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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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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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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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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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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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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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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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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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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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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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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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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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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序一 穿越历史时空 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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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玛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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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蒙古、满、回等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组成了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和睦共处的民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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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元朝中央政府把西藏地方划为十三万户，并由宣政院统一管理。其后的历代中央政府也都致力于西藏地方的治理，积极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历代中央政府均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并派员进藏督办地方事务，任免西藏地方机构的僧俗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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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过着极端贫困、悲惨的生活。帝国主义者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企图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妄图侵占西藏这一中国的神圣领土，使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堕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在帝国主义的引诱和扶植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亲帝分子走上了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邪路。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唆使和蛊惑下，他们发布破坏汉、藏民族关系的布告，赶走清朝驻藏军队，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千方百计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的管理，割断与中央的联系。他们违背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得私自与外国来往”的法规，擅自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妄图依靠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罪恶图谋。他们在西藏内部大肆迫害倾向中央政府的爱国人士，使之有的被革职、抄没家产，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逃往祖国内地。如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忍痛离开自己的寺院，在内地生活了15年，后在青海省含恨圆寂，最终未能实现返回西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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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我们既要看到清季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应看到清季中央和国民政府为维护对西藏的主权所做出的努力：清朝末年派官员进藏查办藏事，为治理西藏进行了一些改革，深受广大僧俗人民的欢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并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因其两次擅离拉萨，中央政府曾两次褫革其封号，后又予以恢复；中央政府应噶厦的请求，替西藏方面向英帝国支付赔款250万卢比，粉碎了英帝离间西藏地方与祖国的隶属关系的阴谋；1913年底，亲英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班觉多吉在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上提出“西藏独立”等非法要求，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力反对下，国民政府代表拒绝在会议条约的正文上签字，使得英帝国主义及西藏分裂势力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国民政府的感召下，达赖喇嘛派人到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并派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任命班禅大师为“西陲宣化使”；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到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册封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批准出生在青海省的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批准青海灵童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开办了诊疗所、气象观测站和小学，并拟在交通、教育、贸易等方面帮助西藏，促进西藏近代化建设；等等。这些努力，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是对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分裂活动的有力回击，从而使“西藏独立”阴谋化为泡影，维护了国家对西藏的主权。在国家积贫积弱、深受帝国主义欺凌、“西藏独立”鼓噪甚嚣尘上的年代，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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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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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许多成果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西藏自治区的藏学研究事业是全国藏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建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而且大专院校和有关单位也建有藏学研究部门。西藏的藏学研究事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冲破神学的桎梏，反对唯心，坚持唯物，摒弃迷信，崇尚科学，逐步实现了从侧重基础研究向为现实服务的应用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从原先着重于古代史、宗教、语言等相对狭窄的范围，逐步拓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体育、科技等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果，一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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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走得更好、更稳、更快。《西藏百年史研究》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全面梳理西藏近现代百年历史，以整体的视角分析研究百年来西藏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现代的视角回望深思百年来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渊源与融合，以全球的视角前瞻揭示世界格局变化对西藏发展的影响与西藏的前景。《西藏百年史研究》将为人们展现一幅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画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都成了幻觉；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我们期望通过《西藏百年史研究》，让大家体味穿越这条历史道路的艰难曲折，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创造更加美好的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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