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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书院环境幽静，有堂、有阁，有池、有亭，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特别是书院后面的荷花池与爱莲亭，尤为清雅。那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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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深含幽，蔽日匿景。棉火炫外，蕉阴黝径。阶墀之下，泓为深池。夏雨洗溽，秋风贡凉，仰即见星，俯即拾月。春雷启蛰，池蛙助其鼓吹；冬烘散燠，园禽奏乎笙簧。置身其中，不觉陶陶然，悠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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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素有所谓“三大事业”，即藏书、讲学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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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积极推动书院藏书事业，各省督抚也不时动用公银为书院添购书籍,充实书院藏书。乾隆皇帝一登基就下诏：“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才聚集之地，宜多储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当时端溪书院即属于省会书院，故政府为他们购置了大量的书籍。遗憾的是，由于太平军兴，清咸丰四年（1854）战火殃及端溪书院，旧存书籍散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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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不能无书。局势平息以后，端溪书院重新开始藏书，到光绪时，书院藏书已经很丰富了，经史子集共有八十余柜。从书籍来源看，主要有三种聚书途径：一是钦颁书籍，主要是经义、经解类、钦定四书文等，由朝廷颁赐地方学校、书院。二是两广总督府、肇庆府、高要县等地方政府动用公费购买的书籍。三是地方官员、士绅捐献的书籍。这一部分书籍占端溪书院藏书相当大的比重。如书院院长梁鼎芬捐给端溪书院之书有18种216册；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向端溪书院捐书20种947册； 肇庆知府张丙炎曾向端溪书院捐书44种268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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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书院藏书中还有一部分是书院刻印的书籍。当时书院设有刻书局，以每年余款刻印《端溪丛书》，包括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近思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顾炎武《亭林文集》、全祖望《全谢山遗诗》等，多为清人经史、文集和诗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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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收藏在何处？多数人以为掞天阁就是书院的图书馆，书籍藏在阁上。掞天阁确实藏有部分书籍，主要是钦定书籍，如《康熙字典》《皇清经解》等。但掞天阁本来不是作为图书馆的。掞天阁，原名天章阁，总督赵宏灿建，上面供奉赵氏、总督杨琳、马尔泰摹刻的康熙皇帝恩赐给他们的御笔诗文，共十四碑，俱镶嵌掞天阁北墙之上。君命犹天命，皇帝赐给的玺书宸翰，如同奎壁之文、云汉之章，必须宝藏，所以示尊崇，故取名天章阁，书院也因此叫天章书院。天章阁又名掞天阁，其尊崇之意一样，因为“掞天”有光芒照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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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大部分藏书收贮在位于书院西南角的书库里。这个书库由院长梁鼎芬所建。为管理书籍，书院制定了“收借书规条”，主要内容包括：书籍专人收管，借书须登记，每次不过5册，院内阅读，不准在书页上批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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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丧斯文。端溪书院八十余柜书籍并没有传下来，经过民国十二年（1923）粤桂军阀混战和抗战时日机轰炸，书院内原有的建筑和藏书几乎尽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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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院，按其讲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应科举，学习八股文为主的书院；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经世致用”为主的书院。端溪书院虽以举业课生徒，但兼修经史、辞章，注意培养学生的儒家气象，以“勋业、风节”相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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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书院对书院院长（称“山长”）的选聘十分严格，要求履职者必须老成宿望、经明修行、足为士子楷模。有清一代，历任院长约有38位，其中进士出身者33人，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全祖望、林召棠、梁鼎芬、朱一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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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1705—1755），浙江鄞县人，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他主张“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摒弃门户之见，成为自黄宗羲之后博通经史的著名学者。在谢山先生主持书院期间，他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及《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等经史著作；“四书”之外，诸生还应泛读唐宋八大家文集及《朱子文集》、唐代张九龄等人诗赋，奠定了端溪书院办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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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召棠（1786—1872），广东吴川人，清道光三年（1823）的状元。当年皇帝亲阅其卷，通篇精彩，只有一字偏旁有错，道光皇帝于卷末批曰：“今科得一佳元，一字笔误，非关学问。”授职翰林院修撰。