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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台湾移民社会逐渐演变为定居社会，合同式宗族的形式及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移植型”宗族演变为“土著”宗族。兹以苗栗汤氏“始祖尝”为例，考察早期移民宗族的土著化进程。汤氏原籍为广东镇平县高思乡，其共同始祖为元代迁居当地的“四十七郎”。乾隆五十三年，汤氏族人在《始祖尝簿序》中记云：“自元以来，历今数百余年，我子姓蕃庶，直不下万余。……及后土满人繁，有转徙他乡者、只身望台而渡者，因思木本水源，敛尝立簿，永为享祀。……鹏等复念少游海外，追远犹存，更约叔侄一百有奇，各拈花边银一员，积累生放，为始祖祭祀之需。”[180]据此可知，汤氏原籍已有同类宗族组织，其成员包括“转徙他乡而去者”和“只身望台而渡者”，是经由“敛尝立簿”而成的散居宗族。[181]此后，移垦苗栗地区的一百多位汤氏族人，又在当地按份集资，组成以奉祀始祖为标志的合同式宗族。关于该组织的形成时间，未见明确记载，估计应在乾隆中期以前，其创建者则为“少游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该组织创建之初，由每位成员各捐资一元，统一放贷生息，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祖活动。至乾隆五十三年，其“尝份”已增值为每份八元，并规定“放生务要殷实并田契文约为凭”，可见有些成员已经置产定居。道光年间，该组织开始创建祖祠，并陆续增置产业，设立“新规”，其组织形式及社会功能都日益复杂化了。试见以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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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七年八月六日祭祠，当众公议，尝内叔侄有往郡考试者，每人众帮盘费银叁元；若仅赴厅、县考试者，不得向众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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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廿年庚子岁三月廿四日，当众合议，本尝老规，有拆顶尝份者每份准拆佛银捌元。于甲午年合建祖祠经始，至丙申八月落成升龛，依照尝份编次缮写牌名，以垂永久，获福无疆。……兹叔侄议立章程，嗣后既写牌名者，永不准拆割并生借等情。纵有贫富不均及不肖裔孙要拆割祖父尝名者，其银准拆佛银捌元，其牌名不能刮去。承受者只得顶名领胙，其拆割者亦不得以牌名仍在，照份均分祀典。至承买人要上牌名者，每份须帮出祠宇牌礼银拾陆元，依众酌议，另立新牌，以享棰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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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九月初九日祭祠，合族到场酌议，重立新簿四本一样，并公戳一颗，分作四孔随簿，公举诚实四人收执。如遇尝内有公务，无论单凭约据，必须四孔合成盖印方为凭准。至应祀之日，各执簿、戳者须献出公看，其应祀费用算结，至次日登（簿），众过明讫，每年盖一印记为凭，后各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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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佃人要赎田耕者，须向执簿、戳之人通知，传同祀内老成叔侄，商酌租粟、碛地，立约为据，不得擅专。至每年小租粟，系佃人仓贮，如若出粜，执簿、戳人传同祀内老成叔侄，到祖堂公议，定计妥当而行，不得私相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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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尝内名之裔孙，永不许拆散会份，当念祖先致意津敛之尝祀。纵有不听苦劝愿拆者，必须向公众公顶，无论祀内外人不许承顶。如有私行拆顶者，不得过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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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上规议定三年一次应会，兹议新规，每年定，八月初一为期，牲醴厚薄从中酌量，以应故事，不失祭祀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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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祠内叔侄倘有进泮者，抑登明经者，或荐贤书者，公帮花红，俟后公议定规，逐列簿据，立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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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自道光十六年建祠之后，该组织除奉祀“唐山祖”之外，也开始奉祀全体创始者即“开台祖”，并开始赞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至光绪元年，该组织的祭祖活动由三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其有关产业、股份及财务活动的管理方式，也都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这一时期的汤氏族人，已经从第一代移民演变为定居于台湾的移民后裔，其宗族组织也由移民宗族演变为土著宗族。