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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莆田的里社大多已演变为神庙，明初规定的里社祭礼也难得一见，但里社体制并未解体，而是在神庙系统中得到了延续。乾隆《莆田县志》记载：“里社坛，本以祀土谷之神，今皆建屋，杂祀他神。惟连江上余、待贤里前黄仍坛。东厢龙坡、兴泰、英惠、通应，左厢长寿，延寿里黄巷太平，六社虽建屋，尚立土谷神主，春秋集社众祭毕，读诰律、誓约，然后会饮，犹有古之遗风。”又云：“各里乡厉坛，洪武间奉例建置者，今俱废。”[66]这就是说，明初建立的“里社坛”和“多厉坛”，到清代已经废弃，而依据洪武礼制举行的社祭仪式，在全县也只有6例。不过，根据我们近年来的实地调查，莆田平原的大多数神庙中都设有“尊主明王”和“后土夫人”的神像，每年也都要举行“社公”和“社妈”的生日庆典。这说明，在神庙中奉祀“土谷之神”仍是普遍现象，里社祭祀仪式已经转化为神庙祭典。[67]笔者认为，明以后莆田民间的神庙，实际上同时具有祭社与祭厉的功能，因而也就完全替代了“里社坛”和“乡厉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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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里社附属于里甲组织，受到了地方行政体制的制约，总数可能相当有限。由于明代莆田的“里”与“甲”之间还有“图”一级单位，每图为一百户，相当于一般的“里”，可能当时每图各设一里社。根据弘治《兴化府志》的记载，明初莆田平原共有130图，因而最多可设130社。[68]明中叶以后，由于里甲组织趋于解体，里社祭祀组织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原有的里社中，逐渐分出了新社，而原来不设里社的地区，也开始自立为社。[69]嘉庆十八年（1813），城郊东阳乡绅陈弼赉在《重建濠浦里社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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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置社，今里社也。……此我濠浦里社所由昉欤？考社之建置，咸谓自明嘉靖始。赉为童子时，闻故老论其轶事甚详，而知神之捍灾御患惠我乡人者，非一世之积。则谓当日之得请于朝而隆以徽号者，由中丞少淇公之力，理或然耳。说者又谓社之兴也，自少淇公归田后，卜地于淇之西，爰与西洙吴氏率徐桥、西施、沟西等境，捐地鸠金，佽工庀材，合众人之力以成。盖当时人心淳厚，强弱不形，以八家同井之风，成比户可封之俗。公欲比而同之，而一时同社诸君子亦靡然乐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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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濠浦里社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缺乏合法性依据，因而陈弼赉试图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从《礼记·祭法》论及乃祖“请于朝而隆以徽号”。其实，这种自立新社之举，在明代后期已是普遍现象，并不需要有特殊理由。当地另有“西漳濠浦社”，也是明代后期创立的，其前身原是古庙，自万历年间（1573—1619）重修后始号称为社。[71]不仅如此，在莆田城内也有“濠浦社”，据说是由清代迁居城内的陈氏族人创立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的《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规定：“福首，每年元宵社事，须到城东阳收领社金，以存祖社之意。”[72]这里的所谓“祖社”，自然是相对于城内的“分社”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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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区矛盾的不断激化，莆田平原出现了“分社”的风潮，逐渐形成了新的神庙系统和里社祭祀组织。例如，黄石江东村的《祁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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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春祈秋报，古有常规；祀稷享农，久垂巨典；此立社所以遵古制也。福德东社自建社以来，盖亦有年矣。……逆料于道光十九年己亥秋祭，有蚁聚揉板之辈，顿生鼠牙雀角之争，人心不古，社事沦亡。我姓目击心伤，未甘顿坏前功。爰是道光二十年庚子岁，合族鸠丁，重兴福德东社，不没前人之矩镬，鼎兴新立之规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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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东社即江东浦口宫，据说始建于宋代，明万历四年（1576）重建，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乾隆二十一年（1756）、嘉庆十六年（1811）曾多次重修。[74]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前，浦口宫的祭祀组织由当地各大姓共同组成，此后则分为若干不同的“社”。据调查，目前浦口宫系统共有11社，如祁氏有福德东社，江姓有福德中社，刘姓有福德西社，郑姓有东里家社，吴姓有永兴中社、永兴后社、盛兴义社，陈姓有永兴前社、永兴义社；另有新安寿社、东春上社等，由当地的各小姓联合组成。这些以家族为基础的里社祭祀组织，显然都是道光以后陆续形成的，因而也反映了当地里社组织的分化与重组过程。不过，目前这些里社组织除分别举办社祭活动之外，每年还轮流承办“江公真人”“张公圣君”等地方神的诞辰庆典和巡境仪式，共同组成了以浦口宫为中心的仪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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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地区，“分社”的过程也表现为“分庙”的过程。如江口的沟上七境，最早的“祖社”是前面村的嘉兴社，后演变为嘉兴殿、广仁庙，又从嘉兴社中分出新兴社和集福社，而新兴社系统中分出了后枯村的威显庙、李厝村的威显殿、新墩村的福惠堂、田中央村的永福堂，集福社系统中分出了陈墩村的广惠宫、游墩村的极乐堂、下墩村的灵显庙。这些后来分出的村庙，一般都直接沿用了原来的社名，因而一社多庙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新墩村的福惠堂于嘉庆十年（1805）从后枯村的新兴社分出后，也号称新兴社。[75]此外，还有一些较迟建立的村庙，则只有庙名而无社名，如新店村的隆佑堂、蔗车村的威显堂、后埕埔村的金山宫。在沟上七境中，凡属既有社又有庙的村落，一般每年都要举行绕境巡游仪式，因而也是相对独立的一“境”；而凡属有庙无社的村落，则不具有“境”的资格，必须参加外村的绕境巡游仪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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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平原较为古老的里社和神庙，一般都经历过“分社”或“分庙”的过程，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仪式组织和神庙系统，当地民间通称“七境”。在我们近年的调查过程中，已发现100多个“七境”集团，目前仍在继续调查和分析之中。大致说来，这些“七境”集团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各种不同层次的祭祀仪式，联结当地的若干宗族或村落，组成相对稳定的社区组织。因此，可以把“七境”集团视为超宗族和超村落的仪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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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由于里社制度与地方神庙系统的有机结合，导致了地方行政体制的“仪式化”。