林召棠为人正派，深感官场污浊，以终生奉母为名告假还乡。清道光十三年（1833），林召棠受聘端溪书院主讲，时间长达15年，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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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进士出身，岭南近代名家。受两广总督张之洞邀请，清光绪十三年（1887）任书院院长。梁氏不仅是学者，还是藏书家，他任职期间，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人士为书院捐书，建书库以藏书。他修订了书院章程，注重对学生进行礼仪、纪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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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书院的祭祀场所在后楼，其最初之名为圣贤楼。清乾隆十七年（1752），全祖望任院长，亲手拟定了所祀诸贤及其位次。不过，全祖望当年拟定的祭祀人数只有16位，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肇庆知府吴绳年将圣贤楼改名为景贤楼，将奉祀人数增至左右各10人，合共20人。供祀牌位具体为：先圣孔子之位居中，左右陪祀以先贤周敦颐、朱熹。东西设两龛，左龛祀陈献章、李材、陈庸、张诩、谢祐、陈激衷、卢宁、叶春及、唐伯元、罗一中；右龛祀黄佐、杨起元、湛若水、林光、伍雲、李孔修、庞嵩、薛侃、丘濬、区大伦。左右各设一总牌，书十人名号，以中为尊，陈献章居左第六行，黄佐居右第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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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末年，院长赵敬襄将景贤楼改名为先贤楼，移先贤之位南向，左以西方为上，右以南方为上，奉祀人数依然为原定的20位，但是其牌位的先后次序有所更定，主要是突出了陈献章和丘濬分别作为先师和乡贤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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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书院重修，先贤楼改名为尊圣阁，复祀孔子，居中南向。左右两龛配以周子、朱子，东西向。阁下为景贤堂，祀白沙以下二十人，各设主同一龛，均南向，位次依赵敬襄所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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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为见罗先生（李材）所创，因此于西楹设特座。景贤阁下中楹为谢山祠，祀前端溪院长全祖望。每年春秋，院长率诸生行释奠礼，月朔释菜，月望上香。正月五日为谢山先生生日，诣祠行礼，此后相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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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书院祭祀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鲜明地展现了明清时期广东书院的学术面貌与学风变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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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来，广东理学经陈献章（白沙）标揭之后，以书院讲会为中心，形成两大派别：在韩江流域，揭阳明之学，主之者为薛侃。在珠江流域，揭白沙之学，主之者为湛若水。两派之中，最为广东学人推重的就是陈献章及其所开创的“江门之学”。因此，陈献章本人以及他的弟子不仅在祭祀位次上极为显赫，而且人数也最多，反映了岭南地方对“教化之儒”与乡贤陈白沙的由衷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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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代学者全祖望虽然任院长仅一年时间，但是书院却给予了崇高的礼敬，专门修建了全谢山先生祠，将他与本书院创始人李材同祀其中。其间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李材有创始之劳、全祖望有制度完善之功，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作为清代学术宗师，全祖望不仅在经、史领域学术成就卓著，而且其为学注重调和朱、陆，融会诸说，不定一尊，与注重独创的学术旨趣深深地融入岭南书院文化与学术追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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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年，随着西学东渐、废科举，康有为等维新派有识之士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改革书院、义学、社学及建立整套学校系统的方案。清廷决定将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历时近千年之久的书院制度遂告瓦解冰消, 各地书院陆续改为各级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肇庆知府多龄改端溪书院为肇庆府中学堂。该学堂有学生四个班,学制五年，是为肇庆地区有公立中学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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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广总督府设在肇庆时，端溪书院是总督课士之所，“为两广作育人才之区”，乃一省会书院。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 总督府移驻广州，肇庆不再是两广之省会，而是偏僻之州府。加之，端溪书院占地不广，难以拓展斋舍等教学空间，到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他开始创办广雅书院，把教育重心移到广州，端溪书院在岭南的教育地位日趋落后。清末书院改学堂时，原本为省会书院的端溪书院仅被当作了府级书院，只好改为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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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端溪书院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同全国各地众多的书院一样, 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曾经的书香与师范，只能在一本叫做《端溪书院志》的小书内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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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少年小子漫步于古城墙后的肇庆中学校园，可知校道上那一块块石板曾是端溪书院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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