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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三年一换的班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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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为了防制施琅据台为王而采用李光地建议三年一换的班兵制度。班兵大多来自犷悍、有械斗之风的福建，加上清政府种种不合理的措施，台湾移民社会的莠民亦多，双方积怨难容，稍触即发。小则私斗、奸暴、潜载违禁货物，大则械斗、纠众逞凶，不仅无法守卫台湾，更成为台湾治安上的毒瘤。（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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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影响康熙皇帝决定留台的关键人物应该是李光地，而不是施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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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以钦差苏拜为首，福建总督施维翰、巡抚金、水师提督施琅一并重提原案，康熙皇帝批准在台湾设治驻兵；6月分别指派了新任福建总督王国安与台湾总兵杨文魁。施琅的腹案终于实现，台湾被留下来，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统治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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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下一步呢？按施琅的计划之一是，清政府继续实施海禁，台湾则成为特殊的自由贸易区，让英、荷商人通过厦门与台湾进行垄断贸易；之二是，若中国沿海开放海禁，就将台湾交还荷兰人，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低价的南洋货物到台湾，使福建商人借由福建到台湾的交易路线，与走广东到澳门路线的广东商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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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台湾归降后，康熙皇帝派到福建和广东视察的官员都主张继续实施海禁，这时中国沿海只剩下台湾开放对外贸易，施琅想利用台湾垄断沿海对外贸易的计划几乎成功。接下来，施琅等荷兰人前来向朝廷要求归还台湾，他就可以扮演斡旋两方的角色，借机让荷兰人在厦门或台湾设立商馆，或者干脆把台湾归还给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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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琅的如意算盘终究抵不过环境情势的现实，先是康熙皇帝质疑：既然在三藩之乱期间，福建、广东都已和日本、暹罗、巴达维亚等地和平通商，这时更没有理由继续执行海禁政策，因此派官员前往福建、广东管理税务机关，落实了开放政策。这时，施琅连忙将已重返厦门开设商馆、进行走私贸易的英国人赶走，改让清朝官员进驻成为厦门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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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将台湾交还荷兰的计谋也未实现，因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认为“台湾缺乏良港，在那里建立城池没有好处，公司已损失许多昂贵的船只”，最后只派出一艘普通商船以接回荷兰战俘为借口，前来搜集情报，而不是施琅期待的朝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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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逐步撤离中国市场；从70年代起，中国海禁宽松，广东与巴达维亚私人间贸易扩张，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无利可图，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欲望缩减，取得台湾作为转运站的需求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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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荷兰人到中国，都是去广东，而不去福建。一方面是福建新任总督不想进行台湾、厦门和英国、荷兰之间的特许转口贸易17，一方面是两广总督吴兴祚在1684年就默许广东珠江口外的各国船只走私，荷兰人与返航的台湾船都选择在广东交易，使施琅无法在厦门进行垄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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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弃留讨论，从1683年7月施琅攻下澎湖，到1684年5月底确定将纳入版图，前后长达10个月；从1月施琅回厦门到6月底清政府派官员就任，前后有将近5个月无政府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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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拖延的时间是康熙皇帝与福建官员（特别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之间的心战，康熙从来不信任施琅，却不得不把台湾交给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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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台湾是被清朝统治，不如说是被施琅及他的家族统治（图11.5、11.6）。首位派驻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台厦道）周昌是施琅的心腹。此外，清政府长期任用福建水师提督来管理台湾，从1684年之后的37年间，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历经施琅、张旺、吴英、施世骠等四人，其中除了张旺非攻台将领之外，其余两位都曾随施琅攻台，吴英是副将，施世骠是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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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临濮堂──施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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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南市将军区将贵里，由施琅第十八代子孙施钟响、施永龙等兄弟为纪念先祖施琅所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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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施家子孙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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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第十八代孙施钟响所题写。施永龙先生言：有人批评施琅，其实是历史评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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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吴英及他们的部众在台湾夺取大量土地，加上管理不善，治安恶化，反乱不断，因而造成残破的程度比经年累月的战乱更严重。更使得汉人的渡台之路充满危险，相对于荷兰时期欢迎汉人移民18，施琅为防止更多移民分享在台湾的利益，严格控管移民，特别是禁止他不喜欢的广东籍客家人来台，以及限制携带家眷等种种限制，使得许多人只能偷渡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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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是，为何荷兰时期、明郑时期，台湾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但归入清朝统治后，即使施琅很想让台湾维持原有的功能，却不可得，使台湾成了康熙皇帝口中“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弹丸之地而已？是时也，还是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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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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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征台的有施琅第四子施世骥、第五子施世、第六子施世骠、第七子施世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