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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它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一项重要国策。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征朝论”和“征台论”等侵略扩张理论。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情形复杂，主张慎重，急进派西乡隆盛因此愤而辞官，“政局杌陧”[19]。日本为安定内部，决定先进兵台湾。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等率领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共3600多人，于5月8日从台湾南部的琅港登陆。登陆后日军肆行焚杀，等于不宣而战。清政府除抗议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调淮军6000人入台。日本亦准备大举动员，一时剑拔弩张。但双方各有顾忌：在清政府方面，新疆问题亟待处理；在日本方面，改革伊始，内部意见纷歧，英美等国一再诘询，而且在台日兵伤病死亡500余人，中国大军正在集中，日本不得不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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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军事上也占优势。整体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清政府仍以谈判为先。在英美对日袒护和清政府的软弱退让下，中日双方于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承认日本国此次行为原为“保民义举”，无异于就此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二是赔款五十万两，无异于宣布中国怯懦畏战；[20]三是日军撤出台湾。此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对外发动侵略，也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和好”局面的首次被打破。尽管中日两国军队并未交锋，日军当年就从台湾撤走。但是，已暴露日本的野心和清朝“海疆备虚”的严重性，使国内有识之士深感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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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俄对新疆的侵略和争夺及中俄伊犁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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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边防危机，源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被少数民族上层所利用，他们对外勾结，造成了边防形势复杂化。1864年（同治三年）6月库车、奇台等地爆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回部起义，并且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在民族起义中，一些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乘机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先后建立起众多的封建割据政权，把反清武装斗争蜕变为扩充自己势力的工具，进行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纷纷寻求外援。1864年夏，原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思迪克派人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境内）求援。浩罕汗国遂派军官阿古柏[22]与布素鲁克[23]等于1865年年初侵入南疆。阿古柏随后立即把思迪克赶走，同时撇开布素鲁克，夺取了统治权，并借机于1866年年底至1867年夏吞并以和田、库车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建立“哲德莎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向北疆进攻，攻占乌鲁木齐一带和吐鲁番盆地。至此，阿古柏基本控制了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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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混乱和阿古柏势力的扩张为英、俄侵略新疆提供了可乘之机。沙俄推行“南下政策”，企图控制新疆，继续南侵，在印度洋寻找出海口。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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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英属印度官员多次潜赴南疆活动。1868年，英国派间谍罗伯特·沙敖到达喀什噶尔，同阿古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873年，英国通过其控制下的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并派出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为首的300人组成的特派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并以女王的名义送其1万支步枪及少量大炮。1874年春，双方签订《英阿条约》十二条。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地位，英国则得到了在阿古柏统治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英国货物只纳2.5%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英货则免税等。此后阿古柏分别派代表去伦敦和印度答礼，英印政府则派罗伯特·沙敖为常驻喀什噶尔的使节，从而和阿古柏保持经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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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新疆大肆活动之时，沙俄更不甘寂寞。他们不仅勾结阿古柏政权，而且直接出兵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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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1868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协议，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等，俄国则帮助阿古柏训练军队，支持阿古柏统治新疆。1871年7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占领伊犁。[24]1872年6月，沙俄凭借其军事实力，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沙俄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疆通商、减税、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此后，俄国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至此，沙俄不仅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而且通过与阿古柏的勾结，将势力伸进了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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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犁，中俄曾有多次交涉。伊犁被沙俄占领后，清政府即于1871年9月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次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谈判，但是俄方百般推托，谈判未果。1876年左宗棠西征之时，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归还。1878年1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领土，取得平定阿古柏的胜利。此时俄国不仅食言，且多方挟制，屡次唆使逃入俄境的白彦虎与中亚回人入寇，以转移中国对伊犁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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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交涉期间，1878年春，俄使忽而返国。清政府为收回伊犁，迫不得已，派崇厚[25]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M. N. de Giers）会谈索还伊犁问题。1879年3月，俄方提出商务、赔款、分界三事，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总署认为不能接受，特别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于10月在里海附近的里瓦几亚（Livadia）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简称《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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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条约，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尽为俄有，伊犁成为弹丸孤洲；第二，俄人得于蒙古、新疆无税贸易，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另设置领事七处；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赔偿款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第五，改定塔尔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国所得的仅为伊犁空城，朝议大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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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宣布条约无效。同时，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并任命左宗棠统管新疆军务，调兵备战。5月，左宗棠移营哈密，作武力收复伊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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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8月初，曾纪泽与俄国代表格尔思在彼得堡开始进行谈判。此时的清朝政府外患频仍：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朝苦于招架。沙俄亦然。俄、土战后，俄国外交陷于孤立，国库匮乏，如战事延长，支援实感不易，中国既愿转圜，大可乘机多索赔款，乐得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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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与原约不同之点在于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一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二为西路俄商贩运，至嘉峪关为止；三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为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五为赔款增为900万卢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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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伊犁实行交收。1884年，改新疆为行省，定迪化（乌鲁木齐）为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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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法对云南的侵略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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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对广西、云南的侵略和争夺“是在英法争夺南亚霸权的背景下进行的”[28]。英国自1852年再度用兵，夺占缅甸及仰光后，进而觊觎中国云南。1858年，有修建自缅甸仰光至中国云南铁路之议。1868年5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少校军官斯莱顿为头子的“探险队”入云南探测路线，时值云南回民起义，因此仅到了回民起义军占领的滇西腾越（今腾冲）。但来自越南的法国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1874年冬，组成一支由上校军官柏郎（H. Browne）率领的约200人的探测队，企图从缅甸再次进入云南。此时，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探险队”于2月“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分两路窜至云南边境的腾越地区。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29]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因而对于英人之来滇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毓英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云南蛮允遇害，柏郎仓惶退回八莫。此即著名的边境事件——“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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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乘机要挟。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正式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观审、赔偿、惩凶、道歉、优待公使、通商减税等6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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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滇案”的处理较为谨慎，一方面责令云南地方官员“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督抚随时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而弥后患”[30]；另一方面指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谈判进行了一年多，威妥玛以公使出京、断绝邦交相威胁，伦敦政府还派4艘军舰从印度到中国渤海湾游弋示威，并在滇缅边境增派驻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几经波折，终于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并附有关于中国西藏的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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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条约内容，郭廷以先生总结为三方面：“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20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往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候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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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地方探路，即英国如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出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查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员妥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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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给中国套上了新的枷锁，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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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取得了入侵云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权益；便利了英国侵略势力伸向我国的西藏地方。……《烟台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深化了西南的边防危机，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供了依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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