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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兴盛，各港埠商人为了保障利益，出现了“郊”的组织。“郊”又称为“郊行”或“行郊”，就是总批发商或进出口代理商7。多数由商人联合组成，主要在解决货物的配运、避免同行间竞争、方便控制货品价格及交易秩序；但也因此垄断商务，有违公平竞争的企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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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郊”要有一定数量的郊商为基础；因此郊的多或少，常成为商业是否发达的指标。“一府、二鹿、三艋”就是在郊商出现至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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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的第二年（1684年）在全岛设一府三县，府署（又称府衙，即台湾最高行政机关）位于台南8，之后100多年，台南一直是全岛首府。清朝统治时期，台南鹿耳门是唯一官方许可的通商口岸，称为“正口”，当时赴大陆贸易之船只都必须经过鹿耳门，当地因此商业繁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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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以台南的“三郊”为开端。“三郊”先是当地贸易商在1718年集资重建位于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图12.6、12.7），23年后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图12.8），形成协力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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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台南水仙宫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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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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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台南水仙宫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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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以台南“三郊”为开端，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就是当地贸易商三郊于1718年集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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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三益堂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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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三郊于1741年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至1870年间，实际掌握台南府城的命脉，如军事、城防、治安、经济、贸易等，俨然是行政、统治中心。今台南水仙宫内仍可看到这面代表“三郊三益堂”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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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左右，大陆福州以北的贸易区域（包括宁波、上海、牛庄、烟台、天津与大连），有20余商家以苏万利商号作为代表，成立“北郊”；7年后，福州以南的贸易区域（包括福州、厦门、金门、漳州、泉州、香港、汕头与南澳），约30余商家以广东籍钟姓人士创立的金永顺商号为代表，成立“南郊”；南郊成立8年后，约有50余商家以李胜兴商号为首，成立“糖郊”，刚开始以出口台湾糖产为主，后来拓展至豆类与米等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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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6年，总共100多家来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号组成“三郊”，并在“三益堂”设总办事处，协调、处理进出口业务，更支持府城的各项建设，如建庙修寺、造桥筑路、疏浚港道等，也赈灾济贫，调解民间纠纷；1805、1806年海盗蔡牵10来犯时，更协助官方组织义民、保卫城池，成为社会一股重要的安定力量。另一方面，这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也喜读诗书、热心教育、奖励士子参与科举，使得台南府城中科举的人数称冠全台。郊商们因此成为另一股民间力量，让台南府城维持相当久的首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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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鹿”指鹿港，原名鹿仔港。位于台湾中部，正对着福建泉州的蚶江，腹地囊括大肚、西螺两溪之间的大小城镇。1717年之前就有商船到鹿港载运芝麻、粟米、豆等农产，之后鹿港街市逐渐形成，既是水陆码头，又是谷米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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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的兴起可说是拜泉州之赐，鹿港是泉州商人聚集之区，占早期移民八成。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撤销所有海关，只留广东海关可以对外通商；泉州海关因此被撤销，泉州商人因而将目光转移到对岸交通便利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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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鹿港属岛内港口，不能直接和大陆贸易，往来船只必须绕道台南鹿耳门，再开往目的地，极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有不少商船不顾禁令，私自从鹿港出发，将台湾的米粮直接运到厦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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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法禁止，清政府干脆在1784年准许泉州的蚶江口与台湾鹿港直接通商。鹿港成为正口，“泉郊”成立，以泉州为主要交易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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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鹿港的“泉郊”与泉州的“鹿郊”是由泉州商人与鹿港商人共同组成。有些规模较大的泉州商号，在泉州、鹿港都设有相同商号的“联财对号”11，或是分号（就像现在的连锁店）；而部分鹿港商号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扩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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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郊”是鹿港八郊中最早出现的郊行，财势最雄厚，极盛时期商号达到一百多家。泉郊更有独立于庙宇之外的专属办事处，称为“泉郊会馆”（图12.9）。泉郊、厦郊都具有同乡会性质。其他各郊成员也可以同乡身份加入泉郊或厦郊，因此使得两郊组织更为庞大；而泉郊的规模又远胜过厦郊，是各郊的领袖（图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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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鹿港泉郊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