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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大部分在相互靠拢、相互借鉴的尝试下所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可进行广泛对话的状态，历史学家的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考，而人类学家的研究则常常被认为对制度和历史的精确性把握不力。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学科本位”的问题？在强调各自的“学科本位”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开展对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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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类学要向历史学学习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是在如何跟外在的宏观历史环境和社会体系相连接方面。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类学有各自的理解，他们做出来的文本，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历史学家仍然偏重于建构大的历史过程和解释制度变迁的社会意义；而人类学家则始终着眼在“地方性知识”本身的系统、结构、象征及其反思力上。但我一直认为，做到最后、做到最好的时候，两者的追求应该是趋于一致的。“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思想的试验场，学术思维的试验场，但我们的学术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社区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以解释社区为目的，而是要解释典籍的意义、制度的变迁，做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这个本位的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大文化的建构过程，而人类学的任务是“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过程，所以我们是在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之所以要广泛地开展对话，至少就目前而言，就是要让彼此的视野不至于只局限在自己所关注、所强调的一面。人类学的学术追求和学科传统的特点，是文化反思，这决定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必须有“他者”的存在和价值，在人类学的中国社会研究中，那些地方文化、社区传统、民间习俗就是众多的“他者”，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对大国家、大历史、大文化所构成的反思。而对于历史学来说，就不只是一个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把它们打通，而且还有一个“内在化”的问题。所谓“学科本位”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历经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从小的方面来说，它是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而言，他要明白自己的立足之本就是解读典籍，包括地方文献。对于历史学来说，仅仅做地方文献是不够的，我们读地方文献，研究地方文化，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基本典籍，也可以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读那些基本典籍。我们做生活史、文化史、心态史，如果不能跟主流的历史命题联系起来，如果不能跟历史学所关注的那些重大问题挂上钩的话，那就变得可有可无，别人可以不理睬你。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能跟主流问题对话，要能够加深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在解释制度、解释典籍、解释重大的事件上比别人高明，一定要做到这一步。我想这也应该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最期待的东西，或者说是他们最想从历史学家那里知道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家想要去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对话的先决前提，也是他们可能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对充实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的地方。同样，人类学家对“地方性知识”、对结构、功能、符号、象征，对认知模式、生活方式等的见解，也是其他学科所无可替代的。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有“学科本位”的意识，同时又不能因为这个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甚至自我封闭。最后的归结点，我觉得应该是关于地方历史文献的源流和解读，这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是我所说的“民俗”，超越个人经验的民俗。这两个层面也许就是两个学科展开交流的平台。其实，我始终觉得要读懂地方历史文献，一定要有人类学的知识；当然，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要读懂地方历史文献，还要读它背后的意义，就是文化传承的问题，就是制度和典籍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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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据我的粗略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两个发展变化趋势——文化描写与意义诠释的深度化以及文化单位的政治经济历史情境化和广度化，正好可与同时期历史学的转向形成密切的呼应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发生了方向相反的转向——历史学要从国家政治、典籍文化、精英传统、国家崇拜，转向寻求这些东西在具体的时空坐落中的实践与意义再造；而人类学则要从自我满足的社区、个体的和类型学化的经验，转向寻求它们与国家政治、典籍文化、精英传统、国家崇拜的内在联结与多层面互动关系。傅衣凌所开创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正是属于前者的一个开拓性工作，与政治经济学化的民族志也有许多默契之处。您能谈谈这一发展趋势的前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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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实际上，在中国研究方面，我认为不管是做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就方法论而言，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地方文献的问题上来。传统历史学关注地方文献是很少的，我们之所以走到“历史人类学”，首先就是因为地方文献，还不是田野调查。人类学要往历史人类学这边靠，也要去面对这些文献。只不过对于人类学来说，解读文献的目的可能跟历史学不一样，地方文献可能有另外一层意义。我想，不管学科之间如何转向、如何结合，它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解释，以完成总体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总体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是很难做到的，总体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共时态的。历史学跟人类学、社会学结合，是想把他们对共时性的观察作为自己的一个参照系，就像考古学把碎片复原为完整的器物一样，也是利用对其他器物、对类型的了解来做的，所以现在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其实正是我们用以“复原”已经不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的参照系。历史学讲“重建历史”、讲“复原历史的全貌”，只能在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无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所谓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与他人怎么去交往，交往有什么样的规则，规则由谁来制定，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面对这个人性的问题。对人性，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学、人类学等都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学科本位的问题，就是说各有家法。尽管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要打通，要开放，要交叉，但每个学科还是要有自己的家法，要学有所本，对人性的了解少不了任何一种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接近于对那个“总体”的把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仅仅是个开始，历史人类学是进行这种交流的很好的“场域”，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究竟该怎么做还有不同的看法，所关注、所强调的东西也不尽相同，但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它可能代表着一个最具有活力的学术取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需要我们一步步脚踏实地地为之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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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作者为郑振满、黄向春。