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9303
1706659304
[194] 据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记载：“台湾富者极富，贫者极贫，与海内迥别。……富户曰‘头家’，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
1706659305
1706659306
[195] 参见《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一卷下，409～410页。
1706659307
1706659308
[196] 同上书，411页。
1706659309
1706659310
[197] 详见拙文：《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载《台湾研究集刊》，1988（3）。
1706659311
1706659312
[198]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集成》第1辑第9册，830页。
1706659313
1706659314
[199] 《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一卷下，329页。
1706659315
1706659316
[200]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集成》第8辑第7册，644页。
1706659317
1706659318
[201] 《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一卷下，403页。
1706659319
1706659320
[202] 同上书，353页。
1706659321
1706659322
[203] 同上书，327页。
1706659323
1706659324
[204] 详见戴炎辉：《清代台湾乡庄社会的考察》，载《台湾经济史》第10集，1966。
1706659325
1706659326
[205] 参见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195页，表7-3。
1706659327
1706659328
[206] 转引自上书182页，其资料取自刘枝万：《南投县风俗志宗教篇稿》，载《南投文献丛辑（9）》，1961。
1706659329
1706659330
[207] 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182页。
1706659331
1706659332
[208] 《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一卷下，283页。
1706659333
1706659334
[209] 同上书，282页。
1706659335
1706659336
1706659337
1706659338
1706659340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五章 家族组织与传统社会的变迁
1706659341
1706659342
家族组织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组织，是与同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家族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必然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本章着重从宗法伦理、社会控制及财产关系三方面，探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1706659343
1706659344
1706659345
1706659346
1706659348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宗法伦理的庶民化
1706659349
1706659350
宗法的本意是宗祧继承法，亦可引申为宗族组织法。“宗”为近祖之庙，“祧”为远祖之庙，二者联称泛指各种祭祖设施。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组织，是指以宗祧为核心的父系血缘集团，即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白虎通德论》释“宗族”云：“宗，尊也，为先祖主也，为族人所尊也。”《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在古人看来，祖先崇拜是人之常情，祭祖活动是团结族人的有效手段。《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是对宗法伦理的经典式表述。直至近代，“尊祖敬宗”仍是维系宗族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进程。
1706659351
1706659352
在中国历史上，立庙祭祖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历代对此都有严格的限制，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1]先秦时代，从天子至于士各有不同的“庙制”，而庶人则不许立庙祭祖，“但祭其父于寝”[2]。在贵族内部，历代宗祧必须由嫡长子（宗子）单独继承，维持“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而其余诸子只能另立“五世则迁”的“小宗”，并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3]这种“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4]的宗法制度，是与“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其目的在于维护贵族阶层的世袭统治地位。秦汉以后，由于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宗法制度也有所改变，但贵贱之别和嫡庶之别却始终如一。明代规定，九品官以上始可设立祖庙，奉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而庶人则只许在居室中祭其父母。[5]清代规定，品官及庶人皆可奉祀四代祖先，但也只许品官立庙祭祖，而庶人则只能“祭于寝”。[6]此外，明清时代还规定，宗祧继承必须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在原则上只能由嫡长子单独继承，其余诸子均不得干预。[7]这种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不仅不利于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也限制了官僚阶层的“敬宗收族”实践。有的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的宗法制度有较大变化，如准许庶民设立祖庙及追祭始祖，从而推动了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8]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从明初开始，虽然有不少官僚提出此类建议，但并未成为正式的规制。因此，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不是以官方的宗法制度为依据，而是以冲决这一桎梏为必要前提。
[
上一页 ]
[ :1.7066593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