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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订立的次年即有英人吉为哩（Gill W.J）于5月由成都动身往西藏，另有英人贝德禄（Baber E.C.）亦由四川赴打箭炉、西康转入云南。接着英人就分批或公开或秘密地进入西藏“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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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游历探险，英国还训练了一批印度的土著作为秘密测绘侦探。他们多为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哲孟雄和库龙等地的土人，接受英国在印度测绘局的训练，用三棱形罗盘测路线、绘图，用六分仪识别并确定星座，用寒暑表测量经纬度，自1866年后在西藏各地进行秘密的测绘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南·辛格（Nain Singh）、结桑·辛格（Kishan Singh，代号A—K）、金塔普（Kinthup，代号K—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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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辛格最为英国所赏识，他原是库龙一个学校教员，在受了印度测绘局长蒙哥马利上校的训练后，于1865年由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西藏吉隆，化装为拉达克商人经日喀则、江孜到拉萨，在拉萨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后，又同一伙拉达克商人去阿里，在1866年10月返回印度。此行全程12000英里，他秘密勘测了拉萨至噶大克及玛法木错湖以东的路线等。他的测绘方法用的是藏族常用的手转经轮和念珠，但经过了特殊加工。他的手转经轮内放的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测定各地方位的记录和镇、村、城间的距离记录以及秘密罗盘，他用的念珠也不是一般人用的108颗而是100颗，他每走百步即扳一颗，以此来测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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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桑·辛格以其在西藏中部和北部进行秘密间谍活动而著称。他曾两次到拉萨，并到过打箭炉、巴塘、宜马、察隅、硕板多、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博楚河等地。其所秘密测绘的地图和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及英人李丹（Needam）[93]所测绘的是一致的，他用念珠所计算的里程也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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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这类的秘密侦探很多，而且很少被发现，只有钱德拉·达斯（Chandra Das）被发现过，实际上他也是在已经逃出西藏后才被发现的。达斯的出现可以说是达到了英国派遣入藏间谍活动的顶点。达斯原是大吉岭一所专门选拔当地土著学生接受秘密间谍训练的学校的校长。他曾两次入藏，先后拜见了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藏期间，达斯秘密绘制地形、道路图并窃取各种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他的秘密间谍身份暴露后，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震动。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处死了曾接待过达斯的活佛，贵族帕拉一家因与达斯有关系而受到抄家和流放的处罚。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达斯之行播下了西藏达赖喇嘛与班禅两大格鲁派系统之间不和的种子。[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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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派遣“探险家”来西藏“考察”方面也不甘落后。[95]该国的考察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他们受沙俄陆军部、外交部直接资助或指挥，是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多有官方供给的巨额资金，并且配置了护送的武装卫队。第二，他们从西、北、东、南四个方向，企图深入西藏腹地进行窥探，其间谍活动规模之大、盗窃情报范围之广，远过于同时期潜入中国的英、美、法、日等国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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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英、俄外，法国也有一些人来西藏“探险”。早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法国传教士胡克（Huc）和嘉伯特（Gabet）二人化装为喇嘛由内蒙古、青海到拉萨，他们企图在拉萨和法国在印度的教会取得联系，又想从拉萨去印度，均未成功，最后由驻藏大臣把他们送回打箭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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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各国的“探险家”来西藏的很多，但能到达拉萨的却很少。这是西藏地方坚决抗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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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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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频频入西藏探险、传教、游历等行动，清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态度截然不同。清政府仅是“劝阻”，而西藏地方则决意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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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并非不知外国人游历的意图，四川总督丁宝桢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在英人入藏游历的奏书中强调：“臣窃揣英人之意……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然必择其与该国最近之省，先为入手，徐图推广；而与该国最近者莫近于蜀，滇次之……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而后藏外接披楞，即英孟加拉之属部……英既占东南中三印度之半，窥伺后藏久矣。”[96]但此时的清廷迫于条约的约束，其办法仅是“劝阻”，“劝阻”不行则“随时保护”而已。丁宝桢强调：“至川省打箭炉以致前后藏中间八、九千里，尽属番夷部落，夷性反复，日后该洋人来往彼地，无论自彼至藏或自川至藏，拦阻之处必多。臣惟先行严饬塘务各委员，遇有洋人由川赴藏，必婉词劝阻，阻之不听，则设法随时保护，并知照驻藏大臣妥为办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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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藏地方并没有“遵旨执行”，而是坚决拒绝洋人入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858年（咸丰八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再次肯定了传教士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于是，法国传教士罗勒拿、肖法日于1861年通过法国驻北京代表取得了在藏区传教和进入西藏的批准。1862年（同治元年）初，法国天主教代理主教托麦思·德斯迈诺斯（Thomine Desmazures）到北京向法国公使和清政府提出入藏及传教的要求，也得到许诺。于是，他与罗勒拿等合作在博木噶重建传教会。1862年6月，他们企图前往拉萨，当他们到达拉贡（在芒康西）时，为西藏地方派来的官员所阻，被迫返回博木噶，没有得逞。