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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刘忠：《西藏领主经济与西欧领主经济之异同》，《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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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另先：《西藏农奴制与西欧农奴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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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杨慧君：《农奴制在俄国的起源发展》，《新课程（教育学术）》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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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吴清修、王玲：《俄国废除农奴制原因的再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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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李青：《美国废奴运动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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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韩琦：《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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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方幼封：《古巴独立战争三十年》，《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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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周世秀：《巴西奴隶制长期延续和最终废除的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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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卢梭（1712～1778）在他的现代性批判及社会契约学说中，都谈到了宗教之于人及政治的相对关系。对于自中世纪伊始的传统基督教，卢梭批判其“沦为专制统治者手中嗜血的工具”的罪恶性和反动性。卢梭和一大批先驱者，对当时的西方思想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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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针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实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让人类本质的异化力量加重压制人的生活等，发起了从经济到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在封建制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使国家从宗教统治下得到解放（实行政教分离），并进一步把国家权力转归到自己，进行了多次政治革命，把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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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从元末帕竹政权的《法律十五条》到17世纪西藏藏巴汗政权颁布的《十六法典》，再到清朝五世达赖时期制定的《十三法典》以及1733年的《番例》，有6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法律条文是《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其中《十三法典》一直沿用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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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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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章 西藏地方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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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初年开始，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等地遭到西方列强入侵，清朝中央政府被迫与英、俄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又以各种手段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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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整个清朝中央政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清朝晚期，外患频仍，内部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力量日渐衰微。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与俄国在土耳其、波斯（今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竞争，史称南北“大角逐”。中国的西藏地方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也成为英、俄中亚大角逐的竞争焦点之一。清朝晚期，面对英、俄等外部势力的逼近，西藏地区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一个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一个颠簸动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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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动荡的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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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前一个时期，英国对西藏地方周边地区的侵略蚕食日益加剧，而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清朝前期，中央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并赋予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较大的权力，使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清朝驻藏大臣的监督下办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随着清朝中央政府国力衰微，尤其是英、俄等西方势力开始侵入西藏地区，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尤其到了清朝晚期，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在对待内外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使得西藏地方的政坛暗流涌动，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升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疲于应对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在此期间，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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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鲁派上层连续爆发权力争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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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以统治西藏地方，格鲁派上层亦借中央政府影响增加自身权势。到清咸丰、同治年间，这一统治格局已施行约200年，随着内外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西藏地方内部的矛盾增多，渐渐运转失灵。19世纪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不断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凸显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的动荡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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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转世活佛之一，也是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政教统治者。九世至十一世达赖喇嘛年幼未即亲政或亲政不久即英年早逝等史实，将西藏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暴露无遗。1808年（嘉庆十三年）“免于金瓶掣签”认定的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1]，于1815年3月24日（嘉庆二十年二月十四日，藏历二月十四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1岁。1822年（道光二年，藏历水马年）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2]，于1837年10月30日（道光十七年十月二日，藏历火鸡年九月初一）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23岁。十一世达赖喇嘛凯（克）珠嘉措[3]于1841年9月8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藏历铁牛年七月二十四日）经金瓶掣签认定，奉敕谕于1855年3月1日（咸丰五年正月十三日，藏历木兔年正月十三日）亲政。同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年仅18岁。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4]于1858年2月25日（咸丰八年正月十二日，藏历土马年正月十三日）经金瓶掣定，1860年8月19日（咸丰十年七月初三，藏历金猴年七月初三）坐床。1873年3月11日（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藏历水鸡年二月十四日），奉皇帝谕令亲政。1875年4月25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藏历三月二十日）暴亡，年仅20岁。可以说，这几世达赖喇嘛夭亡，都与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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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以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及西藏统治集团内部连续爆发了一系列权力风暴。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藏历木龙年）六月初，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第穆呼图克图、基巧堪布等，通过驻藏大臣琦善联名上奏，控告时任摄政的二世策墨林呼图克图阿旺降白楚臣擅自给外番印照驻牧，将班禅辖地赏给洛敏达部落管理，处理喇嘛纠纷不公等。阿旺降白楚臣此时已担任摄政长达26年，一人身兼三职（摄政、甘丹赤巴、达赖喇嘛正经师），极力扩充权势，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清廷下旨查办，以阿旺降白楚臣革职流放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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