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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际的股份买卖行为，使族田的共有关系超出了家族的范围，原来的家族共有经济开始转化为乡族共有经济。不过，由于其中一部分股份仍由某些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因而并未导致家族共有经济的完全解体。换句话说，家族共有经济是乡族共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族共有经济只是家族共有经济的联合形式。当然，如果族产的有关股份全部为外族所据有，原来的家族共有经济也就随之解体了，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另一种形式的家族共有经济。例如，瓯宁县璜溪葛氏的“开路醮田”和“上冲寺香灯田”，原来就是另一家族组织的族田。据记载：“此田原系张潮林等祭田，分为日、月、星三房轮收，而日、月、星三房又各分三房，共计九年作为九房（轮收）。葛达高买去四房（为开路醮田），葛荣林买去五房（为上冲寺香灯田）。”[111]在这里，张氏的族田分股卖给葛氏之后，分别构成了两个继承式宗族的共有经济，而二者又依据各自的股份形成了对这一族田的共有关系，亦即构成了以族田的股份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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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对于族产的股份所有权，实质上仍是一种私有权，因而才会具有相对的运动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借助于族产股份的相对运动，才能适应族人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动，对共有者的构成进行调整和更新，从而维持了家族共有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当然，如果全部股份为个别族人所据有，也会导致家族共有经济的解体，重新演变为小私有经济。例如，浦城县占氏的“洛公祭田”，历经族人之间的转让和买变，最终成为“私业”。据记载：“此田原系温、良、恭、俭、让五房轮祭。温、俭、让三房，将股内祭田契卖恭房十九世孙世潮管业；世潮因无力难应差徭，康熙年间呈县，愿归良房二十一世孙让君管业。……世潮之子良祯，又将自己恭房一股祭田并恭、俭、让三股祭田，统卖让君归一管业。乾隆年间，俭房二十二世孙本宽出而告争，致让君之孙道济等控县、控府、控司，讼累多年。……续经处息，详结完案。是四股之田名为祭产，其实私业。”[112]由此可见，在家族共有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向小私有经济回归的逆流，不宜过于夸大家族共有经济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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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以族田为基础的家族共有经济，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与发展。对于家族内部的贫苦农民来说，自然不可能为后人留下坐食租利的族田。不仅如此，即使是地主阶级的后代，贫富分化也是在所难免的，未必都能依赖族田而坐食租利。清代建安城有个“作胡饼”的叶昌寿，家贫“无立锥地”，死后妻儿由“广清节局”救济，“一家五口俱有菜色”。但与此同时，“叶为邑著族，祖遗祭租一千石，然必逾三十年一值收。当其值收，亦可转贫为富”[113]。很明显，像叶昌寿这种穷困潦倒的族人，不仅“转贫为富”没有指望，就连族田的共有权也很难保住。“广清节局”的另一救济对象邓黄氏，“本妇亦有祭产，夫在日未届期即效青苗之例，尽输于其族，贷以充腹，俗名课田”。时人论曰：“殷户课田之计得而族困，不体祖宗立祭产以恤子孙之意，惟知利己，罔顾收族……此我建敝俗也！”[114]所谓“课田”，是一种类似于典当的高利贷剥削方式。试见下引宣统元年的《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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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当约字侄善发，承八世祖抽有祭业民田根面全乙号……递年合纳谷壹千肆百觔正。但此田系恭、宽、信、敏、惠五房轮收，发属恭房，系于宣统六年份当收子粒。今因要用，托中将此甲寅六年份当收子粒当与叔茂渊处。即日当出光番六员正，言约每年每员加利贰角算。其番即日交足，其田听叔会佃收掌。其完粮、祭酒以及什耗，系侄料理，与侄无干。内约早谷照凭大暑日乡价谷九折三，冬谷照凭立冬日乡价谷九折三，申还清楚。若有天年亢旱，扣收不足，照旧行息，再轮侄年份听叔再行拘收，算还清楚，不得异说。更剩若干，听侄收回。（余略）[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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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祭租抵押贷款并扣还本利的做法，实际上已把出当者排除于家族共有经济之外，他对族田的共有权是有名无实的。有的族人甚至把此类权益典与外族，从而导致了家族共有经济的变形。试见下引同治十一年的《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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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典契许惠元，承祖遗下抽有轮年祭业贰号……今因要用，将此轮年祭业典与黄承梯处为业。三面言议，即日得讫田价钱乙十四千文正。其钱交足，系寿房收。其祭业所有当年己份，付梯离佃管业耕作，其完粮、祭墓，抽回墙里乙丘子粒，听许家备办两事，但此两事与黄无干。前分作福、禄、寿、喜四房，系祖遗物业，与别房无干。……面约年限不拘远近，听许家备价照契面钱文对期取赎，黄不得执留；如未赎，听黄照旧管业。（余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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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契约确立之后，在出典者赎回有关权益之前，实际上是由黄姓典主与许姓族人共同维持对于“祭业”的共有关系。由此可见，随着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日益加深，族人之间的财产共有关系很难长期维持，这就势必导致家族共有经济的分解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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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上述，明清时期族产的发展，反映了家族内部财产关系的共有化。族产不仅是家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而且是私人地主的“救贫之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族人“各专其业”的要求。由于族产的迅速发展，使家族组织逐渐演变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实体，而家庭的经济功能则相应削弱。以族田为基础的家族共有经济，实际上是私人地主的共有经济，因而必然随着家族成员的贫富分化而发生变动。族产的分割买卖是共有权的主要运动方式，其结果不仅引起了财产共有关系和家族共有经济的变动，而且导致了家族组织的相应改组和变形。家族内部对于族产股份的买卖和转让，是促成继承式宗族向合同式宗族演变的重要原因，而族产股份在不同家族之间的转移，可能导致乡族共有经济与乡族组织的形成。因此，财产关系的共有化，推动了家族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助长了“泛家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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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历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流变，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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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礼记·王制》《孔子家语·庙制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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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礼记·大传》《仪礼·丧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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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虎通德论·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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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九五，《礼部·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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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清通礼》卷一七，《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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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大清律例》规定：“凡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不立长子者，罪亦同。”（卷八，《户律·户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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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及其作用试说》一文中认定：“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至明中期便被打破了。”有不少学者承袭了这一说法，甚至认为明代已无祭始祖之禁。（参见前引李文治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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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程颐：《伊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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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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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熹：《朱子家礼》卷一，《通礼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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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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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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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阳县《庐峰蔡氏族谱》（民国五年刊本）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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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莆田县《陇西李氏宗谱》（乾隆年间修）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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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莆田县《陇西李氏宗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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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民国《福建通志》卷二一，引《泉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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