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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郑芝龙投降清朝，却被挟持到北京，荷兰人以为从此可以松口气。没想到，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快速整合郑家势力，以金门和厦门为基地，控制着台湾海峡两岸贸易8，并活跃于东南亚海域（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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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郑成功时代的台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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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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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贸易量急速萎缩，具有商业灵敏度的荷兰人很快找到黄金作为另一个转运商品。从郑芝龙和日本直接贸易那一年开始，长达22年时间，荷兰人将台湾作为金银的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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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黄金本来就是欧洲人航行世界的一大梦想。17世纪的荷兰水手间流传着“金银岛”传说：有一艘驶向中国以东海洋的船，遭遇巨大的暴风雨，船只主桅断裂。风暴过后，他们看到远方有一座高大的岛屿，于是将船驶到岛上修理。在岛上，形貌姣好的岛民和善地接待这些船员，并协助他们修理船只。船员们意外地发现，岛上道路两旁随处可捡到黄金与白银，居民用的餐具也是以金银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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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获得许多黄金和白银，荷兰人来到亚洲之后，两度派船队寻找这个遍地黄金与白银的岛屿，都宣告失败。虽然没有找到金银岛，台湾岛却让荷兰人做了一场更大的黄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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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以白银作为货币，以黄金制造饰品，因此黄金的相对价格比邻近国家低，四五两白银就能换到一两黄金；但在日本与大部分亚洲地区，经常要10两以上白银才能换到1两黄金，因此以日本白银到中国交换黄金十分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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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世界贸易的货品中，更有价值的是东南亚的胡椒、丁香与豆蔻等香料。香料供应者不接受金、银或其他货币，只接受印度棉布；于是荷兰人用日本白银和中国黄金购买印度棉布，用印度棉布交换东南亚香料，再把香料运回欧洲贩卖，或把中国的黄金直接卖给日本人赚取差价。荷兰人也提供高价吸引中国大陆海商携带黄金，到台湾和他们交换日本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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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后，为寻找台湾岛的黄金，开始组织金矿产地探险远征队，进入了西班牙人传说中的黄金产地——花莲立雾溪口。后来发现只是溪流沙金，而不是金矿，才停止寻金计划，这次经验提醒了荷兰人：“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真正的金矿和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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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丝、丝织品、黄金、白银，荷兰人还通过中国台湾转运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80年间，平均每年运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多达20万件。荷兰人经中国台湾转运中国大陆瓷器，一段时间后，更开始订制特殊式样，先在台湾做木制模型，再送往大陆景德镇等地作为订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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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来台湾第14年，热兰遮城商馆中库存了年平均出口量的4.5倍的中国大陆瓷器；来年，由中国台湾运往荷兰的精制瓷器迅速增长到年平均出口量的2.4倍，可见中国瓷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转口贸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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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商品之外，荷兰人也发现中国台湾本土梅花鹿的鹿皮是很有赚头的商品9：鹿肉干可销往中国大陆，鹿皮则卖到日本，作为日本武士刀鞘的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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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荷兰人开始实施“狩猎执照制度”，发给汉人捕鹿执照，并收购捕获的鹿，更能切实掌控捕鹿的利润，但也逐渐将先住民从捕鹿的经济活动（图3.8）排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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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台湾先住民捕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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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惠文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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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制度实施6年后，汉人进入了原先由先住民控制的猎场；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又花了将近10年，征服最大的鹿场虎尾垄（Favorlang，今云林一带），驱逐住在先住民村庄里私自捕鹿的汉人，只允许拥有捕鹿执照的汉人进入，全面控制台湾的捕鹿经济活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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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引进大规模猎捕的技术，如掩蔽的陷阱、套索，新技术改变了狩猎方式，出口的鹿皮数量相对增加了许多，使用陷阱后，每年出口鹿皮数增加了五成11，也使得台湾梅花鹿数量从此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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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发现鹿群减少，而且用陷阱捕杀的鹿皮沾满血迹，不受日本人青睐，于是禁止设置陷阱，也不准在梅花鹿繁殖期捕猎；随后在荷兰牧师祐纽斯（Robertus Junius）极力劝解下12，荷兰人甚至禁止以任何方式捕鹿，鹿群数量才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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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台湾的38年期间，靠着生丝、丝织品、白银、黄金、瓷器的转口贸易，以及出口鹿皮等台湾产品，让中国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有赚头的据点之一，这段历史让荷兰人难以忘怀。难怪不久前，荷兰前驻台湾代表胡浩德（Menno Goedhart）退休之后，决定留在台湾，并取得永久居留权，当起“正港”[5]的台湾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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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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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曹永和教授的研究，郑芝龙虽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却未必懂荷兰语，当时亚洲各地的混合国际语言是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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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时在福建、广东沿岸的海商，就是中国朝廷眼中的海寇，明朝政府采取的策略是让这些海上势力自行竞逐。胜利的被招安为将官，失败的就再度出海为寇，“官”、“盗”之别仅在一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