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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德柱（指次觉林活佛）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经过与驻藏大臣商议，立即调动汉藏官兵，攻打甘丹寺。当大军包围甘丹寺要求交出班丹顿珠时，甘丹寺不仅拒绝交人而且大筑工事。由于甘丹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为了避免战火殃及甘丹寺建筑，汉藏官兵将甘丹寺围得水泄不通，只围不打。据说，在当时围困甘丹寺的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旺古山上甘丹寺，被天铁火炮包围，达尔罕班丹顿珠，看你从哪里逃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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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军彻底断绝了甘丹寺的饮水和粮食供给，最后迫使班丹顿珠无法在甘丹寺久留，便和心腹乘夜逃出甘丹寺。藏军发现后紧追不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班丹顿珠与其心腹各自拿枪对准对方，同时开枪自毙。班丹顿珠死后，“甘哲仲基”组织彻底解散，拉萨的局势很快恢复平静。由于班丹顿珠被当作敌视佛教的教敌，因此班丹顿珠之乱事发生期间，驻藏大臣恩麟亲自指挥汉藏军兵和色拉寺、哲蚌寺的僧人在罗布林卡严密保卫达赖喇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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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驻藏大臣鉴于十二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住处空旷，难保对方不趁虚前来危害，因此应由汉藏双方负责保护十二世达赖喇嘛，于是抽调汉藏兵丁和色拉寺、哲蚌寺二寺僧人设防守卫。后来又因连降大雨，守兵苦累，十二世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布达拉宫居住。此时，十二世达赖喇嘛有时也在傍晚施放几个驱魔多玛食子，不久就出现了甘丹寺骚乱得到平息的好兆头。”[13]在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内部、摄政与噶伦以及三大寺之间，连续爆发如此严重的危机，说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已趋向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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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乍丫二活佛争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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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达赖喇嘛及噶厦直接统治的区域外，清代西藏地方还有受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地方，班禅系统管辖的后藏部分地区，以及昌都地区的帕巴拉、乍丫（今西藏察雅）、类乌齐等活佛系统管辖的、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区域。道光、咸丰年间，乍丫地方两位活佛之间连年争斗，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安定，以及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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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丫的政教系统有两个分支，即玛贡（意为母寺）和卜贡（意为子寺）。玛贡指该地最大的寺院扎西央期寺，其最高领袖是切仓罗登协饶呼图克图系统。与母寺相对应的子寺，是甘丹谢珠曲科林寺，其最高首领是穷仓雷必协饶呼图克图系统。[14]即清代汉文文献所称大、小呼图克图。“查乍丫地方，向来不归唐古特所属，一切事务，均系该处大二两呼图克图掌管，所有应放头目及仓储巴等，均系该呼图克图自行补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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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清朝政府派兵入藏平定蒙古准噶尔之乱时，四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拉吉为经过该地的清军供应夫马，捐助军需。次年（1719），清政府颁赐其号纸和玉印。[16]洛桑拉吉圆寂后，经驻藏大臣奏请朝廷，准其弟子洛桑丹增嘉措管理地方。理藩院也发给洛桑丹增嘉措号纸和印信。直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五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丹贝嘉措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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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嘉庆十六年），五世罗登协饶活佛圆寂后，由五世雷必协饶呼图克图洛桑丹增嘉措管理地方事务。直到1833年（道光十三年），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确吉坚参（清代文献记为“图布丹济墨吹济加木参”）从拉萨学经归来，重掌乍丫政教大权，“急图整顿，然亦用人失当，操之太促，以致属番疑惧”。[17]整顿过程中，遭到大仓储巴（强佐）和雷必协饶活佛属下仓储巴白玛奚等原有执事人员的反对。六世罗登协饶活佛将两位仓储巴撤职关押，令其亲信罗布嘉措代替。两位仓储巴逃出后，乘隙将罗布嘉措家宅焚烧。双方不断寻隙争斗，仓储巴白玛奚等调集人马，与六世罗登协饶洛桑图丹晋美属下臣民进行械斗，抢劫牛马，滋扰地方。“乍丫阿足、王卡各塘汛地方，为川省差使往来通衢”，塘汛阻断，“所关匪细”。因此，驻藏大臣和噶厦曾多次派人调解，均未解决问题。1836年（道光十六年），驻察木多（昌都）前藏守备龙启骧、粮务知县万云等受派前往调解。途经乍丫的驻藏大臣鄂顺安也曾询问此事。1839年（道光十九年），乍丫守备杨占春会同粮务知县刘光弟、噶厦所派噶伦丹增策旺、达尔罕堪布罗桑称勒朗杰等前去劝喻。但双方各执己见，不遵劝喻，争斗不断。办理此案的相关人员，也因此受到处罚。[18]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十世达赖喇嘛候选灵童凯（克）珠嘉措赴拉萨参加金瓶掣签，途经乍丫地方，道路阻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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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乍丫二活佛的互斗中，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避入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地方，驻藏大臣孟保派定日汛守备谢国泰会同理塘粮务委员王椿源前去开导，劝洛桑图丹晋美速回乍丫，听候剖断。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川总督宝兴又加派保宁府知府瑞光会同谢国泰、王椿源一起妥善查办。他们“亲赴各寨落，向被胁番民逐为抚驭，遍贴告示，令各照常耕牧，毋得听纠滋事，众随安静”[20]。查办官员认为，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奉有敕书册印，本处事务应由该活佛专管，因此，责令五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此后毋庸再行帮同办事。这引起洛桑丹增嘉措活佛的不满，乍丫事件仍未能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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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四川总督宝兴又派候补同知姚莹前往查办。