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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听年，本朝以来俱系二房催办。至顺治十七年，长房始催一年；十八年，三房朝序始催一年。越康熙十一年，三房朝序、朝郡方与二房合约，照丁米听催，五年轮流：二房听四年；三房听一年；长房以米少不与，每年只贴听年人租五石，以为辛劳。而通族复议：杂派繁重之时，每石产贴听年人辛劳银贰钱；如杂派少，每石产只贴银一钱，永以为例。通族听年租，仅有得福插入本户为甲长充银十两，公议将此银置租为听年辛劳之资。……又绝甲林旺存银五两，今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将此银五两买得光降田土名青蛇仔，租贰石一栳，田认回自耕，租纳听年人。……又长房光谋、时钦等贴听催人租五石，总计通族听年租只有六百七十五觔。原本族听年只有一人，因奉宪均苗，拨出本户李重米入二甲内，故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再议本族设听年二人，以便催纳。其通族听年租，应照二人均收。其听年二人，涌泉公房递年轮一人出听；传建公房一人，碧溪公房一人，赛赐公房、赛瑞公房共一人，递年轮一人出听；周而复始，不得推诿。若我寨山公房……总计有听年租一千三百一十六觔半，凡系寨山公派诸孙听催，则照人均收此租，或有缺年，则将租存积，粜银再置；通族听年人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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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李氏族内的“听年”之人，专门负责催征本族赋税，这无疑是以有效控制各支派的人丁和田产为前提的。因此，这种以家族的名义行使户籍管理权与赋役征派权的“听年”之役，只能由少数财势两全的族人承担，而其余族人则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清初的里甲之役，除了“听年”之外，还有各里甲十年一轮的“大当”之役，其有关费用仍是由族人“照丁米”摊派。如云：“本朝鼎革，诸派浩繁，里役策应俱照丁米。顺治十二年，每丁、石费至三十余两；康熙四年，每丁、石费近三十两；十四年比前较省，费七两；廿四年时正升平，每丁、石费三两。”至康熙五十年，“通县公议，照米递年出银帖解费，县官自收自解，详文府、司、院批准遵行，永革大当名目。”因此，清中叶以后的里甲之役，主要是负责催征所属钱粮花户的田赋。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时因“奉宪均苗”，把李氏族人的部分田产拨归外甲，而李氏家族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有关田赋的催征权，仍是由本族委派“听年”之人统一催征。由此可见，历明清两代，李氏家族始终对本族的人丁和田产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把全体族人纳入了同一户籍与赋役的共同体。此外，李氏还先后接收了“绝甲顾永贵塔心田共租五十石”，“绝甲林旺存银五两”及“徐福插入本户为甲首充银十两”。这表明李氏家族属于里长户，因而对所属甲首的户籍和田产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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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不仅强化了家族组织，而且使某些家族组织发生变形。明人林希元在《家训》中说：“本户先世因人丁稀少，有将养男收入册籍者，以相帮当门户也。今宜以此为诫，已入籍者不许收入家谱。”[69]这就说明，明代福建养子之风的盛行，与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有密切关系。尽管林希元把“养男”视为非类，但既然养子与亲子共同继承同一户籍，实际上也就属于同一家族组织。万历年间，惠安县骆氏家族发生“养男”后裔与嫡系子孙的纠纷，其原因也是在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据记载，骆氏先人曾将养子“俱收入籍”，共支户役，而又“虑世远健奴乘主，严历传家，族谱记载详悉”。从明初至明后期，“里长差役两房轮当，户下甲长各有分属”。因此，有的养子后裔不甘心被视为非类，“掇采谱记糟粕，声惑宦家代笔志铭”，公然以骆氏嫡系长房自居。[70]清代福建各地的家族组织，虽然对“螟蛉异姓”不无限制，但一般都允许把养子及其后裔收入族谱，并参加有关的祭祖活动，使之成为依附式宗族的正式成员。清人对养子及其后裔的这种宽容态度，固然是现实利害关系使然，但无疑也是为了尊重“共支户役”的历史事实，即所谓“不慎之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71]。与此相反，在血缘关系相当密切的族人之间，如果分立若干不同的户籍，却有可能导致家族组织的分化或解体。长汀县《范阳邹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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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吾家昔年同叶嵩伯公明顶小邹里长，后因小邹绝军（勾补），几累倾家。叶嵩伯公父子袖手旁观，不用半文，曾云永当十甲甲首，誓不当十甲里长。至嘉靖二十一年，廷槐兄弟有违父命，复言十甲（里长）伊亦有分，要得顶当，凂生员马怀芹、马肖乐编立合同，冒名篡顶三番。至隆庆六年，方换廷梅名字顶户，吾家自顶四图四甲里长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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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氏族内，由于里甲户籍的分立和变易，使族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直至清末仍有“上、下祠畛域之分”[73]，未能形成统一的家族组织。邵武县《黄氏族谱》记载：“我先祖富五公始去建阳，家邵武，占籍四都一图十甲，于是里役起矣。传五世，康九公徙勋潭，产寄五都龚氏户，子恭保公遂改籍八甲，而留水尾者仍故籍。”因此，“邵武黄氏世隶二籍，与它族异”[74]。顺治十六年，康七派下子孙黄应栢等脱离五都户籍，回原籍四都“承役当差”，引起了五都族人的不满，在族谱中记云：“本族应柏带二子发、赞承役，原系八甲白鹿观甲首。因发钱粮数广，带归原户十甲当役，财势两全，不带丁差，丢累黄长一族。”[75]在这里，族人一旦脱离了原来的里甲户籍，实际上也就是脱离了原来的家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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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前后，福建各地陆续革除了里甲“大当”之役，“摊丁入地”的过程也基本结束，里甲户籍作为赋役征派单位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官府未能直接控制各花户的田粮实数，催征赋税仍须借助于里甲户籍，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官陂廖氏、附城沈氏，及为许、为陈、为林，田不知其几千亩也，丁不知其几万户也，族传止一、二总户名入官，如廖文兴、廖日新、许力发、许式甫是也。