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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面对川边发生的“凤全事件”,特别是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朝中央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于是年夏天派四川提督马维麒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军赴川边平乱。随后,对该地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川边藏区的统辖地位,冲击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促使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开始实施新政。但是,这些做法造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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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渐出现转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07年8月31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这个协约由序言、《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等四部分组成,它标志着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西藏的过程中,由相互对抗开始走向相互利用和勾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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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上演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此时的西藏地方同样挣扎在维持或打破传统的尴尬地步,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驻藏大臣试图在西藏地方推行一系列的新政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06年4月,清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查办”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此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改革。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封闭、保守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新政改革虽未完成,但意义重大,它是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主权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新政自然也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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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帝国主义分子还趁机拉拢九世班禅,挑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使得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破坏了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给帝国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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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时,联豫奏请川军进藏,以确保其新政的开展。钟颖率领的两千川军入藏,直接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他选择了去印度。在英国人的挑拨离间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心理上出现了变化,开始频繁与英国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两次出走,既是帝国主义分子从中作祟的结果,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政策失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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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战事频仍。西南边陲也开始动荡,驻藏川军发生内讧,加上英国人的挑唆和直接干预,导致拉萨动乱。清朝政府所派驻藏官兵被迫离开西藏,酿成了中央和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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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社会阶段,而西藏地方却还停留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时期。由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组成的“三大领主”长期以来牢牢地掌控着西藏的社会和人民。西藏封建庄园制经济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有许多共同点,但在西藏封建庄园制经济中奴隶制残余更加突出,对广大农奴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是维护庄园存在和生产的重要手段,并在不同程度上占有农奴人身,实行超经济剥削。在旧西藏,土地占有、分配、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庄园,庄园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由其分配给各个领主。西藏地方的行政单位是“宗”,每个宗由若干庄园组成,每一个庄园都由土地占有者派人管理和监督农奴生产,征收租税,分配差徭。十分落后和残酷,是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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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政治权与宗教权于一体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把封建农奴制推向了顶峰。这种社会制度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之后,人为的社会等级就变成了超自然的命中注定,给贵族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压榨罩上神祇支配的光环,强化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超稳态存续,这是西藏封建“政教合一”制度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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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章 清末中国社会的动荡与西藏地方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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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由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列强侵略者接踵而来,我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战乱频仍,内外交困。清朝被迫“开眼看世界”,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采取步步退让的同时,也曾试图兴办洋务,开始变法、推行“新政”,发起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等,以图挽回颓势。但最终因积重难返而日渐没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朝被推翻,清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在此期间,影响清末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事不断出现,影响中国边疆局势尤其是西藏地方局势的系列事件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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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56年,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清朝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发动了武装侵略战争,要求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索取一系列特权,并不要求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广西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一路北上,定都南京(称之为天京),并进一步攻打到天津郊区附近,联络捻军和其他义军,准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在“两害之间取其轻”的策略,主动向外国侵略势力低头,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利用外国侵略势力帮助其镇压农民运动。在这期间,帝国主义势力看透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随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后抢占势力范围。俄国首先抢占中国东北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德国就以山东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法国以广西、云南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以台湾、福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英国以长江流域的两岸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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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为巩固自己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势力范围,稳定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索取的特权,又掀起了侵略中国邻邦,并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边疆的行动,这就造成了整个中国的边疆发生普遍的一系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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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美、日联合侵略中国台湾,并抢占中国的附属国琉球国。70年代,英、俄利用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造成西北危机,最后由于清廷“塞防”一派力主稳定西部应先于巩固“海防”的观点占了上风[1],遂有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才解除了西北危机。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进一步侵略我国广西和云南,造成中国西南危机。同时,英帝国在侵略西藏地方周边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侵略缅甸和西藏地方。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帝国就指使受其控制的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西藏地方的“森巴战争”,企图借傀儡之手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从而实现东西夹击,把整个中国置于其殖民铁蹄之下的罪恶阴谋。英帝国在利用传教、游历以及通商等手段向西藏进行政治渗透失败后,为抵制俄国势力南下,抢先占据其在中国西藏的有利地位,多次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往”。在这种努力失败后,他们便开始了赤裸裸的武装掠夺,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叶,两次发动了武装侵略西藏地方的战争,逐步把我国西藏地方推向半殖民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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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鸦片战争对中国边疆局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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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共有两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中国最终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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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割让香港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做进一步扩张的立足点;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损失国家的三种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则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军事上,允许外国军舰停泊于五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他开放口岸),使外国战船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国的内陆水道,将中国的腹地暴露在外来列强面前。在经济上,核定关税率剥夺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使大量洋货涌入,将中国的手工业挤压到破产的境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和叛乱。在社会上,持续的非法交易加剧了鸦片问题,而外国贸易在五个口岸的增长,造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有时被贬称为“买办”资产阶级,而且逐渐对社会发展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外交上,中国与西方海权国家建立了官方关系,从而迈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之漫长历程的第一步。但鸦片战争并没有促使中国人惊醒,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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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851年(咸丰元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1856年(咸丰六年),英国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次年扩大为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1858年(咸丰八年)6月13~27日,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10月24日至11月14日,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西方殖民主义者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目的,在于从中国攫取更大的控制权益,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与扩大。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道上又大大地向前滑行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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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第二套条约巩固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套条约,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条约体系,中国在1943年之前一直未能摆脱这个体系。……欧美海权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罗斯则从西伯利亚——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其后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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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边疆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边疆地区狼烟四起,边防形势可谓“海噬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4],从此,中国进入了边患丛生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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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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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前,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与西方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直到明末清初,中西海上交通才正式打开。1640年,英国内战爆发,此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同时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加速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与侵占,中国自然也在其觊觎之列。此外,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间的航程;1871年(同治十年)上海和伦敦、纽约间开始了电报通讯,这为西方国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指挥其在华外交与军事人员活动。[5]上述种种,都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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