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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祭租抵押贷款并扣还本利的做法，实际上已把出当者排除于家族共有经济之外，他对族田的共有权是有名无实的。有的族人甚至把此类权益典与外族，从而导致了家族共有经济的变形。试见下引同治十一年的《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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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契许惠元，承祖遗下抽有轮年祭业贰号……今因要用，将此轮年祭业典与黄承梯处为业。三面言议，即日得讫田价钱乙十四千文正。其钱交足，系寿房收。其祭业所有当年己份，付梯离佃管业耕作，其完粮、祭墓，抽回墙里乙丘子粒，听许家备办两事，但此两事与黄无干。前分作福、禄、寿、喜四房，系祖遗物业，与别房无干。……面约年限不拘远近，听许家备价照契面钱文对期取赎，黄不得执留；如未赎，听黄照旧管业。（余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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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契约确立之后，在出典者赎回有关权益之前，实际上是由黄姓典主与许姓族人共同维持对于“祭业”的共有关系。由此可见，随着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日益加深，族人之间的财产共有关系很难长期维持，这就势必导致家族共有经济的分解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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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上述，明清时期族产的发展，反映了家族内部财产关系的共有化。族产不仅是家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而且是私人地主的“救贫之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族人“各专其业”的要求。由于族产的迅速发展，使家族组织逐渐演变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实体，而家庭的经济功能则相应削弱。以族田为基础的家族共有经济，实际上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因而必然随着家族成员的贫富分化而发生变动。族产的分割买卖是共有权的主要运动方式，其结果不仅引起了财产共有关系和家族共有经济的变动，而且导致了家族组织的相应改组和变形。家族内部对于族产股份的买卖和转让，是促成继承式宗族向合同式宗族演变的重要原因，而族产股份在不同家族之间的转移，可能导致乡族共有经济与乡族组织的形成。因此，财产关系的共有化，推动了家族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助长了“泛家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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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历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流变，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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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礼记·王制》《孔子家语·庙制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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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礼记·大传》《仪礼·丧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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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虎通德论·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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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九五，《礼部·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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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清通礼》卷一七，《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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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大清律例》规定：“凡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不立长子者，罪亦同。”（卷八，《户律·户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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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及其作用试说》一文中认定：“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至明中期便被打破了。”有不少学者承袭了这一说法，甚至认为明代已无祭始祖之禁。（参见前引李文治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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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程颐：《伊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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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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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熹：《朱子家礼》卷一，《通礼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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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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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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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阳县《庐峰蔡氏族谱》（民国五年刊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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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莆田县《陇西李氏宗谱》（乾隆年间修）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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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莆田县《陇西李氏宗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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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民国《福建通志》卷二一，引《泉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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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书，引《邵武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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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五，引《莆田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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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烝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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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拙文：《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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