更有因隐避役徭，数姓合应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户长、总催轮流充当者外，有草簿名花户册，按年催输，唯渠是问。无则承差沿流而下，亦有此册，不难逐户征收。”[76]这里的所谓“总户”，即各族世代相承的里甲户籍。有些家族虽有不少新立的钱粮花户，但也仍是附属于原来的里甲户籍，并未脱离家族组织的控制。邵武县《黄氏族谱》记载：“自雍正以来，有积欠之累，乾隆年间又有征谷、采买之累，于是立户纷纷矣。”但与此同时，各花户的田粮却仍是由家族组织统一征收。如云：“本甲向推一人料理承差规礼及钱粮、本仓之事，谓之管年。每岁众派谷若干，以为辛劳之费，凡十五年而一换。……至乾隆十五年，无人接管，三大股始各自料理，立有合同议约。”此外，黄氏还专门提取若干田租，“归册里收，凡本甲立户安粮概不用钱”[77]。有些家族虽然在形式上是由粮差催征本族钱粮，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所属花户的控制权。试见下引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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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因李姓前向陈伯炎买断得办理九十都四甲李际盛民册一班，因昔年章祖林允紫向李姓认来办理，亦有立约付李执据，因年久数目舛错，章央公再向李祖友公派下认纳办理。所有粮产，三面核算辖实，不敢含混。既立约后，倘产册内条目若有差错弊混，愿将产册经管付李吊回自办，章不敢生端异言。其工资谷亦依前约，每石米议贴谷乙拾觔。至收产无论官民，时议贴笔资钱乙百贰拾文，其不上亩者当以乙亩为例，亩余者长短随送。约十年一次，章应盘造李姓通族册全本及各户家册，付李收存。今欲有凭，立认册并约字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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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亲陈映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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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五月□日，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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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见 林芳好[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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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每个花户的钱粮数额，必须得到家族组织的确认，而粮差也只有经过家族组织的认可，才有可能直接向花户催征钱粮。因此，家族组织对花户仍然保持有效的控制，而粮差只不过是家族组织的代理人。李氏家族规定，粮差必须定期修订有关册籍，并经由“三面核算辖实”，以免“年久数目舛错”。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粮差林氏又再次向李姓“认册办理”，并立约声明：“历年依照册派征付完纳，不敢含混。”[79]由此可见，清后期的钱粮催征体制，仍然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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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由家族组织统一催征本族赋税，必然促使族人之间形成连带责任，因而有助于防止拖欠及抗交钱粮的行为。清代福建地方官多次明令“粮户归宗”，其原因即在于此。当然，在中央集权极度衰弱，统治秩序面临解体的情况下，这种催征体制也有可能引发集体抗粮行为，从而导致财政与赋税来源的全面失控。例如，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福建沿海地区，就曾经爆发大规模的集体抗粮风潮。据程荣春《置马巷厅禀求卸事由》一文记载，在闽南小刀会起义期间，同安县及马巷厅一带数十乡，“族大丁强”，抗欠钱粮成风。其表现形式是：“桀黠者倡首把持，各花户从而观望，甚至一士在庠，则庇及合族；一丁入伍，则霸及通乡。缓之则任意拖延，急之则鼓众抗拒。”[80]地方官面对这种“顽户逋粮之恶习”，竟至无奈其何，只好主动要求辞职。这一事例表明，基层社会的高度自治化，对中央集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清王朝的覆灭及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可以说是基层社会高度自治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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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明清时期的里甲户籍，不仅是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而且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光绪《漳州府志》引述前人记载云：“县中应里长者，皆丁多粮多之户，素已欺凌弱户。……里户老少，皆称里长，目甲首为子户、为图民。甲户虽斑白垂老，见孩童里户，必称叔行。甚至甲户没故，遗下子女，里户径为主婚、买卖。”[81]这种基于里甲户籍制度的门第等级观念，直至清末依然牢不可破。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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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年……我族产米视他甲倍多，乃列我郑姓四五都一甲（甲首），依次第立在石牌上。时景山李姓，附我一甲，历次值壬年祭春；大帽刘姓及溪头张姓，亦附一甲祭秋；我祖郑姓当主听拜。继后李姓灭亡，柯姓接缺，依例祭春。大帽刘姓亦遂灭亡，张姓不能胜任，我郑正甲自办秋祭，张姓帮办，至今不失。同治壬戌元年，十班齐到社坂，公举训导谢椿年再换新簿，柯姓、张姓列附一甲。讵意柯季春、柯孝义狂妄不堪，丁卯春到州诬控，称柯姓祭春为长，郑姓祭秋为次，意欲列为兄弟。此乃以奴欺主，背主难堪。……丁卯冬，我族邀集十班正甲到州，据实共入公呈。是以柯姓俯伏，愿认永为附甲，公簿炳据，递交祭祀。久恐或忘，故载在家乘，以示后之知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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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与柯氏的户籍门第之争，集中地反映了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趋势。这不仅是历史的投影，也是实力的较量。