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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台湾早期契约文书中，有不少分拆或买卖历代“公业”的记载，其结果往往是继承式宗族的解体。不过，随着早期移民社会逐渐向定居社会演变，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日益趋于稳定。有些较早形成的继承式宗族，至清代后期已相当发达。例如，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记载：“如是有承高、曾、祖之公尝，如是值年之际，须要三大房当同到佃公收公费，其余剩者照三大房均分。”[201]光绪五年的陈氏《阄书》记载：“公厝边典陈屘水田壹处，小租谷三十五石，又承五房水田二小段，小租谷壹拾石，又公厝边园壹丘，税银五员，又桕仔林上六房小租谷三石六斗，议系作公为祭祀之资，分作三大房序次轮流，上承下接，不得进前推后。”[202]光绪十二年的李氏《阄书约字》记载：“摆接大树窠福星公并新庄山脚敏宽公二处所轮祭祀之租，并园税、茶税在内，若我房轮及之年，仍作六房照序轮流。”[203]以上这些继承式宗族，都已经持续发展了三至四代，而且每一代都设立了新的“公业”，形成了多层次的分支系统。其中最高层次的继承式宗族，分房总数已不下数十，可以说已接近其发展极限。这是因为，继承式宗族的组织原则，是以“按房轮值”为特征的。如果房份太多，就无法继续实行“按房轮值”，从而势必向依附式宗族演变，或是趋于解体。在福建大陆地区，继承式宗族一般只能存续三至五代，其原因即在于此。上引同治五年的何氏《阄书》规定，对其父母留下的“公尝”田租，“各房照序轮流祭扫，周而复始”，而对其“高、曾、祖之公尝”，则于轮值之年“公收公费”，不再由派下三房依次轮值。这说明，其高祖至祖父派下已有不少房份，轮流的周期太长，因而难以继续实行“按房轮值”。在一般情况下，族产的权益分配一旦从“按房轮值”改为“公收公费”，该宗族组织也将随之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演变。由于笔者尚未看到台湾地区的较为翔实、完整的族谱资料，未能对这一演变过程作具体分析，只能留待今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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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台湾各地的聚居宗族已经颇具规模，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同族或异姓械斗。[204]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已经形成了以士绅阶层或豪强之士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据庄英章研究，林圯埔地区的十二个大、小宗族中，有八个在日据以前已建成祠堂。[205]这些祠堂的创建过程，与当地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密切相关。试见有关林氏“崇本堂”的早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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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之乱后，林圯埔地方的林氏族人，为纪念林圯开拓之功，募款建林崇本堂。嘉庆七年（1802）由林施品首倡，向林圯埔附近林姓殷户募款重建，咸丰五年（1855）林姓族人再捐款重修，每年春冬两祭外，每逢清明、端午、中元、重阳、除夕等节，亦行小祭。管理人由林姓主要族人遴选，任期并无限制。不置炉主，仅设首事，由湾仔、街仔尾（林圯埔下街）、竹尾子、猪头棕、下埔等五区各推举一人担任，轮流主持祭典事宜。[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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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该祠堂是由少数林氏族人募捐倡建的，因而其组织形式既不是按“房份”，也不是按“股份”，而是推举少数“主要族人”负责管理及主持有关事宜。至于该组织的普通成员，则包含当地的所有林姓居民，“只要住在竹仙镇内的林姓均可参加，如果迁离竹山则取消派下人之资格”[207]。这种由少数族人支配宗族事务，以地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宗族组织，显然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此外，有些早期移民组成的合同式宗族，清代后期也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例如，内埔庄钟氏《祖尝簿》记载：“道光七年十月初八日，江南村居住叔侄往来台湾寄居，思念崇文资典，前倡置内埔庄水田一处并伙房一所。兹叔侄前来酌议，此典出息原系钟毓文才之举，有志上进者必要设立膏伙、花红等项。今将规条开列于左：一议，文、武进庠者，无论内外，每年崇文典内拨出膏火谷六拾石，作两季交于进庠者均收，立规。……一议，家乡移居各处，倘有上进者，不得向领膏伙、花红等项。……一议，祈福日无论男妇年七十者，依照烟户外，预先分内一份，永为定例，立规。”[208]该组织的有关资产，最初是族人为了参加兴建“潮属开粤往台港口”而按份“津拈”的，嗣因其事未果，余款交由某族人“收放”生息，至嘉庆九年共获“母利”462元，遂用于设立“崇文典”[209]。根据道光七年议立的有关“规条”，其权益分配已经不是依据族人原有的股份，而是依据各自的身份，可见该组织已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关于清代后期台湾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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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陆移民渡台之初，往往是同乡同族相互援引，因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同乡同族相对集中的趋势。清中叶以后，由于“分类”械斗的盛行，进一步促成了同族聚居规模的扩大。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主要是以奉祀“唐山祖”为标志的合同式宗族。此类宗族组织的形成，大多与移民原籍的宗族组织有关，有的完全是依照原籍的组织系统重建的。由于早期移民的流动性较大，此类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其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而且大多并无固定产业。在移民定居之后，此类宗族逐渐趋于稳定，开始在当地建祠、置产，并共同奉祀其创始者即“开台祖”，演变为相对独立的“土著化”宗族。与此同时，在移民的后裔中开始形成以奉祀“开台祖”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此类宗族组织的形成，大多与分家时留存的“公业”有关，因而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家族定居之后，每一代分家都提留相应的“公业”，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继承式宗族。清代后期，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已经形成以士绅阶层或豪强之士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的宗族组织创建之初，就具有依附式宗族的性质，但大多数依附式宗族可能是由早期的继承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演变而成的。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未能广泛查阅台湾地区的家族史资料，在此只能提出推测性的意见，以俟高明论定。此外，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特点，可能与同时代的四川、东北等移民地区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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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四，《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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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四，《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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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二，《世录》记载：“始祖溪西公，讳濂……当宋末之际，兵氛扰攘，以一人奠居于斯。”另据本传，祖濂生于南宋嘉定二年，即12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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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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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书，卷一，《家规·祭期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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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卷一，《继善祠记》（清道光二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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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卷八，《祭产》。以下后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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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卷一，《典礼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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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卷八，《榕介公祭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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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八，《前山凌云庙香田记》（明嘉靖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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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上书，卷八，《重立前山庙香田记》（明万历十一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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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新修宗谱序》（清道光二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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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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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世德祠记》（清康熙十一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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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继善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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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一，《典礼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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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书，《新修宗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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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书，《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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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八，《泗五翁祭簿序》（道光三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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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闽瓯屯山祖氏宗谱》卷八，《丽南公古祭簿序》（雍正十三年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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