道光年间的建祠活动，可以说是汤氏宗族土著化的主要标志。汤氏祠堂的栋联宣称：“派宗支于台壤，俾后裔克勤克俭，相土烈烈，自能长发其祥。”[183]这说明，该组织创建祠堂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原籍宗族组织的正统地位，在当地自成一“宗”。建祠之后，“开台祖”的牌位也备受重视。如云：“情因去岁有兰亮来台，胆将伊父龙瑞牌名刮去，愿将在台家尝名变卖俗间。伊至亲人等不能承买，不得已然后求鼎升承受，顶名领胙，不许划牌易名。”[184]此事发生于道光十九年，至次年又规定，即使族人已把尝份拆卖，其祖先牌名也不得刮去。这自然不是为了维护某一创始者的权益，而是为了显示对全体“开台祖”的推崇。实际上，正是借助于奉祀全体创始者，使汤氏祠堂成了当地族人崇拜“开台祖”的中心。该组织对于科举事业的赞助，也只限于在当地入籍应试的族人。光绪三年制定的有关细则，明确规定：“祀内在台叔侄，有生员渡省乡试者，众帮科费银六元；若有举人晋京，众帮京费银十二大元；若系祀外以及祀内在唐者，不得向众言帮。”在这里，留居大陆的族人被视同外人，可见该组织完全是以“现籍”为认同标志的。因此，晚清时期的汤氏“始祖尝”，虽然仍是以奉祀“唐山祖”为标志的“大宗族”，其“土著化”的程度并不亚于以奉祀“开台祖”为标志的“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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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的“阄分字宗族”或“小宗族”，一般都是经由分家而形成的继承式宗族。关于此类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目前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清代台湾“小宗族”的形成，最早要在移民后裔繁衍三四代之后才有可能，因而推断此类宗族主要形成于晚清时期，即1850年以后。例如，庄英章在《林圯埔》一书中论定：“林圯埔六个大宗族创立的时间均在1825年以前，另外六个小宗族创立的时间均在1854年以后。”[185]他判断这些“小宗族”形成的标准，是依据该组织创建祠堂的年代。但是，如果是以“祭祀公业”的确立作为“小宗族”形成的标准[186]，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在1850年以前形成的。兹依据该书的有关记述，对这些“小宗族”的形成过程略作分析。（一）“叶初祭祀公业”：叶初原籍漳州府平和县，生存于清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五年，于乾隆五年在林圯埔附近筑成猐雅寮陂，溉田80余甲。叶初仅传一子，其孙辈派分六房，皆在当地定居。“叶初所留下的土地财产及猐雅寮陂水权，由六房轮流管理经营。”可见，该组织当形成于派下六房分家之际，至迟不会超过嘉庆末年。（二）“陈朝祭祀公业”：陈朝约于雍正年间从漳州府漳浦县移垦台湾南投地区，其子陈寄始入垦林圯埔一带。“陈寄曾留下一甲左右的土地，作为祭祀公业。历代均由管理人来掌理，以祭祀共同的祖先。”由于该“祭祀公业”是由陈寄设置的，估计其形成年代不会迟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三）“社寮张创祭祀公业”：张创于乾隆中期从漳州府龙溪县移居社寮，生育三子，其孙辈始分居社寮、中寮二地，演变为散居宗族。“张创宗族分为三房，有公共的祭祀公业，由三房轮流耕种，并负责祭祖费用。”该“祭祀公业”的来源虽不明确，但既是由派下三房“轮流耕种”，估计应为三房分家时提留的，其形成年代不会迟于嘉庆时期。至道光十三年，该组织又以此为基础，进而创建了“公厅”。（四）“陈佛照祭祀公业”：陈佛照于乾隆末年从漳州府南靖县迁居社寮，嘉庆末年曾与当地张氏合资开圳，生育六子，世承其业。“陈佛照留下公产三甲，由六房轮流耕种，各房每六年轮耕一次，轮到耕种公田者则负责该年的祭祀费用”。可见，该组织当形成于六子分家之际，时为嘉庆至道光年间。（五）“陈高祭祀公业”：陈高生存于清康熙十六年至雍正六年，于康熙年间从漳州府海澄县渡台，其四世孙陈意入垦林圯埔。“陈意之孙莲池，咸丰四年（1854）四月授修职郎，因此组成陈高祭祀公业。”该组织的分支情况不明，其“祭祀公业”似乎不是经由分家而形成的。（六）“廖孟祭祀公业”：廖孟原籍汀州府永定县，于雍正年间迁至台南，后复移居林圯埔南郊，“以制陶为业”，其子孙世居于此。“他们早期有系谱记载”，1925年，“兴建武威堂，俗称廖姓公厅”。该组织创立“祭祀公业”的时间不明，但显然早已形成统一的组织，才会有相应的“系谱记载”。如上所述，在林圯埔的六个“小宗族”中，有四个约形成于清乾隆末年至道光时期，有一个形成于咸丰年间，另有一个形成时间不明。当地的六个“大宗族”，实际上也是形成于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其年代最早者为乾隆四十六年，最迟者为道光五年。因此，就这些“大宗族”和“小宗族”的创始年代而言，并无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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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所见分家文书，台湾移民往往早在定居后的第一次分家，即已开始留存各种“公业”或“公费”，组成按房轮值的继承式宗族。日据时期编辑的《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共收录约24件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分家文书，其中每件都有留存公业的记载。近人编辑的《台湾公私藏古文书集成》，也收录了数十件1850年以前的分家文书[187]，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此类记载。