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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841～1842年西藏与森巴的战争在中国西藏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近代中国西藏人民抗击外国殖民侵略活动的一场正义战争。战争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在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是最终将入侵者击溃并收复失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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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关于西藏、拉达克的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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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巴战争的结局对英国而言有利有弊。森巴战争削弱了古拉伯·辛格的军事力量，他的独立国梦想随之破灭，于是，他转而把重点放在锡克内部的争斗上。这有利于日后英国对锡克的征服。但西藏地方和古拉伯达成的维持原状、承认在森巴人控制下的拉达克继续保持对西藏贸易的中介地位的协议，使英国想控制克什米尔乃至拉达克经济贸易的计划难以实施。这成为英国日后发动对锡克的战争，吞并克什米尔，染指拉达克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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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通往阿富汗、中亚和中国交通要道的锡克王国及其附属的克什米尔等地，早已是东印度公司觊觎的对象。英国在征服阿富汗后，便于1845年底至1846年发动对锡克的战争。此时正值锡克王国内部分裂混战，加之古拉伯·辛格在战争中保持所谓的“中立”，战争以锡克人失败而告终。战后，英国“肢解”锡克，与锡克签订《拉合尔条约》，要求锡克王国赔款1500万卢比，其中1000万卢比必须以割让比阿斯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克什米尔、查谟）作抵偿；而和古拉伯单独订立了《阿姆利则条约》，以极低的价格把克什米尔、查谟转售给古拉伯。这样，英国就解除了古拉伯对锡克王国的附属关系，把他拉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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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对古拉伯并不十分放心。英国担心古拉伯有可能再次入侵阿里，以达到垄断西藏羊毛贸易的目的，这会有损于英国的经济利益。加之此时的英国已在鸦片战争中捞到好处，正极力向中国内地渗透，不愿古拉伯挑起与中国西藏的战争，以妨碍他们的如意算盘。为束缚古拉伯，消除他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还特别规定“古拉伯·辛格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之前，不得随意变更他的边界线”；并明确提出要组织划界委员会，划定古拉伯·辛格东部与西藏的边界线等，为他们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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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中国谈判的目的是想获得一条既能与西藏地方直接通商又能排除拉达克中间地位的商业道路，以便“把西藏与英属印度省邦间的商业关系置于一个比之当前更使人满意的基础上”[49]；而且要把它对拉达克的“保护关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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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8月英印总督哈定（A.Harding）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S.J.Davis）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转呈了要求划界通商谈判的提议。同时，驻藏大臣也收到了噶大克噶本呈交的由库鲁头人转来的哈定同样内容的信件。哈定在信中说，他希望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官员，一起划定英国所属克什米尔（古拉伯·辛格领地）与西藏边界，并取消1842年西藏与拉合尔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清廷经鸦片战争后，对英人深怀疑虑，但又不敢和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便于1847年2月11日降旨，指示琦善：对英关系以现有的条约为准，其余一概拒绝；维持西藏、拉达克旧界，不与英划界；对英交涉由耆英在广东统一办理。琦善回复英属印度，强调“办理洋务系钦差大臣之事，应由该商自赴广东与耆英商办”；耆英同样以“西藏本有定界，无庸再勘；通商系原约所无，不得违背”，驳回英国的要求。[50]此后，清廷要求他们继续调查，了解情况，严密防范。不久，琦善派噶伦诺依金彭前往噶大克等地查访，识破英国乱占土地及垄断细羊毛贸易的意图，清廷接报后指示琦善应相机筹办，“以消其桀骜之气而杜奸诈之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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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8月7日和次年1月5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耆英先后两次收到德庇时转来哈定之信，声称该国已派委员到克什米尔边界查勘，要求中国委员立即前往指明旧界。鉴此，清廷谕令驻藏大臣斌良、穆腾额和已升任四川总督的琦善派员前往访查，“如该国实有洋官来至后藏，即眼同确查加治弥耳[52]向与西藏通商旧界，详慎办理”[53]。噶伦诺依金彭再到噶大克各地细心查访，各处俱属安静，亦未见英国划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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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英国早于1846年夏天组织了第一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和阿格纽（V.Agnew）任委员，划定和绘制了拉合尔、斯必提与古拉伯领地之间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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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47年英印总督哈定又组织了第二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斯特拉彻（H.Strachey）和汤姆逊（Thomson）博士为委员，他们仅在从斯必提到班公湖这一段西藏与拉达克边界上确定了若干点，就草草收场。这次划界，不仅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就是古拉伯·辛格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实际上划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英国单方面所划定的这条边界是非法的、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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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交涉是英国第一次向清廷提出的有关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的交涉。清廷虽然识破了英国觊觎西藏西部、拉达克的政治经济目的，但由于回避、推诿，丧失了一次捍卫中国利益的机会。例如，在拉达克的归属问题上，清廷本可以借谈判之机阐明拉达克属中国领土，抵制英国对拉达克的保护，但清廷轻信琦善的所谓“披楞战胜，森巴已经归附，并将所属之拉达克、克什米尔分与管辖”[54]的奏报，未经谈判就放弃了拉达克。同样，在英国单方面提出所谓的分水岭原则后，清廷没能依据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予以批驳，给以后的边界问题谈判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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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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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属印度政府不断地进行殖民扩张，历史上曾与中国西藏相邻或是其藩属的喜马拉雅山诸邦逐一沦陷，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或受英国控制，或受其怂恿，骚扰我国西南边疆。