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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实际上，在中国研究方面，我认为不管是做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就方法论而言，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地方文献的问题上来。传统历史学关注地方文献是很少的，我们之所以走到“历史人类学”，首先就是因为地方文献，还不是田野调查。人类学要往历史人类学这边靠，也要去面对这些文献。只不过对于人类学来说，解读文献的目的可能跟历史学不一样，地方文献可能有另外一层意义。我想，不管学科之间如何转向、如何结合，它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解释，以完成总体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总体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是很难做到的，总体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共时态的。历史学跟人类学、社会学结合，是想把他们对共时性的观察作为自己的一个参照系，就像考古学把碎片复原为完整的器物一样，也是利用对其他器物、对类型的了解来做的，所以现在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其实正是我们用以“复原”已经不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的参照系。历史学讲“重建历史”、讲“复原历史的全貌”，只能在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无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所谓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与他人怎么去交往，交往有什么样的规则，规则由谁来制定，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面对这个人性的问题。对人性，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学、人类学等都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学科本位的问题，就是说各有家法。尽管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要打通，要开放，要交叉，但每个学科还是要有自己的家法，要学有所本，对人性的了解少不了任何一种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接近于对那个“总体”的把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仅仅是个开始，历史人类学是进行这种交流的很好的“场域”，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究竟该怎么做还有不同的看法，所关注、所强调的东西也不尽相同，但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它可能代表着一个最具有活力的学术取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需要我们一步步脚踏实地地为之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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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作者为郑振满、黄向春。为行文方便，文中黄向春省作“黄”，郑振满省作“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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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附录三 从民俗研究历史[1]——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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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不过，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在国内人类学界，已有学者对历史人类学作过解释，如庄孔韶曾发表《历史人类学的原则》，王铭铭在《逝去的繁荣》等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追求是不一样的，人类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也未必适合于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学科本位，探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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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理解中，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去研究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主编的《新史学》，对“历史人类学”有如下定义：“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的习惯、行为的习惯、饮食的习惯、感情的习惯、心态的习惯等等。”这里的所谓“习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俗”，因此也可以说历史人类学就是“研究民俗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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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类学时，就必须面对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民俗？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在此试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上述问题略述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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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一、什么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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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民俗”，有两个最简明的说法：其一，民俗指的是“没有教义的群众信仰和没有理论的群体实践”；其二，民俗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争论得最少的态度或者行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中，只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说话、做事，就不会发生争议。我们平常说要“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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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所谓民俗应具有五个特点：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规范性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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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是民俗最重要的特点。有些民俗涉及相关地区、相关民族的所有社会成员，是社会各阶层共享的一套规则，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地方性知识”或“族群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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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性也叫模式性，这是民俗与其他地方性知识相区别的内在特征。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民俗现象类型化，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某种民俗的基本特征，考察相应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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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承性和扩布性，指民俗的基本特点是世代相承，一个人生下来就与民俗相联系，虽然可能没有人去教他，他也会习惯成自然，不假思索地继承下来。不仅如此，民俗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地区的民俗会向外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民俗互相影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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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相对稳定性，指它通常是长期存在的，相对稳定的，不容易被改变。比如丧葬的习俗、饮食习惯等。民俗也有变革性，但是，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旦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非常深刻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一种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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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俗，或一套习惯，包括心理的或行为的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当然，作为一种习惯，它会形成很内在的要求，但归根结底是外在于个人的东西。每个人必须接受这个规范，不然就会受到排挤，这就是民俗的规范性。在另一方面，它在对个人形成约束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服务。它提供了一套游戏规则，使大家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免于争论和谈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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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在一群人中，如果你按大家公认的那一套规则去做，就会得到很高的社会评价，大家都很喜欢你。如果你不懂得人情世故，大家就会讨厌你，你就会有很多困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的集中表现就是“礼仪”。古人很懂得民俗的重要性，注重“入乡随俗”，甚至说“人情达练即文章”。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从小学、中学就开始教给孩子们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可是没有教给他们应该如何做人、如何说话、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日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缺乏地方性知识，从乡下出来的孩子读书之后不能重新回到乡土环境中去。而对于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要提高对本土社会文化的认知能力，也应该重视最基本的人伦日用知识，重新建构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历史人类学，做民俗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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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教授曾经多次强调“文化反思”的问题。他说，以前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异文化，我们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从而反思自己的文化，改进自己的文化。现在我们在本土研究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文化，就要用乡土的文化、庶民的文化来反思精英的文化。因为学者们都是知识精英，头脑里面灌输了一整套现代知识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连基本词汇都是。因此，我们在研究老百姓的生活习俗的过程中，就可以反思自己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做中国历史研究的，要深刻反思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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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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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我认为这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导趋势是社会科学化，这就必须研究特定时代社会的整体。要完整地把握历史，就不能只是将目光集中在少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而必须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然后再去解释局部的历史现象。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绝大部分人的思想行为没有记录下来，普通百姓不识字，也不会写。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如何去研究老百姓呢？这就需要研究民俗。民俗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传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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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者来说，研究民俗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就是要对这些典籍及其背后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这些典籍是可以不断重新解释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作出不同于前人或比前人更高明的解释。传统史学的特点是用典籍解释典籍，这是有问题的。固然我们有很多小学的功夫——考证的、版本的、音韵的、训诂的，但是这些无法深入揭示典籍的意义，更无法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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