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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了南部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1890年（光绪十六年）五月甲申，驻藏大臣升泰在详查西藏边防之重要山岭隘口后，向清廷提出加强西藏边防的四条策略：“一宜修建关隘以重边防也，查帕克哩南至大吉岭，自以隆吐山为最险……藏番前设兵房，非关非卡，不知其所用意，是以前次竟不能守……惟查帕克哩之外格林卡……为咱利、拉堆、雅纳、左纳四山扼要之总路。以前藏人于此毫无布置，奴才拟在格林卡之外回峰山口建关一座，拟其名曰靖西内关，复于仁进冈以外之亚东地方设立靖西外关一座，关外即藏、印通商之地，俟三款议定，举办通商，所有西人即准抵关贸易不能擅入关内以示限制。”“一宜分设驻边汉番文武官员以资控制治理也。……兹拟于仁进冈以内之吉玛桥地方设立驻边同知一员，管理汉番事务地方，并管军粮关务边情。……又拟靖西内关之格林卡地方，极关紧要，拟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拟设亚东之靖西外关，设千总一员……吉玛亦设外委一员，以备差委巡缉。又帕克哩拟设巴（把）总一员……计共设文武七员。”“一布丹（即不丹——引者注）廓尔喀两部，宜今藏番亟修邻好，以期相助。”“一酌留官兵驻防督资巡查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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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根据驻藏大臣升泰的奏请，一方面在帕克里以南格林卡一带建靖西内关一座，在仁进冈外的老亚东建靖西外关一座，并将原江孜守备裁撤，而将江孜汉军守备、藏军代本及汉藏兵丁移驻格林。另一方面，在格林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在靖西外关设千总一员，在吉玛设驻边同知一员、外委一员，在帕克里设把总一员，以加强西藏南部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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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了西藏西北部地区的边防。在森巴战争后，清朝政府挑选500名精壮、有技艺的藏民前往堆噶尔本，一边挖金，一边驻防，并从前后藏抽调熟习军务的代本等藏军军官驻守于此，“按期教以金夫技艺，设有遣用之处，一呼即至，不致有鞭长莫及之虞”[141]，以加强西藏西北部地区的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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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至辛亥革命阶段的边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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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复归巩固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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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末西藏边防政策复归于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清前期西藏边防政策的简单历史重复。其边防政策有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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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边防对象的变化。在清朝前期，廓尔喀被清政府视为威胁其在西藏地区边防安全的最主要的实体。而到清朝后期，英国则成为清朝政府西藏边防的最危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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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边防布局的变化。清朝政府在其前期，“以日喀则、定日、江孜三点互为掎角，着重加强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等隘口的防御”；“而后期因时势异殊，把边防布局的重心转移到帕克里、亚东等方向”。[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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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边防军队组成的变化。清前期，清朝政府在西藏的驻防军队主要是从四川调去的绿营兵。不过，原有驻藏清军到清后期素质严重下降，无法胜任守卫西藏边防的重任。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调四川陆军2000人入藏，编为三营。此次调派入藏的川军与原驻藏绿营兵在编制、装备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系清朝政府当时改革军制时所编练的近代化新式军队。川军入藏后分驻各地，而对于原驻藏绿营兵游击以下各武职官员，驻藏大臣联豫则“拟请旨悉予开缺，分别留藏回川，酌加录用。兵丁中有精壮者，仍令投充陆军，或编入巡警，老弱者酌给恩饷，听其自谋生业。如系四川者，另给裹带银两，以示体恤”[143]。清政府在西藏的边防军事力量开始了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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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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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清朝中央政府从摇摇欲坠一步步走向灭亡。英、法、俄、日等国看准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之态，趁机以挑拨、收买甚至武力入侵等手段，通过殖民的方式将中国周边的尼泊尔、印度、锡金、不丹、越南、缅甸、朝鲜、琉球等原本友好的藩属关系的地区和国家一一置于其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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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伴随着清朝政府的灭亡过程，诸列强随后对我国的边疆地区，如台湾、新疆、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争夺与侵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的边境地区普遍爆发了边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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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也不能摆脱被列强觊觎的厄运，外国人频频入西藏地区探险、传教、游历等，企图对西藏地方进行政治渗透。与清朝政府一开始的软弱退让态度截然相反，西藏地方政府一直以决意拒绝的姿态对英、俄等国的侵略行为做出顽强抵抗，使外国列强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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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通过“森巴战争”、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战争、拒绝国外势力入藏考察等事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清中央王朝也终于意识到西南边疆的重要性，自1888年至清朝政府最终灭亡这一时期，屡次试图在行政管理、边防、民族、宗教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调整治藏政策，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以巩固边防。但是，终究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早已积重成疾，回天无力。英国人随即发动了武力入侵，先后进行了两次针对西藏地方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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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面对中国东、西两面告急的局面，李鸿章提出了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现在西北用兵乏饷，正指望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济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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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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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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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宝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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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洲与中国航程的缩短是十分显著的，例如从英国伦敦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4840英里，从法国马赛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5940英里。详见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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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大正：“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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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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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王先谦等编《东华续录》，嘉庆，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页。廓尔喀向西藏求援事据实录载：廓尔喀王遣使到藏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求援，希望西藏能援助金银及口粮，结果被驻藏大臣喜明拒绝。清廷闻报后，除嘉奖喜明处理得宜外，并令喜明明白敕谕廓尔喀云：“天朝一视同仁，从无因外藩被兵赏助金银之事。即使以金银赏助，仍须尔国自为备御，如备御不力，非但赏去金银被其抢夺，即尔国自有财物亦难保守。尔国疆土，界在披楞（即印度——引者注）及唐古忒之间，披楞与唐古忒闹事，必先将尔国抢占，断不能越境而来。尔为天朝固守藩篱，即所以自固藩篱，无庸多为冒渎。”（见《清仁宗实录》卷二九六）又云：“况天朝抚驭外藩，从无赏给饷银令与邻国构兵之理。即如缅甸与暹罗国，为天朝属国，伊两国从前累有争战之事，彼时大皇帝从未偏助，今尔等彼此相争，事同一律，若此时帮助尔等，岂披楞前来求助亦帮助披楞乎？”（见《清仁宗实录》卷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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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条约全文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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