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66620
1876年（光绪二年），清朝驻藏大臣松溎派出粮员周溱、代本札西达结入不丹，顺路到锡金，了解两部情况，予以安抚，鼓励他们与西藏地方联为一气阻止英人入藏并请中央政府赐予不丹执政僧人“总堪布”封号，给予翎顶、执照等，皆获准允。[135]
1706666621
1706666622
1884年（光绪十年），不丹发生内乱，终（宗）萨奔洛、巴竹奔洛两派不遵部长约束，以下犯上，围攻营寨，事态危急，部长禀告驻藏大臣速派汉藏大员前来查办营救。驻藏大臣色楞额、崇纲遂拣派汉藏委员带领汉藏兵士驰往帕里，查明起衅原由。[136]崇纲在次年巡阅江孜营伍时，听取查办委员从帕里遣来的使人汇报关于布鲁克巴情况，说地方已恢复安静。[137]再延一段时间，此事始告平息。
1706666623
1706666624
色楞额调任库伦掌印办事大臣之前，曾亲到春丕，号召不丹、锡金阻止英人入藏。据国外学者研究：“1886年初（按：相当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一日），驻藏大臣与噶厦在春丕谷的Galing又召集一场会议，会上授予不丹各头人官位徽记（按：顶翎），以显示大清的无上的统治权威。锡金（哲孟雄）大君（Maharaja）时居春丕，也应召赴会，他为清近来在不丹炫示的武力所震慑，遂在当地驯顺地应驻藏大臣要求，向清廷及西藏宣誓效忠。”[138]
1706666625
1706666626
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最后一次过问不丹的内政。“因为这场危机的结果之一，是不丹的终（宗）萨奔洛——伍金旺秋成为最高统治者，他后来是英人的密友。”[139]
1706666627
1706666628
二是加强了南部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1890年（光绪十六年）五月甲申，驻藏大臣升泰在详查西藏边防之重要山岭隘口后，向清廷提出加强西藏边防的四条策略：“一宜修建关隘以重边防也，查帕克哩南至大吉岭，自以隆吐山为最险……藏番前设兵房，非关非卡，不知其所用意，是以前次竟不能守……惟查帕克哩之外格林卡……为咱利、拉堆、雅纳、左纳四山扼要之总路。以前藏人于此毫无布置，奴才拟在格林卡之外回峰山口建关一座，拟其名曰靖西内关，复于仁进冈以外之亚东地方设立靖西外关一座，关外即藏、印通商之地，俟三款议定，举办通商，所有西人即准抵关贸易不能擅入关内以示限制。”“一宜分设驻边汉番文武官员以资控制治理也。……兹拟于仁进冈以内之吉玛桥地方设立驻边同知一员，管理汉番事务地方，并管军粮关务边情。……又拟靖西内关之格林卡地方，极关紧要，拟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拟设亚东之靖西外关，设千总一员……吉玛亦设外委一员，以备差委巡缉。又帕克哩拟设巴（把）总一员……计共设文武七员。”“一布丹（即不丹——引者注）廓尔喀两部，宜今藏番亟修邻好，以期相助。”“一酌留官兵驻防督资巡查也。”[140]
1706666629
1706666630
清朝政府根据驻藏大臣升泰的奏请，一方面在帕克里以南格林卡一带建靖西内关一座，在仁进冈外的老亚东建靖西外关一座，并将原江孜守备裁撤，而将江孜汉军守备、藏军代本及汉藏兵丁移驻格林。另一方面，在格林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在靖西外关设千总一员，在吉玛设驻边同知一员、外委一员，在帕克里设把总一员，以加强西藏南部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1706666631
1706666632
三是加强了西藏西北部地区的边防。在森巴战争后，清朝政府挑选500名精壮、有技艺的藏民前往堆噶尔本，一边挖金，一边驻防，并从前后藏抽调熟习军务的代本等藏军军官驻守于此，“按期教以金夫技艺，设有遣用之处，一呼即至，不致有鞭长莫及之虞”[141]，以加强西藏西北部地区的边防。
1706666633
1706666634
（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至辛亥革命阶段的边防政策
1706666635
1706666636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复归巩固边防。
1706666637
1706666638
当然，清末西藏边防政策复归于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清前期西藏边防政策的简单历史重复。其边防政策有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706666639
1706666640
一是边防对象的变化。在清朝前期，廓尔喀被清政府视为威胁其在西藏地区边防安全的最主要的实体。而到清朝后期，英国则成为清朝政府西藏边防的最危险的力量。
1706666641
1706666642
二是边防布局的变化。清朝政府在其前期，“以日喀则、定日、江孜三点互为掎角，着重加强济咙、聂拉木、绒辖、喀达等隘口的防御”；“而后期因时势异殊，把边防布局的重心转移到帕克里、亚东等方向”。[142]
1706666643
1706666644
三是边防军队组成的变化。清前期，清朝政府在西藏的驻防军队主要是从四川调去的绿营兵。不过，原有驻藏清军到清后期素质严重下降，无法胜任守卫西藏边防的重任。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调四川陆军2000人入藏，编为三营。此次调派入藏的川军与原驻藏绿营兵在编制、装备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系清朝政府当时改革军制时所编练的近代化新式军队。川军入藏后分驻各地，而对于原驻藏绿营兵游击以下各武职官员，驻藏大臣联豫则“拟请旨悉予开缺，分别留藏回川，酌加录用。兵丁中有精壮者，仍令投充陆军，或编入巡警，老弱者酌给恩饷，听其自谋生业。如系四川者，另给裹带银两，以示体恤”[143]。清政府在西藏的边防军事力量开始了更新换代。
1706666645
1706666646
1706666647
1706666648
1706666650
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1706666651
1706666652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清朝中央政府从摇摇欲坠一步步走向灭亡。英、法、俄、日等国看准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之态，趁机以挑拨、收买甚至武力入侵等手段，通过殖民的方式将中国周边的尼泊尔、印度、锡金、不丹、越南、缅甸、朝鲜、琉球等原本友好的藩属关系的地区和国家一一置于其控制之下。
1706666653
1706666654
不仅如此，伴随着清朝政府的灭亡过程，诸列强随后对我国的边疆地区，如台湾、新疆、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争夺与侵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的边境地区普遍爆发了边防危机。
1706666655
1706666656
同属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也不能摆脱被列强觊觎的厄运，外国人频频入西藏地区探险、传教、游历等，企图对西藏地方进行政治渗透。与清朝政府一开始的软弱退让态度截然相反，西藏地方政府一直以决意拒绝的姿态对英、俄等国的侵略行为做出顽强抵抗，使外国列强处处碰壁。
1706666657
1706666658
此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通过“森巴战争”、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战争、拒绝国外势力入藏考察等事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清中央王朝也终于意识到西南边疆的重要性，自1888年至清朝政府最终灭亡这一时期，屡次试图在行政管理、边防、民族、宗教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调整治藏政策，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以巩固边防。但是，终究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早已积重成疾，回天无力。英国人随即发动了武力入侵，先后进行了两次针对西藏地方的侵略战争。
1706666659
1706666660
[1] 清末，面对中国东、西两面告急的局面，李鸿章提出了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现在西北用兵乏饷，正指望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济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1706666661
1706666662
[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189页。
1706666663
1706666664
[3]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214页。
1706666665
1706666666
[4] （清）宝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06666667
1706666668
[5] 欧洲与中国航程的缩短是十分显著的，例如从英国伦敦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4840英里，从法国马赛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5940英里。详见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82页。
1706666669
[
上一页 ]
[ :1.706666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