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66190
1706666191
1706666192
1706666193
170666619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它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一项重要国策。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征朝论”和“征台论”等侵略扩张理论。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情形复杂,主张慎重,急进派西乡隆盛因此愤而辞官,“政局杌陧”[19]。日本为安定内部,决定先进兵台湾。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等率领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共3600多人,于5月8日从台湾南部的琅港登陆。登陆后日军肆行焚杀,等于不宣而战。清政府除抗议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调淮军6000人入台。日本亦准备大举动员,一时剑拔弩张。但双方各有顾忌:在清政府方面,新疆问题亟待处理;在日本方面,改革伊始,内部意见纷歧,英美等国一再诘询,而且在台日兵伤病死亡500余人,中国大军正在集中,日本不得不再作考虑。
1706666195
1706666196
其时,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军事上也占优势。整体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清政府仍以谈判为先。在英美对日袒护和清政府的软弱退让下,中日双方于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承认日本国此次行为原为“保民义举”,无异于就此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二是赔款五十万两,无异于宣布中国怯懦畏战;[20]三是日军撤出台湾。此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对外发动侵略,也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和好”局面的首次被打破。尽管中日两国军队并未交锋,日军当年就从台湾撤走。但是,已暴露日本的野心和清朝“海疆备虚”的严重性,使国内有识之士深感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21]
1706666197
1706666198
(二)英、俄对新疆的侵略和争夺及中俄伊犁交涉
1706666199
1706666200
新疆的边防危机,源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被少数民族上层所利用,他们对外勾结,造成了边防形势复杂化。1864年(同治三年)6月库车、奇台等地爆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回部起义,并且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在民族起义中,一些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乘机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先后建立起众多的封建割据政权,把反清武装斗争蜕变为扩充自己势力的工具,进行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纷纷寻求外援。1864年夏,原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思迪克派人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境内)求援。浩罕汗国遂派军官阿古柏[22]与布素鲁克[23]等于1865年年初侵入南疆。阿古柏随后立即把思迪克赶走,同时撇开布素鲁克,夺取了统治权,并借机于1866年年底至1867年夏吞并以和田、库车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建立“哲德莎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向北疆进攻,攻占乌鲁木齐一带和吐鲁番盆地。至此,阿古柏基本控制了全新疆。
1706666201
1706666202
新疆的混乱和阿古柏势力的扩张为英、俄侵略新疆提供了可乘之机。沙俄推行“南下政策”,企图控制新疆,继续南侵,在印度洋寻找出海口。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1706666203
1706666204
1865年,英属印度官员多次潜赴南疆活动。1868年,英国派间谍罗伯特·沙敖到达喀什噶尔,同阿古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873年,英国通过其控制下的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并派出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为首的300人组成的特派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并以女王的名义送其1万支步枪及少量大炮。1874年春,双方签订《英阿条约》十二条。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地位,英国则得到了在阿古柏统治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英国货物只纳2.5%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英货则免税等。此后阿古柏分别派代表去伦敦和印度答礼,英印政府则派罗伯特·沙敖为常驻喀什噶尔的使节,从而和阿古柏保持经常的联系。
1706666205
1706666206
英国在新疆大肆活动之时,沙俄更不甘寂寞。他们不仅勾结阿古柏政权,而且直接出兵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
1706666207
1706666208
1866~1868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协议,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等,俄国则帮助阿古柏训练军队,支持阿古柏统治新疆。1871年7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占领伊犁。[24]1872年6月,沙俄凭借其军事实力,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沙俄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疆通商、减税、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此后,俄国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至此,沙俄不仅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而且通过与阿古柏的勾结,将势力伸进了全新疆。
1706666209
1706666210
关于伊犁,中俄曾有多次交涉。伊犁被沙俄占领后,清政府即于1871年9月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次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谈判,但是俄方百般推托,谈判未果。1876年左宗棠西征之时,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归还。1878年1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领土,取得平定阿古柏的胜利。此时俄国不仅食言,且多方挟制,屡次唆使逃入俄境的白彦虎与中亚回人入寇,以转移中国对伊犁的注意。
1706666211
1706666212
在中俄交涉期间,1878年春,俄使忽而返国。清政府为收回伊犁,迫不得已,派崇厚[25]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M. N. de Giers)会谈索还伊犁问题。1879年3月,俄方提出商务、赔款、分界三事,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总署认为不能接受,特别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于10月在里海附近的里瓦几亚(Livadia)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简称《崇约》)。
1706666213
1706666214
按照这个条约,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尽为俄有,伊犁成为弹丸孤洲;第二,俄人得于蒙古、新疆无税贸易,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另设置领事七处;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赔偿款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第五,改定塔尔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国所得的仅为伊犁空城,朝议大哗。[26]
1706666215
1706666216
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宣布条约无效。同时,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并任命左宗棠统管新疆军务,调兵备战。5月,左宗棠移营哈密,作武力收复伊犁态势。
1706666217
1706666218
1880年8月初,曾纪泽与俄国代表格尔思在彼得堡开始进行谈判。此时的清朝政府外患频仍: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朝苦于招架。沙俄亦然。俄、土战后,俄国外交陷于孤立,国库匮乏,如战事延长,支援实感不易,中国既愿转圜,大可乘机多索赔款,乐得顺水推舟。
1706666219
1706666220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与原约不同之点在于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一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二为西路俄商贩运,至嘉峪关为止;三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为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五为赔款增为900万卢布。[27]
1706666221
1706666222
1882年,伊犁实行交收。1884年,改新疆为行省,定迪化(乌鲁木齐)为省会。
1706666223
1706666224
(三)英、法对云南的侵略和争夺
1706666225
1706666226
英、法对广西、云南的侵略和争夺“是在英法争夺南亚霸权的背景下进行的”[28]。英国自1852年再度用兵,夺占缅甸及仰光后,进而觊觎中国云南。1858年,有修建自缅甸仰光至中国云南铁路之议。1868年5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少校军官斯莱顿为头子的“探险队”入云南探测路线,时值云南回民起义,因此仅到了回民起义军占领的滇西腾越(今腾冲)。但来自越南的法国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1874年冬,组成一支由上校军官柏郎(H. Browne)率领的约200人的探测队,企图从缅甸再次进入云南。此时,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探险队”于2月“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分两路窜至云南边境的腾越地区。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29]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因而对于英人之来滇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毓英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云南蛮允遇害,柏郎仓惶退回八莫。此即著名的边境事件——“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1706666227
1706666228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乘机要挟。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正式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观审、赔偿、惩凶、道歉、优待公使、通商减税等6项条件。
1706666229
1706666230
清政府对“滇案”的处理较为谨慎,一方面责令云南地方官员“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督抚随时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而弥后患”[30];另一方面指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谈判进行了一年多,威妥玛以公使出京、断绝邦交相威胁,伦敦政府还派4艘军舰从印度到中国渤海湾游弋示威,并在滇缅边境增派驻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几经波折,终于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并附有关于中国西藏的专款。
1706666231
1706666232
关于条约内容,郭廷以先生总结为三方面:“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20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往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候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31]
1706666233
1706666234
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地方探路,即英国如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出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查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员妥为照料。
1706666235
1706666236
《烟台条约》给中国套上了新的枷锁,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32]。
1706666237
1706666238
通过《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取得了入侵云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权益;便利了英国侵略势力伸向我国的西藏地方。……《烟台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深化了西南的边防危机,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供了依据。[33]
1706666239
[
上一页 ]
[ :1.706666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