兹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见下页）[188]，以期反映台湾早期继承式宗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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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表列举的69件分家文书中，共有64件留存了各种不同形式及用途的“公业”或“公费”，其比重约占93%。根据有关分家文书开列的家产及“公业”的规模，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分家习俗普及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大多数分家文书的来源地未见明确记载，我们还无从分析其地域分布范围，但可以推断，在开发较早的台湾南部及中西部平原地区，继承式宗族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初期，至道光年间则遍及于台湾各地。因此，对早期移民社会中的“小宗族”，应有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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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继承式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是以祭祖的名义设立的“祭祀公业”，但其用途并非只限于祭祖活动，而是同时兼有多种功能。例如，乾隆六十年的郑氏《阄书》记载：“祀业，每年收冬除纳大租外，所有祖先忌祭、年节及庙门、街众、官府门户、人情世事、祖宗神明香烛，悉就所收之租额开除。”[189]清代台湾的“赡老业”或“养赡业”，通常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族产，如云：“赡老一款，原以备母亲等三人养身之具也，亦正为后来轮公业、理公事起见。幸而萱堂福泽帛长，各房断不敢提及轮流值公之举，统公司有忌辰、年节及应完钱粮等，一尽归在母亲身上料理。万一母亲谢世，将该款开费丧事之外，尽行值公者挨次轮流，凡公司一应事务，值公者亦仍然率由旧章。”[190]此类记载说明，分家之后的各种公共事务，主要是由继承式宗族承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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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移民社会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有不少额外的公共费用，这就势必使继承式宗族得到强化。有些族产较少的继承式宗族，也明确规定，“凡公欠、公借、公事、公费，俱作三股半支理，不得互相推诿”[191]，“三股园业界址、大租及上手不明，倘若与他人争占，费用银项俱照三股均摊”[192]。在此情况下，即使没有设立相应的族产，族人之间也有不可分割的连带责任，因而仍有可能形成功能性的宗族组织。在族产较多的继承式宗族中，往往同时设立若干不同形式的“公业”，其具体用途各有既定的范围。例如，乾隆元年的林氏《阄书》记载：“轮流公业草地一所，土名海丰庄及柯元庄，内糖廍三张半，共牛三十八只，言约每人各掌一年，周而复始。当年之人除与张家租粟一项外，其余租粟听当年收入，三人不得与分。其租课、采籴及衙门所费并春歌韶舞、门户等项，俱系当年抵理，不得□□三人。糖租一项，年该抽糖四万七千一百斤，内扣除七千八百五十斤付当年之人与张家清算，其余三万九千二百五十斤，不论价值高低，每百斤估定价银七钱，共计银二百七十四两七钱五分。内扣除纳车饷及差承银二十五两外，尚剩银二百四十九两七钱五分，作四份均分，每份应得银六十二两四钱三分，佥约抽糖完日对当年之人取起，不得刁难。……赡老公业另登在簿，尔等可轮流收交我用，异日充作祀典。”[193]林氏的“轮流公业”主要用于各种公共事务，“赡老公业”主要用于祭祖及赡养老人，另有直接按房分享的“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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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代台湾豪富甚多[194]，分家时提留的族产也相当可观，为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五十八年的韩氏《阄书》记载，其家产总值计银64280余两，分家时提留“享记存公”3209两、“小宗入主”250两、嫡母“养赡产业”1639两、庶母“养赡产业”441两、“书田”价银3415两，五项合计共13660两，约占总资产的五分之一。[195]嘉庆二年的韩氏《书田约字》记载：“当先严在日，既置有仁德北里等数宗田园立作义田，以为友德公兄弟五房耕作，依次轮值，俾得各安其业；又置有大埔林等处公馆，共十万余金，立作元记大公，凡元记份下子孙，无论成名不成名，皆可依次轮收，支理族中公务；又置有广储东里一带田业，内荫风水一穴，命百岁后营葬在此，并将该业配作祀田，以为祭扫之资。……今先君逝矣，我兄弟谓欲继其志、述其事，爰将在日所踏赡养四万余金，兹计除该葬费外，只剩有大槺榔保、大丘田保等处大小租谷及二八抽的糖觔、两店地、水埤各项租业，计有一万零五百金，佥议将此立作书田，馆号‘捷记’。”[196]韩氏“元记份下”派分三房，其先后所立各项族产不下15万两，平均每房拥有5万两以上。这些拥有巨资的继承式宗族，不仅对族人的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在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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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清代台湾有不少兼祧数房的“多元家庭”。此类家庭分家之后，往往同时形成若干不同的继承式宗族。