森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廓尔喀便第三次出兵侵略我国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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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9月15日，廓尔喀宫廷发生大屠杀，钟·巴哈杜尔乘机上台执政。[55]塔帕王后被迫承认钟·巴哈杜尔当首相并兼总司令。从此拉纳家族掌握了廓尔喀大权。[56]由于钟·巴哈杜尔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廓尔喀首相的地位，其对英中两国采取的政策由左右摇摆转变为积极亲英。英国从此加强了对廓尔喀的控制，将廓尔喀作为入侵西藏的通道与基地；与此同时，还在英军中建立廓尔喀兵团[57]，严加训练，使之成为英国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强有力工具，英国势力入侵不丹、锡金及我国的西藏，廓尔喀兵均为开路先锋。[58]在英国的影响和各种因素的诱发下，廓尔喀发动了第三次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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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背景、原因及其备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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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是在充分了解了国际形势和清廷、廓尔喀双方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对廓尔喀而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强迫其于1815年签订《塞哥里条约》后，在加德满都设置了公司代办官邸，并侵占了廓尔喀南部几乎所有平原土地。自此，廓尔喀几乎沦为英国的附庸。钟·巴哈杜尔掌权后，奉行对外依附英国的政策，进一步扩充军备，等待时机，准备向北面的中国西藏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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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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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英、俄两国为争夺亚洲霸权，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中亚展开了“大角逐”。但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欧洲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又名克里木战争），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失败而告终。战争期间，英、俄两国对亚洲的注意力显著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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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840年以后的中国，外遭列强环伺，内因阶级矛盾激化，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直至1864年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震荡全国，历时13年。清廷外忧内患频仍，自然无太多精力顾及边疆。而此时的西藏地方也是内外交困。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刚刚逝世，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年幼，西藏地方政府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外部方面，随着英国对门隅地区侵略的加深，至1844年，英国取得了门隅吉惹巴惹（即乌达古里）的租借权，此后不断引诱、挑拨、煽动西藏地方上层少数人策划分裂，以达到其侵占门隅的阴谋，终于在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达旺争端。内部方面，在东部地区也发生多次乍丫两活佛争斗事件[60]，持续时间较长（1840～1853），给西藏地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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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尔喀在第三次入侵我国西藏之前，已经对清廷展开了一系列的试探与挑衅。其试探挑衅行动有：对清廷方面，1840年（道光二十年），廓尔喀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向驻藏大臣孟保呈请出兵助剿；[61]1842年，廓尔喀又以受印度压迫，请求清廷出兵或赏赐金钱相助，并以拉达克被森巴人占领，要求易地或赏地助清廷固守边境；[62]1854年（咸丰四年）廓尔喀再三致函驻藏大臣，呈请允许派兵协助镇压太平天国。[63]以上种种要求，清廷均以不合体制为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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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地方，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廓尔喀则要求将济咙、聂拉木两地十年归西藏地方管辖，三年归尼泊尔统治，经驻藏大臣严词晓谕后作罢；[64]1852年（咸丰二年），廓尔喀在西藏聂拉木南边境樟木铁索桥一带制造边界冲突，强行索要铁索桥附近扎木曲河外记尔巴及甲玉两地，后因清朝妥协而未酿成直接冲突；[65]1854年（咸丰四年），廓尔喀指责西藏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次年二月，清廷谕令：西藏营官“不遵旧章征收税课，及欺负抢劫，伤毙该国民人等事，自应秉公查办，照旧贸易，不准例外浮收，任意欺压。被抢案件宜应彻底根究，毋得偏袒，致该国有所借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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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廓尔喀觉得，国内外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其战争目标的实现：“第一，尼泊尔希望夺回其在第二次尼藏战争中退还给西藏的库提[67]和济咙两个地方，并由此把尼泊尔边境扩展至分水岭。这样不仅能将尼泊尔置于地理上的有利位置，还能帮助其治愈受伤的自尊心。第二，尼泊尔打算医治其不满，保护其在西藏的治外领土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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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原因及备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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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的原因，中尼学者观点并不相同。尼泊尔学者乌普热提认为，“由于像钟·巴哈杜尔这样一个强有力人物的崛起，尼泊尔开始在南亚政治中采取一种独立的姿态。因此，尼泊尔不仅决定解决其与拉萨间经济上的不满，还要重申其跨越喜马拉雅直至分水岭的政治优势。所以，到1852年被搁置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尼藏分歧重新戏剧性地显现出来。这些争执和不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边界纠纷到对尼泊尔人在拉萨的贸易权利的侵害，还有尼泊尔人使团到中国途中的不公正待遇”。[69]乌普热提分别从边界纠纷、对尼泊尔派往中国使团的虐待、在西藏的尼泊尔人所受的虐待等三方面叙述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直接原因。[70]其他尼泊尔学者则提及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中国献礼的尼泊尔人受到中国人的虐待，许多人由于得不到饮食而活活饿死。虽然有人向皇帝呈奏了这个情况，但他却不闻不问；西藏人压迫在拉萨的尼泊尔商人，这件事曾向拉萨当局报告，拉萨当局也置之不理。尼泊尔发现连中国代表对此事也无动于衷，这时才不得不攻打西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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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多数则认为，廓尔喀此次入侵西藏多受英国唆使，其诸多要求，不过是为了挑起争端，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72]有学者吸收了尼泊尔学者的观点，认为，“尼泊尔向南扩张既受阻于英国，便一意向北发展，意图树立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权威……1852年（咸丰二年），尼泊尔又以与西藏边务、商务纠纷，以及贡使未获西藏妥善照料等原因，兴起了对西藏用兵的野心，由首相钟·巴哈杜尔亲自主持，积极备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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