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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史籍记载包拯断案,着墨很少。《宋史·包拯传》只有“割牛舌”一案:“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后世以“公案文学”面目出现的《百家公案》、《龙图公案》里却有150多个包公断案的案件。至少到元代,民间流传的包公则是一位公正、精察、神明的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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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集里,包公的位置已经发生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变。明代在塑造包公破案的精察时,也把他由人逐渐上升到神。与宋元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已不仅仅是一个“日断阳、夜断阴”的判官,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各路神仙无不为包公提供便利,包拯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到处可请到神仙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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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石玉昆借鉴包公民间故事创作出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前二十七回以包公故事为主。包公麾下四大门柱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由来,公孙策的出世由来,包大人三口铜铡的由来,展昭辅佐包大人的由来等等,都是《三侠五义》创造出的故事情节。在《三侠五义》中,包公的地位比以前有所上升,神力也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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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世对包公的塑造也把一些原本不属于包公的事嫁接到他身上。例如,包公为嫂子抚养成人,固有“嫂娘”之说(实际上是他的儿子包绶由他的长媳养大)。一些故事完全是杜撰,如仁宗认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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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包公形象的演变看做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千百年来,人民为什么要如此创造包公的形象。换句话说,包公形象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包拯身上固有的品质是人民塑造清官和为民申冤的判官的基础。其次,公案文学本身的魅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凡负冤含屈讼狱平反之事,与老百姓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事最亲切,故最易于流播。因此,公案文学是把包拯塑造成“青天”之神的重要媒介。最后,包公形象塑造与包公祭祀相得益彰,进一步增强了包公的神性。包拯去世后,合肥、肇庆、开封首先建立了包公祠,其他包公曾经履迹所到之处(如沧州、祥符)也祭祀包公。馨香俎豆之间,人们逐渐把包公当作神灵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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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为适应廉政建设的需要,把包公祠扩建为广东省廉政教育基地,这一举措将会使“孝肃之风”在这片包公曾经做过三年知州的山山水水之间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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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所代表的清官文化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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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法制建设与官员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结合起来。抑制赃官墨吏,整饬吏治,是政治和法律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夏商以来的历代王朝,均都为此殚精竭虑,制定出了越来越详尽、越来越严厉的法律禁令。但是,事实却是禁而不止,贪赃枉法之风愈演愈烈。这表明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而包拯能成为清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个人品质高尚,有执政为民的胸怀,忧国忧民,把一己之私利放在一边。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为民众鞠躬尽瘁。清官包拯启示我们,政治清明,官德培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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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防微杜渐,拒腐蚀,廉洁自好。包拯从未做官时,就注意拒绝诱惑;做官之后,更是不受民财,保持简朴的生活,以身作则。正己之后方能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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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为人民办实事、解疑难的执政能力。一个糊涂官,一个不实事求是、没有科学头脑的官员,给人民带来的一定是灾难,而不是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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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历史上的一个清官,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只要有社会不平存在,就会有特权霸道和贪赃枉法的事发生。这种情况下,在人民心目中,包公就会站在公正的社会法律一边,站在受欺受压的民众一边,排除权贵和金钱的干扰,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如此这般,包公的形象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礼拜。所以,从本质上看,对包公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是对正义的崇拜,是对政治清明的崇拜,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是对不畏权贵、不通关节、执法如山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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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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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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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鉴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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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一郡伟观披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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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高鹤鸣,塑造了伟岸的端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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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宦游人登楼远眺,览胜景入怀,一腔乡愁了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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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云楼位于端州区人民中路以西的宋城墙上。由于楼之高峻,若披云雾,故名“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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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云楼始建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此后经过多次的修葺、重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明清时期的披云楼,人文之雅,景物之美,最为时人称羡。明朝崇祯初,知府陆鏊就曾说:“端州,一郡之胜,郡治为最;郡治,一署之胜,披云楼为最。”那时,披云楼是端州城为数不多的制高点,崧台书院(即阅江楼)镇东关,宝月台镇北关,可览星岩诸盛景,但地形所限,难现穹窿巨观。唯有披云楼缘城墙而建,其势突兀,壮于中央,四面八窗旁启,万象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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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披云楼是20世纪80年代在原来的遗址上重建的,仿照江西滕王阁、湖北黄鹤楼和山西飞云楼而设计,极尽壮丽,但面对周遭平地而起的栋栋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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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可擎星辰而临风雨的披云楼早已变成了“小个子”,目光所及不过里许。尽管如此,登临披云楼,漫步古城墙,能让人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体会古人登楼远眺时的诗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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