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姚莹抵达理塘。六世罗登协饶活佛洛桑图丹晋美前往会见，姚莹连日开导，令其速回乍丫，他执意不肯。同时他还呈出状纸，要求严惩洛桑丹增嘉措，否则，他就不回乍丫。姚莹认为，这是洛桑图丹晋美活佛依仗持有敕书册印任意挟制，“即此一端，该大呼图克图平日之乖谬自用，致失人心，已可概见”[21]。姚莹无功而返。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又有卸任回京的帮办大臣瑞元途经察木多，遇有换防官兵受阻之事，遂召见六世雷必协饶活佛，“嗣经开导”，“该呼图克图始悟前非，当即饬令各站将官兵速送出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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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丫二活佛臣属之间的械斗，直接威胁到川藏间交通，造成“所有饷银等项往来差使”“不能克期前进”，清廷高度重视。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敕谕“廉敬会同琦善设法筹议，拣派能事之员晓以大义，止其争端”。[23]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驻藏大臣认为若只是空言开导，恐难慑服，遂责令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在森巴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噶伦谢扎·汪曲结布，会同德格土司大管家江卡格勒等带领西藏官兵，于四月开进乍丫。大军压境下，“该喇嘛等感激天恩，咸知省悟，情愿痛改前非，一心恭顺，出具甘结，设誓认罪”[24]，并将强占的土地全数退还，对各闹事的头目分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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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时，五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属下商卓特巴（强佐，即司库）彭措达尔吉所管的夺瓦地方的属民布厥因革退彭措达尔吉商卓特巴职不服，纠众抵抗，随后被镇压。布厥被审明后，枭首示众，随同滋事人等分别发往各处永远锁禁。不久，又有擦南多地方的小头目工布也以革退彭措达尔吉商卓特巴之职不服为由，纠众抵抗，并杀死两名官差士兵。噶伦谢扎·汪曲结布遂调集官兵奋力截拿，将滋事头目工布及随从8人击毙，其余望风归顺。为长远之计，噶伦谢扎·汪曲结布规定：以后二活佛必须同居一寺，属下只设商卓特巴一人管理日常事务。如遇下属头目空缺需补放时，必须呈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验看，不准私行拣放。因噶伦谢扎·汪曲结布在处理乍丫二活佛争斗案中有功，1846年道光皇帝授予其二等台吉；赏给德格土司二品顶戴花翎，其他官兵也都各有封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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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咸丰二年），乍丫地方再次发生争斗案。六世雷必协饶活佛洛桑丹增嘉措纠集多人将六世罗登协饶活佛属下大小头目杀毙17人，并焚其敕书印信、寺庙财物，抢劫驿站塘汛马匹，又一次造成西藏与内地道路梗阻。驻藏大臣和噶厦委派噶伦才丹、昌都仓储巴、乍丫守备朱长春等人前往乍丫查办。[26]在调用士兵4300人，示以军威，“多方开导”后，乍丫地方已照常供差，“将首要各犯拿获”。[27]绵延道光、咸丰年间的乍丫两活佛争斗案始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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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各地连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定。面对英国列强的蚕食侵占，对西藏地方的步步进逼，清朝政府对外敌入侵往往采取委曲求全政策，致使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立日益凸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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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与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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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在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开始与驻藏大臣一起掌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为凸显。1899年，西藏发生了“第穆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功地除掉政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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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二世达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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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4月25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藏历木猪年三月二十日），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在亲政两年后，圆寂于布达拉宫。根据西藏僧俗官员公推，经驻藏大臣奏报，由光绪皇帝批准任命十世功德林寺活佛达擦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确吉坚赞为摄政[28]，并主持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按照寻访转世灵童求神问佛的惯例，首先请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打卦问卜，八世班禅答复说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已经出世，其方向在拉萨东南。后又求教于乃穷寺的多吉昌丹等护法神，也说灵童已在拉萨东南方向出生。根据这些线索，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和噶厦派出众多僧俗官员分头寻访转世灵童。在访查过程中，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及其随从人员，根据群科杰寺管理员呈报的情况，前往达布地区查访。结果发现，那里的情况与圣湖显影、神佛预言的情况完全相符。随后，寻访人员致函噶厦，详细呈报情况。噶厦收到呈报信件后，立即派遣近侍堪钦强久朗卓和噶厦秘书拉旺罗布等官员前往该地区寻访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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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藏文木刻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 稀奇珍宝链》所载：1876年6月26日，即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鼠年五月五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土登嘉措降生在郎林拉巴山东部不远的下达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在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有一处地方群山环绕，山清水秀，在许多山梁里面，有一条山梁形状像昂首的大象，因此当地人把这条山梁下的村庄命名为“朗顿”（意为“象前”），该地气候温和，农产丰富，还出产蜂蜜。