例如，道光十八年的某姓《分管产业字》记云：“长兄成长、二弟玉喜、三弟宝庆、四弟宝传等，追念兄弟四人，当先年父母在堂，因堂叔接麟嗣位有缺，命定三弟宝庆过继为儿；又因堂伯祖承业、（承）衍嗣位有缺，命定四弟宝传过继为孙。随后父母概行归仙……抽出同戴联桂合买外港芝芭里林赖西田埔壹处，永归成长、玉喜二人每年祭祀父母坟墓烝尝，其宝庆、（宝）传二人子孙永不得混争。另又抽出外港赤牛椆壹段田埔以及承典之业，存为四份公业，以备递年公费之用，除用外历年将公众租息作四股均分，立簿四本，内加各条议规，详细注明。”[198]在这里，承祧本宗的长、次两房与承祧外宗的三、四两房，既组成了以“四份公业”为基础的同一继承式宗族，又分属于三个以承祧对象为标志的不同继承式宗族。有些出嗣者同时兼祧本宗，也会使后裔分属于不同的继承式宗族。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阄书》记载，其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该出嗣者生育三子，“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复顶二房之额”。因此，当其本家分家时，“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199]。在此情况下，出嗣者的次子归属于本宗的继承式宗族，其另外二子则组成以“顶祖”为标志的另一继承式宗族。清代台湾还有不少兼祧异姓的事例，如嘉庆二十二年的某姓《嘱阄书约字》记云：“继母杨氏……复念前夫结发之谊，愿将亲生五男名半嗣黄家，日后生子分祀两家，毋致失替。”[200]由于该出嗣者只是“半嗣”异姓，其后裔必须分别承祧二姓，因而也就分属于不同的继承式宗族。这种兼祧二宗或二姓的做法，往往在出嗣者的后裔中隔代循环，从而导致了许多继承式宗族的交错发展，其继嗣关系极为复杂。在台湾地区，至今仍有不少异姓宗族，如“张廖简”“林蔡”之类，就是由于历代交替承祧异姓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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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台湾早期契约文书中，有不少分拆或买卖历代“公业”的记载，其结果往往是继承式宗族的解体。不过，随着早期移民社会逐渐向定居社会演变，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日益趋于稳定。有些较早形成的继承式宗族，至清代后期已相当发达。例如，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记载：“如是有承高、曾、祖之公尝，如是值年之际，须要三大房当同到佃公收公费，其余剩者照三大房均分。”[201]光绪五年的陈氏《阄书》记载：“公厝边典陈屘水田壹处，小租谷三十五石，又承五房水田二小段，小租谷壹拾石，又公厝边园壹丘，税银五员，又桕仔林上六房小租谷三石六斗，议系作公为祭祀之资，分作三大房序次轮流，上承下接，不得进前推后。”[202]光绪十二年的李氏《阄书约字》记载：“摆接大树窠福星公并新庄山脚敏宽公二处所轮祭祀之租，并园税、茶税在内，若我房轮及之年，仍作六房照序轮流。”[203]以上这些继承式宗族，都已经持续发展了三至四代，而且每一代都设立了新的“公业”，形成了多层次的分支系统。其中最高层次的继承式宗族，分房总数已不下数十，可以说已接近其发展极限。这是因为，继承式宗族的组织原则，是以“按房轮值”为特征的。如果房份太多，就无法继续实行“按房轮值”，从而势必向依附式宗族演变，或是趋于解体。在福建大陆地区，继承式宗族一般只能存续三至五代，其原因即在于此。上引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规定，对其父母留下的“公尝”田租，“各房照序轮流祭扫，周而复始”，而对其“高、曾、祖之公尝”，则于轮值之年“公收公费”，不再由派下三房依次轮值。这说明，其高祖至祖父派下已有不少房份，轮流的周期太长，因而难以继续实行“按房轮值”。在一般情况下，族产的权益分配一旦从“按房轮值”改为“公收公费”，该宗族组织也将随之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演变。由于笔者尚未看到台湾地区的较为翔实、完整的族谱资料，未能对这一演变过程作具体分析，只能留待今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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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台湾各地的聚居宗族已经颇具规模，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同族或异姓械斗。[204]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已经形成了以士绅阶层或豪强之士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据庄英章研究，林圯埔地区的十二个大、小宗族中，有八个在日据以前已建成祠堂。[205]这些祠堂的创建过程，与当地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密切相关。试见有关林氏“崇本堂”的早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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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之乱后，林圯埔地方的林氏族人，为纪念林圯开拓之功，募款建林崇本堂。嘉庆七年（1802）由林施品首倡，向林圯埔附近林姓殷户募款重建，咸丰五年（1855）林姓族人再捐款重修，每年春冬两祭外，每逢清明、端午、中元、重阳、除夕等节，亦行小祭。管理人由林姓主要族人遴选，任期并无限制。不置炉主，仅设首事，由湾仔、街仔尾（林圯埔下街）、竹尾子、猪头棕、下埔等五区各推举一人担任，轮流主持祭典事宜。[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