在莆田平原，只有参加里社祭祀组织，才有可能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只有主持里社祭祀仪式，才有可能控制地方权力体系。因此，明清时期里社祭祀组织的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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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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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民间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族与宗教组织。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宗族与宗教组织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作用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唐宋时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世家大族往往依附于佛教寺院；元明之际，祠堂逐渐脱离寺院系统，宗族组织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里社与神庙系统直接结合，促成了各种超宗族的社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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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莆田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受到了早期佛教、宋明理学与里社制度的规范和制约。这说明，中国历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莆田历史上的祭祖礼仪与里社祭祀仪式，都经历过长期的争论与变革，在实践过程中又不断有所发展与创新。这说明，无论是正统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推行于民间，而是必须与本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才有可能落地生根，形成普遍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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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士绅阶层，在礼仪变革与社会重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总是积极因应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潮流，对正统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进行合理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在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应该特别关注士绅阶层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笔者未来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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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于2005年5月在台北“中研院”民族学所“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讨论，后于2006年略作修改后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一期。此次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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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1985年以来，我和丁荷生教授合作收集福建各地的宗教碑铭，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1995）、《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三册，2003）。本书所引用的资料，除特别说明外，都引自此书的《兴化府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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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莆田县志》第二篇，《自然地理》，99～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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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乾隆《莆田县志》（光绪五年刊本）卷一，《舆地志》，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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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莆田县地名办公室编：《莆田地名录》，9、16、23、33、41、47、57、65、73、163、173页，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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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林汀水：《从地学观点看莆田平原的开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2）；［日］森田明：《关于福建省的水利共同体：莆田县之一例》，载《历史学研究》第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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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弘治《兴化府志》和乾隆《莆田县志》记载，明代莆田共设有3个河泊所，每年征收的“鱼课米”约2500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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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陈池养：《莆田水利志》（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二，《陂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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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陈池养：《莆田水利志》（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二、卷三，《陂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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