍千零伍拾肆觔。
1706658734
1706658735
一、西周、埔宅等乡，每年草税银壹百肆拾叁两。
1706658736
1706658737
一、翁厝、龙湖等乡，每年湖税旧额银叁拾叁两捌钱。
1706658738
1706658739
一、浔美、鲁东、埔头等处，每年海税银叁拾两。
1706658740
1706658741
一、衙口店屋，每年税银贰拾肆两零贰分伍厘。
1706658742
1706658743
康熙三十八年乙卯仲夏谷旦，十七世孙世纶记。
1706658744
1706658745
上引碑文中的“草税”“湖税”“海税”等，都是政治特权的产物，实际上是强加于当地居民的法外之征。其中龙湖税银一项，于雍正三年被收归官有，当地居民为此立有《沐恩碑记》[119]。据称：“窃俊等乡附龙湖之滨，所有田地产业赖湖息以资生，或取湖中草蔬为粪水者，或取湖中湿生以资口腹，此湖诚俊等湖滨残黎不可或缺者也。故历宋至今，湖民受纳课米四石二斗六升，载在额征印册。现据施府势炎，强征代纳湖米，横征税银。凡下湖者，通令必先向伊领签，每签例银三钱，方全性命。稍有乡愚无知者，炎丁、炎干如虎如彪？捆缚凶殴，极尽酷刑。所以，乡民不得不俯首而待命。计其签，年不下六七百根；计其赃，年不下二百余两。……俊等孱弱畏威，本不敢诉，只以横征靡极，脂膏已尽，虽生犹死，犹冀死里逃生。爰集众议明，本湖课米准许守分急公，照旧完纳，毋致横征万惨为妥。”为此，县令叶某批云：“嗣后湖内草蔬湿生等物，准尔等照旧急公输课，下湖采取，不许施家仍霸，勒令领签横征。敢有抗违，许公呈人联呈到县禀明，定行严拿究治，断不轻恕。”[120]由此可见，衙口施氏宗族势力的扩张，一度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1706658746
1706658747
像衙口施氏之类的豪门势族，为数不可能很多。不过，在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中，士绅阶层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一时期沿海各族的祠堂、族产等，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发起创置的，或者是由某些士绅独资创置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组织，一般都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例如，晋江县陈江丁氏的《列祖神主入大宗祠合祭祝文》记云：“大宗祠自午亭公重建，康熙乙丑倾损不可复睹，雁水公捐清俸百金，倡族人重新，完其中堂。”[121]所谓“午亭公”者，为明代族绅丁日近，官至户部主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重建了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的祠堂，强化了丁氏宗族组织，其牌位被送入丁氏祠堂供奉，接受全体丁氏族人的祭拜。[122]所谓“雁水公”者，即康熙时的族绅丁炜，官至湖广按察使。他于康熙二十四年倡修祠堂正厅后，又于康熙四十三年募集11名“董事”，各捐“四十金”，对丁氏祠堂进行全面改建。竣工后，族人“请雁水公并十一人董事祖考妣升祔”，并为之“列席合祭焉”[123]。当时的11名“董事”，其身份不明，估计当为丁氏族内的豪强之士或某些较为强盛的支派。据说，丁氏祠堂中的配享者，原来都是“缙绅禄位”，是专门为“激励后人，优待缙绅”而设的。至康熙四十三年，“以就丁鸠银未能成事，阖族公议，有充银肆拾两共成斯举者，许晋祖、考及妣入祠，春秋配享”[124]。这一时期，丁氏缙绅的特权地位已受到冲击，但尚未完全丧失。次年，丁氏各支派即于《晋主合约》中声明：“此系权宜，事竣之日，永不为例。”[125]这表明，捐资晋主之后的丁氏宗族，仍然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些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主要依赖于向族人派捐，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七年，莆田县东沙蔡氏族人记云：“兹荷敕归桑梓，得藉茅栖。凡我子姓，依先人旧址，思先公之凭依无所，而子孙之对越宁无恫然乎？……丙寅春，合议建祠祀忠惠公，以东沙列祖配，苟合苟完。丁卯夏，风雨异常，祠又就圮。秋，更照丁鸠金重建。董其事者，叔祖当寅、叔树亭、昂叟，兄逸泉、弟辉山五人。”[126]在这里，蔡氏宗族得以实行“照丁鸠金”，无疑是以对族人的某种支配权为前提的。由于蔡氏自宋明以来簪缨不绝，士大夫在族内的统治地位较为稳定，因而依附式宗族的恢复和重建也是较为顺利的。实际上，上文列举的“董其事者”，也都是早在明末已获得科举功名的“先朝遗老”[127]。