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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中描述台湾先住民友善、有自信、脾气好、愿意给陌生人食物和饮水。他更提到先住民的生活中隐含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和希腊罗马“每个人都独立思考提案”的传统颇为类似，先住民之间相互辩论的场面，就如同希腊人在市民广场集会，大声互相诘问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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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第纽斯牧师坚信，台湾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南亚最先进的基督教社群，甚至还能和荷兰本国争胜。虽然传教的效果不如预期，但这份简报承载着他的热情，在往后的400年，年复一年，不断地召唤基督教传教士，不辞千里迢迢来寻找这伊甸园中美好的人们（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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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的西欧人更想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及台湾的贸易情形，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这些信息视为最高商业机密，更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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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西方人笔下描绘的“福尔摩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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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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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亚洲各地进口昂贵的货物，全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消息来定价，欧洲商人们因而十分在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贸易经营状况。郑成功登陆台湾后的各种消息，在通讯不发达的17世纪，陆续通过各种“快报”7，横越9 500公里传到荷兰，并辗转传播到欧洲各国。当时信息很混乱，商人们虽然对贸易局势感到紧张，但总觉得情况应该不至于太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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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人于1662年被郑成功打败的消息，在来年出版的《荷兰信使》 8中披露时，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所有人都想知道，荷兰为何会丢失台湾这个赚钱的据点。各种相关书籍纷纷出版9，各人立场和观点不同，台湾沦陷事件变成一起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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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战败后，带着1 000多名荷兰人与其眷属，陆续回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揆一原先被判死刑，四年后被放逐到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班达海群岛中的艾岛（Ay）。他在被流放期间撰写了《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并匿名出版10，详述台湾沦陷的来龙去脉，并将责任归咎于荷兰的巴达维亚当局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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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此没有再回到欧洲人手中，欧洲人的台湾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被郑成功围城的历史上。当时揆一带着荷兰人坚守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郑成功找了亨布鲁克（Antion Hamtbroeck）牧师前去劝降，亨布鲁克牧师回报揆一拒绝投降的消息后，却为郑成功所杀（图1.7）。亨布鲁克牧师因此被欧洲人视为新时代的殉教典范，郑成功则成了异教徒杀人魔（图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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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描绘亨布鲁克牧师自我牺牲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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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攻下普罗民遮城（今赤楼）后，囚禁了传教士亨布鲁克牧师及其家人，后来牧师被郑成功送往热兰遮城劝降时，反而激励荷兰同胞不要投降，揆一建议亨布鲁克留在热兰遮城中避祸，但他仍信守承诺回到郑成功军营，报告荷兰人决意守城。郑成功震怒，杀了亨布鲁克牧师及其他被囚禁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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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亨布鲁克牧师的事迹常被欧洲人用来作为笔记本的封面或插图，他被当成自我牺牲的楷模。该图为1850年荷兰出版的一张版画，图中立者为亨布鲁克牧师，郑军士兵立于门旁监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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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愿将内部的检讨公之于世，无数个“多可惜”的叹息与遥想，经过欧洲报刊杂志的渲染，在欧洲人心目中，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成为充满想象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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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人会对台湾好奇呢？从15世纪起，欧洲人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战争的洗礼，以及天文学发现，许多原本言之成理的世界观受到挑战。17世纪以后，随着印刷术发达，各类报刊书籍等出版品越来越多；直到17、18世纪之交，欧洲人开始反省自身的处境，对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与风俗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好奇，不断想要从外面的世界吸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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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福尔摩沙”这种能够满足欧洲人异域想象的故事，就有了市场的价值；如果叙述者亲临过台湾现场，或者根本是来自台湾，就更有真实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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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有些“台湾代言人”写出一些关于“福尔摩沙”的书，竟能大量吸引欧洲人的目光。例如：1704年，一个自称来自台湾并信仰基督教的25岁青年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azaa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福尔摩沙岛历史与地理的描述》。这本书让他在伦敦社交界中，成为士绅、名媛崇拜与亲近的对象；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有关日本人与台湾人宗教对话的英文小册子，但后来被证明是一本“造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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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玛纳札年老时写下自传，坦承自己冒称是台湾人，凭空想象虚构台湾先住民的生活、经验、风土及语言、文字等。他出生于法国南部，一生从未曾离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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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被郑成功行刑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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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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