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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水利系统、聚落环境与宗族和宗教组织，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要活动空间。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深入分析这些社会空间的内在联系，但也应该指出，莆田平原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水利建设与土地开发的需要，因而也必然受到水利系统与聚落环境的制约。唐以后莆田平原的礼仪变革与社会重组过程，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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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二、早期佛教与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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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莆田沿海地区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南朝时期。据说，梁陈之际，儒士郑露在凤凰山下筑“南湖草堂”读书，有神人请他舍地建佛刹，遂于陈永定二年（558）改草堂为“金仙院”，这是莆田历史上最早的寺院。隋开皇九年（589），升金仙院为寺；唐景云二年（711），赐额“灵岩”；宋太平兴国年间，赐额“广化”。从南朝至唐代，莆田沿海还先后建成了壶公山宝胜院、万安水陆院、保瑞灵光寺、玉涧华严寺、龟洋灵感禅院、囊山慈寿寺、壶公山中和院、涵江上生寺、江口圣寿院、太平山招福院等著名寺院。唐代莆田的佛学也颇为发达，先后出现了无际、志彦、法通、无了、妙应、曹山本寂等高僧。其中志彦曾奉诏入宫讲《四分律》，无了为“肉身佛”，妙应为“神僧”，本寂为曹洞宗“二祖”，实际上是创始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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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毁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莆田的佛教寺院一度被毁，僧尼四处逃窜。[11]次年，唐宣宗诏复佛教，莆田的各大寺院也相继复建，至唐末仍在持续发展。五代时期，王审知等推崇佛教，使福建的寺院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莆田也不例外。宋人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中说：“闽王延钧崇信竺乾法，一岁度僧至二万余。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12]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南宋莆田县共有寺院246所，岁征产钱925贯662文。另据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编纂的《莆田志》记载，南山广化寺最盛时，“别为院者十，为庵者百有二十”。与此同时，“壶公八面，旧有十八院、三十六岩”[13]。由于这些寺院实力雄厚，对南宋地方财政也有重大影响。刘克庄在《答乡守潘官讲》中说：“某窃见莆、福郡计，全仰僧刹，率以献纳多寡定去留。福谓之‘实封’，莆谓之‘助军’。故好僧不肯住院，惟有衣钵无廉耻者方投名求售。”[14]到南宋后期，由于财政压力太大，导致了寺院经济的破产。刘克庄指出：“近岁取诸僧者愈甚，十刹九废。有岁收数千百斛尽入豪右，而寺无片瓦者，则前世之所未有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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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莆田的世家大族，大多依附于某些寺院。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不允许民间奉祀四代以上的祖先，世家大族为了祭祖护墓，往往在寺院中设立檀越祠，或是在祖坟附近创建寺院庵堂。[16]南山广化寺及所属的别院和庵堂中，就有不少世家大族的功德院或报功祠，如广化寺法堂右侧的南湖郑氏祠堂、荐福院的方氏祠堂、中藏庵和普门庵的黄滔祠堂、报功庵的林攒祠堂、崇先文殊院的龚氏功德院等。[17]各大家族为了维护这些祠堂和举行祭祖活动，通常都不断向寺院捐献田产，这可能是当时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例如，五代时期的《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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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平三年，檀越主都督长史郑筠偕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抽出考廷评皋公在日置买得陈二娘平陵里小塘瓯垄田一派，产钱九百贯，舍入灵岩广化寺，充长明灯，追荐祖廷评府君、妣夫人陈氏。兼考廷评在日，曾抽塘阪上下田六十余段，舍入本寺，为露公太府君、庄公中郎将、淑公别驾名充忌晨，修设斋供，租付佃牧，课归祠纳。仍请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尔寺僧恪遵之，不得遗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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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化二年五月十日，檀越主郑筠、郑震谨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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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郑氏又在广化寺立碑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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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化间，后埭长史缓公婆夫人余氏，新创崇圣庵诸刹，又舍南寺前后等处田数段，及平洋墓前山林一派，付与僧充柴薪之用，递年该产钱二百三十四贯。入庵而后，子孙不许侵渔，寺僧亦不许盗献豪门，谨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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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所谓“崇圣庵”，原是郑氏的“小书堂”，附近有“祖坟一十二丘”，实际上就是郑氏的坟庵。元至正十三年（1353）的《南湖山郑氏祠堂记》称：“后埭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创庵，即崇圣庵，又割田若干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款纳如约不替。”[20]这种专门为祭祖护墓而设的坟庵，受到了家族的严密控制，其实也是一种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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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由于寺院经济日趋衰落，莆田的世家大族往往直接介入寺院的经营管理，使寺院反而依附于世家大族。