至于完全由少数士绅捐资重建的宗族，自然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五年，漳浦县缙绅黄性震独资创建了“诒安堡、家庙、义学、祭田、学田、义田”等，并全部捐为族产，从而组成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依附式宗族。据说，黄氏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筑梅月堡，保聚族里，以卫祖祀”，至清顺治五年“以邻变被毁，复迁族湖西”。此后，虽有族绅倡修祠堂，皆“倏兴倏毁”，加上族产已荡然无存，“宗族之秀者无以教，贫者无以养，散者无以聚，而居者无以固也”。因此，黄性震此举的目的，在于“妥先灵而资教养”，使族人有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有关碑文中记云：
1706658748
1706658749
当堡未建时，吾宗家此者仅数十椽，余皆荒烟蔓草。今惟敦睦之义，堡虽吾所独成，地仍不敢独有。凡有地之家，听家督公议地价，与之平买。买得之后，首以鼎建祖庙、义学。虑其上下左右鳝辅，复建小宗祠及房舍、书轩数所以卫之，并建广平王庙，以为闾里祈年建醮祝福。外此，量付本人自盖居室，余与六房阄分，公众盖造，不以尺寸自私，志公怀也。恐子孙数传渐成疏远，或以买地取回，或以卖地取赎为辞，今将所买分与公众盖造之地充为祭地，每年计间出地租银二分，轮房办祭，周而复始，杜争端也。复买祭田载种二十石，以供粢盛；学田载种二十石，以备束膳膏火；义田载种四十石，以备宗族中之孤苦穷独不能婚葬者，酌其果否以助，彼素封者无与焉。公举房长、德望之人，递主其事，而时其出纳，以防侵蚀，为可久也。[128]
1706658750
1706658751
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黄性震时为湖南布政使。两年后，他又为乃父、乃祖及曾祖分别设置祭田，卑立碑记云：“第念自吾身至期功、缌麻之亲，同此祀者盖不下千百指，因更为吾五服内之父兄子弟孝思计，置曾王考祭田种拾石、祖考察田种贰拾石、先考祭田种肆拾石。各照支派，按房次第轮主其事，将每年所入备四时祭祀，并纳本田赋徭外，所有余剩给与轮主之人，以资膏火，俾得少沾余润。”[129]在这里，他又依据“小宗”的模式，重建了以“五服”为限的继承式宗族。像湖西黄氏这种完整而又系统的宗族组织，在复界之初是很少见的，可能只有像黄性震之类的高官显宦才能做到。不过，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在士大夫的心目中，理想的宗族组织形态应该是既有“大宗”也有“小宗”，即依附式宗族和继承式宗族同时并存。当然，如果二者不可兼得，他们可能首先致力于“大宗”的建设，以整合全体聚居族人为己任。
1706658752
1706658753
在士绅阶层不发达的聚居宗族中，宗族组织的重建一般是采取按股集资的方式，形成合同式宗族。试见康熙二十七年仙游县钱江朱氏的《重修祠堂合约》：
1706658754
1706658755
立合同下亭房谨逵、小头房飞川等，因族中宗祠原系元至治年间文一公建立三座，奉祀祖先，捐租以供祭扫，以前三座祠地及祠租俱与下亭、小头二房无干。因迁移，祠宇煨毁。越今展界，合族兴复祠宇。念同一本，应凭下亭祖稷珩公、稷轲公二房分支复对半纠银，亦如文一公与小头房分支一例。但下亭、小头二房丁少力微，银两不敷，只照六房，各应一分，纠银协建。其下亭房下银两，俱系元煌、元太代抱使用，不得临时推扩。后来整祠及庙目兴复，前座俱听众六房各应一分，通行祭扫。其祠地仍系四房文一公派下掌管，并无取租取价情由。……乡族另有逸斋公遗下租及纠建六房祭租，仍照六房轮流当办。（余略）[130]
1706658756
1706658757
朱氏祠堂原为文一派下四房所有，万历元年曾集资重建，也只限于文一派下的四房子孙。此次重建后，则改为“六房”所共有。所谓“六房”，是在集资建祠的过程中编造的，实为“六股”的代称。如果依据朱氏原有的世系，自始迁祖“逸斋公”而下，先分为稷珩、稷轲二房，而稷轲派下又分为文一、小头二房，至文一派下复分为长、次二房，其长房、次房又各分二房，共为四房。在上述《合同》中，由于文一派下四房承担了六分之四的建祠费用，而稷珩派下（下亭房）及小头房只分别承担六分之一，因而下亭房和小头房只能降格以求，与文一派下四房并列为六房，以示权益均等。值得注意的是，朱氏族内原有“逸斋公”留下的公共族产，这时也为“六房”所占有，与“纠建六房祭租”一并“轮流当办”。据《朱氏族谱》的《康口上吴地志》记载：“万历六年，若辉公合议，照丁出钱二两八钱，承买地七分，以固（祖墓）风水。递年轮流收租，祭扫逸斋公（墓）。”这表明，明代后期的钱江朱氏族人，已组成以“逸斋公”为标志的依附式宗族。然而，至复界之际，这一依附式宗族已不复存在，其地位遂由“六房”组成的合同式宗族取而代之。莆田县东沙蔡氏宗族，复界后曾一度重建了以士绅为首的依附式宗族，至雍正时又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在《锦南蔡氏世谱》的《列传》中，记述了与此相关的一次戏剧性事件，兹摘引如下：
1706658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