在朗顿村里有一户农家，其血统不是贵族，但照西藏人的说法，也不是“杀生作恶”这一类人。这家的主人名叫贡噶仁钦（也作工噶仁青），妇人名叫罗桑卓玛，她于藏历火鼠年五月五日，生下一个广额、黑发、头顶上有几茎白发等特征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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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该灵童的多次考察和辨认，八世班禅额尔德尼、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确吉坚赞及各寺高僧一致认为他确是前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按照定制，由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摄政及三大寺堪布等联名向驻藏大臣松溎禀报，请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因灵童只有一名，且征兆殊异，经各方公认，故请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存藏文“济咙呼图克图为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致驻藏大臣松溎呈”和“阖藏大众请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金瓶掣签事公禀”等档案，清楚地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征选、免于掣签等过程。在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的呈文中，首先追溯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寻访经过，提出“据乃穹曲结降神占卜授记、曲科杰寺圣母湖中观显影及其他高僧活佛之预言征兆等，对前后报来之各幼童之异兆核查结果，其中以达布朗顿降生之幼童为众望所归。故祈请转奏皇上恩准免于金瓶掣签，着由我处直接认定，即行坐床，则对西部所有释教众生是格外恩赐，众生定会诚心喜悦，共享暂远利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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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就是经由西藏僧俗上层提请，通过驻藏大臣转奏免于掣签，并得到嘉庆皇帝批准。同时，嘉庆还要求驻藏大臣转告僧俗上层“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30]，也就是说嘉庆皇帝认为，达赖喇嘛圆寂后应多方寻访灵童，找到多位候选人后，再按照乾隆时期定下的金瓶掣签办法，甄选转世灵童，而不能援引此例将免于掣签常规化，将章程所定的掣签制度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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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达赖喇嘛坐床七年后就圆寂了。在寻找其转世灵童过程中，西藏僧俗上层又一次提请驻藏大臣转奏，要求直接认定理塘灵童为转世灵童。为此，嘉庆皇帝曾严厉批评驻藏大臣玉麟[31]等人，以九世达赖喇嘛之例，申斥免于掣签之不可取：“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32]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为错误”。“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玉宁[33]等奏称，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格鲁派，何以不能永年”。嘉庆帝又一次重申了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必要性：“从前自达赖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圆寂后，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后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特设金本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并进一步指出，“所述灵异，只出该处僧俗人等之口，何足征信”，若不执行掣签，所定章程将形同虚设，日渐废止，而西藏地方又可能出现营私舞弊的现象，明确要求必须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灵童。“此次里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金瓶掣签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其有具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嘉庆帝对可能存在的舞弊现象十分警惕，要求只能由驻藏大臣亲自经办掣签事宜。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严禁摄政等派人来京求情，“着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若伊等无知，竟有欲求来京求情之事，即严行饬禁。倘不行禀明，私自前来，即着查拿治罪”，而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所递奏书、古佛、哈达俱着发还。俟将来掣定时，再准其呈递”。[34]嘉庆皇帝甚至拒绝接受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派人从千里外送到北京的礼物和哈达，要求只能在灵童掣定后再来送礼。接到皇帝如此严厉的批评后，西藏地方“按此圣旨，策墨林诺门罕[35]向前后藏、阿里、藏北、甲尔、达布、朵甘思、朵思麻等地各个宗谿头人等发出通知，要他们查访，将所有灵异幼童据实呈报”[36]，然后再由摄政策墨林活佛致函驻藏大臣文干和灵海，请求向道光皇帝[37]代奏，准予入金瓶掣签。得到批准后，于1822年2月6日（道光二年正月十五日，藏历水马年正月十五日）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文干掣定理塘灵童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也分别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藏历金牛年）和1858年（咸丰八年，藏历土马年）经由金瓶掣签认定。由此可见，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前的几世达赖喇嘛的甄选、认定，都严格遵照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有关金瓶掣签的办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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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藏僧俗上层又一次寻得众望所归的灵异幼童，希望征得皇帝同意，免予掣签。为此，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给驻藏大臣的呈文中一再强调“其余稍具灵异之幼童，若一并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众福浅命薄而不能掣中众望所归之灵童，定会悔恨莫名，贻误大事，可以三宝为证。鉴于释教众生之怙主关系重大，为西部全体民众一致笃信之大事，能如愿以偿，汉藏双方应立即磋商，务必圆满解决”[38]。同时，由卸任甘丹赤巴、大小呼图克图、三大寺执事和僧众、四噶伦、公、堪布、札萨克、大喇嘛、台吉、颇本、代本等贵族，以及侍膳官、侍寝官、侍供官等内侍堪钦、堪穷等僧俗四品官至内外执事七品官、僧俗仲科和僧俗民众等共同签名向驻藏大臣递交公禀。这份公禀清楚地显示出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对金瓶掣签与历辈达赖喇嘛寿岁关联的看法，值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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