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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新疆大肆活动之时，沙俄更不甘寂寞。他们不仅勾结阿古柏政权，而且直接出兵占领了中国伊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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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1868年，沙俄与阿古柏订立协议，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等，俄国则帮助阿古柏训练军队，支持阿古柏统治新疆。1871年7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占领伊犁。[24]1872年6月，沙俄凭借其军事实力，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沙俄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疆通商、减税、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此后，俄国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至此，沙俄不仅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而且通过与阿古柏的勾结，将势力伸进了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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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犁，中俄曾有多次交涉。伊犁被沙俄占领后，清政府即于1871年9月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次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谈判，但是俄方百般推托，谈判未果。1876年左宗棠西征之时，交涉再起，俄人答以俟北路底定，即可归还。1878年1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领土，取得平定阿古柏的胜利。此时俄国不仅食言，且多方挟制，屡次唆使逃入俄境的白彦虎与中亚回人入寇，以转移中国对伊犁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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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交涉期间，1878年春，俄使忽而返国。清政府为收回伊犁，迫不得已，派崇厚[25]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M. N. de Giers）会谈索还伊犁问题。1879年3月，俄方提出商务、赔款、分界三事，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总署认为不能接受，特别是分界一事。但崇厚竟于10月在里海附近的里瓦几亚（Livadia）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简称《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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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条约，第一，伊犁西境及南境要地尽为俄有，伊犁成为弹丸孤洲；第二，俄人得于蒙古、新疆无税贸易，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张家口至通州、天津往来贩运，另设置领事七处；第三，俄船可航行松花江；第四，赔偿款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第五，改定塔尔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认已入俄籍的伊犁人。中国所得的仅为伊犁空城，朝议大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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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宣布条约无效。同时，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并任命左宗棠统管新疆军务，调兵备战。5月，左宗棠移营哈密，作武力收复伊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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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8月初，曾纪泽与俄国代表格尔思在彼得堡开始进行谈判。此时的清朝政府外患频仍：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朝苦于招架。沙俄亦然。俄、土战后，俄国外交陷于孤立，国库匮乏，如战事延长，支援实感不易，中国既愿转圜，大可乘机多索赔款，乐得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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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与原约不同之点在于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一为收回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二为西路俄商贩运，至嘉峪关为止；三为取消俄船航行松花江；四为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五为赔款增为900万卢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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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伊犁实行交收。1884年，改新疆为行省，定迪化（乌鲁木齐）为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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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法对云南的侵略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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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对广西、云南的侵略和争夺“是在英法争夺南亚霸权的背景下进行的”[28]。英国自1852年再度用兵，夺占缅甸及仰光后，进而觊觎中国云南。1858年，有修建自缅甸仰光至中国云南铁路之议。1868年5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少校军官斯莱顿为头子的“探险队”入云南探测路线，时值云南回民起义，因此仅到了回民起义军占领的滇西腾越（今腾冲）。但来自越南的法国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1874年冬，组成一支由上校军官柏郎（H. Browne）率领的约200人的探测队，企图从缅甸再次进入云南。此时，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探险队”于2月“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分两路窜至云南边境的腾越地区。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29]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因而对于英人之来滇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毓英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云南蛮允遇害，柏郎仓惶退回八莫。此即著名的边境事件——“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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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乘机要挟。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正式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观审、赔偿、惩凶、道歉、优待公使、通商减税等6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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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滇案”的处理较为谨慎，一方面责令云南地方官员“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督抚随时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而弥后患”[30]；另一方面指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谈判进行了一年多，威妥玛以公使出京、断绝邦交相威胁，伦敦政府还派4艘军舰从印度到中国渤海湾游弋示威，并在滇缅边境增派驻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几经波折，终于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并附有关于中国西藏的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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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条约内容，郭廷以先生总结为三方面：“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20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往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候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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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地方探路，即英国如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出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查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员妥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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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给中国套上了新的枷锁，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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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取得了入侵云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权益；便利了英国侵略势力伸向我国的西藏地方。……《烟台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深化了西南的边防危机，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供了依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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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侵略云南的同时，法国也加紧了对广西和云南的侵略。1866年，法国政府派其海军军官安邺（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率领“调查团”从越南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企图探查由湄公河进入云南的航路。经过两年的调查，发现该河上游的澜沧江不能通航，于是改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1871年（同治十年），法国军火商堵布益（Jean Dupuis）利用云南提督马如龙急欲镇压回民起义之机，以代为采买军火为诱饵，使马如龙允许堵布益由红河将军火运入滇境。这样，堵布益证实了红河是通向云南的孔道。随后，堵布益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利用法国海军部和陆军部提供的军舰和枪炮，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多次从越南偷运军火到云南，企图用武力打通沿红河进入云南的航线。从此，法国政府加速了打通红河路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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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光绪六年），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当时，法国已经从普法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又开始大肆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这一年，宝海携带“趁中俄两国之间有事时（指伊犁交涉），占领红河流域”的计划，前往中国任法国驻华公使。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240万法郎的拨款，作为远征军费。1882年3月，法国交趾支那司令李维业受命进攻河内，并向清朝提出开放云南的要求。越南政府也提出由清朝保护的要求。12月，李鸿章在上海与法使宝海签署《会订越南事宜三条》，以同意开放红河通商，后撤中国军队换取中法共同保证越南“独立”的虚面子。清廷欲批准这个条约，但法国嫌得利太少，执意增兵要发动战争，此约便被搁置起来。至此，中越边境阴云密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34]成为普遍边疆危机中的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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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边疆危机中的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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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帝国借手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森巴战争”（Sing pa War）；同时借助廓尔喀之力，发动对中国西藏地方的战争，企图以此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19世纪70年代后，以英、俄、法、日等国为代表的对我国西藏觊觎日久的帝国主义列强更是想方设法向西藏渗透，掀起了一股入藏“考察”、“探险”之风，英、俄、法国分别从西藏的南、北、东部，派遣探险家和传教士，秘密地或公开地潜入西藏，形成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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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森巴战争及英印政府的所谓“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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