由于里甲户籍足以代表家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各族对此都倍加重视，视之为立族之本。《荣房郑氏族谱》的编者宣称：“王土王民，乃编版籍；有丁有产，皆隶征输。故我祖宗千年以后，创业垂统，费许多心力，方得我门户。后世子孙安享其成，乌可以不思哉！”[83]《官林李氏七修族谱》的编者也反复强调：“服赋役而隶版籍者，方谓地著”；“服赋役而隶版籍矣，祖宗规模可不谓宏远欤！”[84]由此可见，在“王土王民”的社会体制下，“服赋役而隶版籍”是家族组织的存在基础，而正是由于户籍的世袭化和赋役的定额化，促成了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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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专制集权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这也许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深入分析明清时期的统治体制，我们不难发现，专制集权的维系是以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官僚政治，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并不具备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私”的统治体制不断得到了强化，乡族组织与乡绅集团空前活跃，对基层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控制。在“私”的统治体制中，家族组织历来是最基本和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因此，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必然导致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并使之趋于政治化和地域化，从而造就了大量的依附式宗族。这不仅可以从户籍与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得到说明，也可以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加以验证。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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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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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财产关系的共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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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族产，是家族成员的一种共有财产。因此，族产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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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产的主要成分是族田，此外也包括各种族有山林、房屋、地基、借贷资本、工商业资本及水利、交通等公共设施。在福建地区，族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之际，而族产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由于代代提留“祭田”已成为一种普遍习俗，导致了族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清代后期，福建有些地区的族田可能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土地的规模[85]，至近代更是有增无减。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福建各地的“乡族共有地”，在总耕地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闽西北地区约占50%以上，沿海各地约占20%～30%。[86]所谓“乡族共有地”，主要是指族田。例如；南平专区在第一期土改中，共没收、征收“乡族共有地”128859.6亩，其中族田达114744亩，约占90%。这里试依据《福建省土地改革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各区乡族共有地的规模列表统计如下，以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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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土地总额”，是指被没收和征收的全部“封建土地”，其中包括乡族共有地、地主及富农土地和其他出租土地。乡族共有地之所以被当作“封建土地”没收或征收，是因为这些土地一般都用于出租取利，构成了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心。因此，乡族共有地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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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民间的族田，是由私人土地转化而来的，其中大多来自历代分家时的提留。在分家时提留族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克服分家析产所造成的矛盾，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保持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洪武二十五年，建阳县周子原为三子分家时，告之于亲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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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念吾祖自宋元以来聚族于斯，和气流衍数百年矣。……今吾三子，年尚幼艾……恐其既长，各私妻子，情欲难制。欲聚之于一堂，则阋墙生衅，终非长久之计；欲散之各方耶，则骨肉分携，情义日疏，尤非聚族之方。吾故分此三房……三分其财，三分其业，使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别立祭田，以为先庙、先茔烝尝、忌日之需，三房以次递收，以供祀事。岁时节序，骨肉团乐，满堂宴笑，则分明而情不狎，恩浓而怨不生，先业庶乎可保，而诸子亦庶克树立。[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