南宋咸淳元年（1265）的《荐福院方氏祠堂记》，集中地反映了宋代莆田世家大族与寺院关系的演变过程，兹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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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入莆始祖］长官尝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水部员外郎仁逸、秘书少监仁岳、著作郎仁瑞、大理司直仁逊、礼部郎中仁载、正字仁远，协力以成父志，请隙地于官，买南寺某司业圃以益之，于是荐福始有院。既共施宝石全庄田三十石种，又施南箕田七石种、南门田三石种，秘监也；施漈上田三石种，正字也；施濠浦田十石种，礼部也；增景祥横圳田六石种，僧祖叔住山有麟也；计种五十有九石，产钱七贯二百六十五文，于是荐福始有田。见于莆田令尹吕承佑之记。旧祠长史、中丞、长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则合祭，六房之后各来瞻敬，集者数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后稍衰落，赖宝谟公、忠惠公后先扶持而复振。至景定庚申，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出，将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悯七祖垂垂废祀，慨然出私钱输官平债，经理两年，铢寸累积，一新门庑殿堂。乃帅宗族白于郡曰：“郡计取办僧刹，久矣。新住持纳助军钱十分，满十年换帖者亦如之。问助军多寡，未尝问僧污洁，刹乌得不坏？愿令本院岁纳助军一分，岁首输官，主僧许本宗官高者选举。”又曰：“院以葺理而兴，以科敷而废。今后除圣节大礼、二税、免丁、醋息、坑冶、米面、船甲、翎毛、知通仪从悉从古例输送，惟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赔补僧正偕脚试案等，官司所济无几，小院被累无穷，并乞蠲免。”郡照所陈给据，仍申漕台、礼部，礼部亦从申，符下郡、县。乃念于广族曰：“南山，祝圣道场也。岁满散日，族之命士有随班佛殿而不诣祠者。自今助香毕，并拜祠饮福，院办面饭，并劳仆夫。又灵隐金紫墓，昔拘蒸尝份数，命士、举人、监学生多不预祭。自今省谒，院办酒食，请众拜扫，内赴官入京者免分胙。”众议曰：“宜著为规约，愿世守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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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第二代六兄弟，“皆仕于闽”，可见荐福院创建于五代时期。宋代方氏为莆田“甲族”，而荐福院在方氏的支持下也长盛不衰。因此，从五代至南宋末年，方氏都以荐福院为全体族人的祭祖场所，历时300多年而“香火如一日”。然而，南宋后期对寺院的各种苛派，使荐福院濒于破产，只能依赖于方氏家族的救助和监管，逐渐失去了独立性。此后，由于方氏祠堂一度外移，南山荐福院也就不复存在了。明万历年间（1573—1619）的《重建南山荐福祠碑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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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吾宗入莆千祀，而是祠亦八百余年矣。载观郡中梵刹之有乡先生祠，多缘寺而起，独南山迤西之荐福，则因吾祠而名。……胜国兵燹，洊罹板荡。皇朝洪武丙子，移建追远堂于古堂巷中，此地寖鞠莱草芗。给谏万有公叙谱，曾致慨之。尚祖际万历庚戌，遍核圭田，力清出故址。……于是饬材鸠工，征役于戊寅冬，告成于辛巳秋。……虞物力之未副，不图顿还旧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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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方氏族人的心目中，似乎荐福院自古就是为方氏祠堂而建的。因此，在明初移建方氏祠堂之后，荐福院也就没有重建的必要了。万历年间虽然在故址重建方氏祠堂，但也“不图顿还旧观”，实际上已经完全取代了荐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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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莆田有些宗族的祠堂还设在寺院中，但这种祠堂通常是由宗族自行管理的，寺院与宗族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例如，清末编纂的《延寿徐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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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祥祠，在郡城西北……密迩故居延寿地。唐中秘公捐资创景祥寺，仍舍田七余顷，以充香灯需。至宋，大魁尚书铎公复整本寺，增租二顷。僧德之，立祠祀二公为檀越主，榜曰“唐宋二状元祠”。嗣是，朝奉公喆甫、崇仪公可珍叠加修葺。……国朝初年，本祠复圮，寺僧潜筑土楼，只存先影于楼上。康熙丁酉岁，仙溪房朝议大夫万安公与莆诸生成章、蜚英、良翰辈，削平寨楼，倡族复重建之。乾隆庚辰秋，仙溪临谒本祠，见规模狭隘，与侄大任、大业、大瑞、大源添盖本祠后座。……又念本寺为世祖创建之地，日久倾颓，因为之捐资鼎建重新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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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景祥寺与景祥祠虽然同时并存，但徐氏族人已俨然以主人自居，寺僧只是徐氏宗族的附庸。这种反客为主的现象，早在宋元之际已见端倪。元至正六年（1346），徐氏族人在《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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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考，家有庙，祭有田，古制也。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制虽非古，然报本始，昭不忘，一也。……宋季科征取给于寺，景祥遂而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咸淳时，司干端衡公请于郡，允抽园租，充时思用。未几，被僧元规罔恤香火，以坟山为己业。高大父朝奉喆甫公执券证，乃白。继是则殿圮矣，仅遗法堂、公祠。余本房诸父、昆弟恻然于怀，谓家毡犹旧，而庙貌宜新也；念瓜瓞既绵，而祭田不容俭也。于是重绘先影，增置圭租，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岂不伟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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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徐氏对景祥寺的控制，首先是从争夺产权开始的，其次又通过重修祠堂，确立了徐氏宗族在景祥寺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徐氏族人为了寻求理论依据，竟把寺院中的檀越祠等同于家庙。这就表明，宋元之际的寺院与宗族之争，实际上也是佛教与儒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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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佛教寺院，曾经为祭祖活动和宗族的发展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因而也得到了世家大族的大力支持。然而，到了宋代以后，民间的祭祖活动日益趋于合法化，祠堂逐渐脱离了寺院系统，宗族与寺院也就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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