但他们在今四川西部藏区却取得传教的权利，并大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这一切激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1864年4月，法国传教士不得不离开芒康返回巴塘，不久也放弃了博木噶。现存于西藏档案馆的三份藏文呈禀同样也是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坚决反对马加国（即今匈牙利）伯爵摄政义等入藏游历的有力证据。他们在禀文中称“绝不让一个洋人入藏”，“洋人无论从东、南、北任何地方而来，我等均不会让其进入藏区。至于派兵护送，前所未闻，且违背我僧俗大众之誓言，根本无法办到”。[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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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订立《烟台条约》专款后，1879年（光绪五年），英国凭这一条约派人前往西康、西藏等地。但当英国人到达巴塘时，当地群众自行组织起来，阻拦洋人过境。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人向该地的土司头人送函敦促，要把洋人驱除净尽，“以后一体不准放洋人过境，亦不准备迎接护送”。就在该年8月28日，全藏又向清中央上禀，永远不许洋人入境，“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代代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咨”。[99]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这种团结对敌的精神，使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者所谓进藏“考察”“探险”的阴谋难以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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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如此坚决，是有其原因的。在他们看来，洋人不仅与藏族性情不同、宗教不合，且无入藏游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英人对印度的并吞侵略，在哲孟雄、不丹的蛮横霸占，早已引起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百姓的反对和仇视。但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沿途拦阻，从西藏地区的各个方向加以堵截，很多由新疆、青海、西藏西部阿里企图前往拉萨的各国“探险家”就这样被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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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方列强仍不甘心失败。1885年（光绪十一年）英国派印度政府秘书马科蕾（C.Macaulay）根据《烟台条约》取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意和护照，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4月，组织“商务代表团”从大吉岭入藏，直到甘坝宗的甲岗附近，随即遭到西藏军民的阻挡。马科蕾扬言将带兵三千入藏。在英人一派威胁的喧嚣声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派员驰往帕克里边界，照约迎护。[100]而西藏地方坚持不允其入藏，噶厦表示“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绝女尽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101]。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而此时英国正企图吞并缅甸，为取得清政府对它侵占缅甸的承认，于7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102]，暂时放弃了其入藏游历的要求，召回了马科蕾的“商务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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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问题至此似乎解决了，其实不然，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迫近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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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清末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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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西藏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英、俄侵略西藏的活动日益加剧，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统治权威严重下降。迫使清末中央政府在西藏政策上进行被动的改变。[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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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变革涉及行政管理、边防、民族、宗教以及经济诸多方面。[104]本节主要讨论与涉外关系最为密切的行政管理政策和边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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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管理政策——清末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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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将清末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纵观清朝后期西藏的地方历史，清政府对西藏行政管理的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到光绪初年，清政府的治藏行政管理政策基本上延续前期的旧制。第二个时期，光绪初年到1888年英军第一次侵藏战争，清政府鉴于其在西藏的行政管理权力指向发生倾斜，提出了整顿藏务的政策，但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第三个时期，1888～1904年，清政府虽然对西藏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细枝末节的调整，但主观上犹豫持重，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第四个阶段，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到清朝灭亡，清政府积极经营西藏地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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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透过对清末驻藏大臣地位与职权的分析，可以梳理出清末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政策。驻藏大臣设正副职各一员，正职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驻藏大臣于1727年（雍正五年）始置，至1911年（宣统三年）结束，185年间，清朝中央政府派往西藏地区之驻藏大臣计173人次，其中办事大臣102人次[106]，帮办大臣71人次[107]，减去重任、复任、擢职者37人，清朝中央政府先后派往西藏的驻藏大臣为136人，未到任21人，实际到任1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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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揽事权，主持藏政”八个字可以概括驻藏大臣的法定地位和职权。虽然在清朝末年，西藏地方的一些上层僧俗贵族乘清朝衰败之机，权势膨胀，排挤驻藏大臣，再加上一些驻藏大臣懦弱无能或措置失当，致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显得松弛，西藏政局动荡不安，但是驻藏大臣主持藏政的行政管理体制，直到清朝灭亡，始终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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