为行文方便，文中黄向春省作“黄”，郑振满省作“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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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附录三 从民俗研究历史[1]——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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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不过，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在国内人类学界，已有学者对历史人类学作过解释，如庄孔韶曾发表《历史人类学的原则》，王铭铭在《逝去的繁荣》等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追求是不一样的，人类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也未必适合于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学科本位，探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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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理解中，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去研究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主编的《新史学》，对“历史人类学”有如下定义：“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的习惯、行为的习惯、饮食的习惯、感情的习惯、心态的习惯等等。”这里的所谓“习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俗”，因此也可以说历史人类学就是“研究民俗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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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类学时，就必须面对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民俗？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在此试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上述问题略述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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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一、什么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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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民俗”，有两个最简明的说法：其一，民俗指的是“没有教义的群众信仰和没有理论的群体实践”；其二，民俗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争论得最少的态度或者行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中，只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说话、做事，就不会发生争议。我们平常说要“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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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所谓民俗应具有五个特点：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规范性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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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是民俗最重要的特点。有些民俗涉及相关地区、相关民族的所有社会成员，是社会各阶层共享的一套规则，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地方性知识”或“族群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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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性也叫模式性，这是民俗与其他地方性知识相区别的内在特征。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民俗现象类型化，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某种民俗的基本特征，考察相应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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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承性和扩布性，指民俗的基本特点是世代相承，一个人生下来就与民俗相联系，虽然可能没有人去教他，他也会习惯成自然，不假思索地继承下来。不仅如此，民俗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地区的民俗会向外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民俗互相影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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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的相对稳定性，指它通常是长期存在的，相对稳定的，不容易被改变。比如丧葬的习俗、饮食习惯等。民俗也有变革性，但是，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旦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非常深刻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一种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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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俗，或一套习惯，包括心理的或行为的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当然，作为一种习惯，它会形成很内在的要求，但归根结底是外在于个人的东西。每个人必须接受这个规范，不然就会受到排挤，这就是民俗的规范性。在另一方面，它在对个人形成约束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服务。它提供了一套游戏规则，使大家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免于争论和谈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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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在一群人中，如果你按大家公认的那一套规则去做，就会得到很高的社会评价，大家都很喜欢你。如果你不懂得人情世故，大家就会讨厌你，你就会有很多困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的集中表现就是“礼仪”。古人很懂得民俗的重要性，注重“入乡随俗”，甚至说“人情达练即文章”。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从小学、中学就开始教给孩子们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可是没有教给他们应该如何做人、如何说话、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日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缺乏地方性知识，从乡下出来的孩子读书之后不能重新回到乡土环境中去。而对于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要提高对本土社会文化的认知能力，也应该重视最基本的人伦日用知识，重新建构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历史人类学，做民俗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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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教授曾经多次强调“文化反思”的问题。他说，以前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异文化，我们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从而反思自己的文化，改进自己的文化。现在我们在本土研究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文化，就要用乡土的文化、庶民的文化来反思精英的文化。因为学者们都是知识精英，头脑里面灌输了一整套现代知识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连基本词汇都是。因此，我们在研究老百姓的生活习俗的过程中，就可以反思自己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做中国历史研究的，要深刻反思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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