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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步入西藏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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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避免西藏活佛转世时出现的各种弊病，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特意制定了金瓶掣签等制度。经过近百年的实施，该制度日渐完善，活佛转世的程序日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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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均至四岁择吉坐床”，即灵童年满四岁方能正式举行坐床大典。因此，达赖喇嘛灵童土登嘉措剃发取名后，在日甲桑丹林寺居住了一年。1879年（光绪五年，藏历土兔年）二月，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代表西藏地方通过驻藏大臣松溎转奏光绪帝，请求批准达赖转世灵童坐床：“恭照向章，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均于四岁坐床。此次第十三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已及四岁，灵敏异常，僧俗番众，盼望至切……惟有六月十三日最为上吉，拟于是日迎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至布达拉山坐床，以符众望。”[50]光绪皇帝为此颁赐敕书：“复特命驻藏大臣松溎于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前往布达拉庙看视呼毕勒罕坐床。除一切赏项由驿颁发外，并录汉字赏单驰交松溎，俟奉到时尔其祗领。”[51]光绪皇帝还赏给达赖喇嘛灵童“黄哈达一方，佛像一尊，铃杵一套，念珠一串”，“批准达赖喇嘛灵童坐床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及黄布城”[52]，同时依例赏给灵童父亲贡嘎仁青公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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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7月31日（光绪五年，藏历土兔年六月十三日[54]），开始十三世达赖坐床典礼。当天，根据噶厦的命令：拉萨家家户户门口焚烧加有香料之松柏枝子，街道被打扫干净，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门口路边洒白色石灰两条，拉萨居民房顶上插挂了伞、盖、幢、五彩旗帜。凌晨，十三世达赖身穿黄色法衣，乘坐黄色大轿，在仪仗队、音乐队以及上层僧俗官员的前后簇拥下，受到僧俗民众的盛大欢迎。按照惯例，达赖首先到大昭寺，向柱子上挂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子献哈达，并到各尊佛像前叩头敬礼，然后前往布达拉宫向皇帝御像、圣世自在像等叩拜并敬献哈达。[55]六月十四日（藏历，公历是1879年8月1日），在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举行转世灵童坐床仪式。由一位年长的堪仲（僧官的大秘书）大声宣读皇帝发来的贺信诏书，达赖灵童率同摄政济咙呼图克图跪听。宣读完毕后，灵童向东方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灵童与驻藏大臣互递哈达贺喜，驻藏大臣令扶持升座。僧俗大众依次行礼，并由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率领僧众敬诵吉祥经。最后设宴席庆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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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床大典后，十三世达赖按例派巴耶尔堪布（“巴耶尔”，职务名，是专门派往北京向皇帝报信的僧人）前往北京谢恩，并请驻藏大臣色楞额[57]等代向皇帝上谢恩折：“伏念小僧自坐床以来，屡蒙大皇帝厚恩，至优极渥，毫无报称，正切怵惶，今复赏给司库银一万两。受此重恩，报答愈难，惟有每日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虔诚诵经，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泰民安，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58]十三达赖喇嘛坐床以后，其父亲被封为公爵，噶厦拨给许多庄园和农奴，遂成西藏大贵族，即朗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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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光绪八年，藏历水马年），7岁的十三世达赖已到受沙弥戒年龄，因八世班禅额尔德尼重病在身，不能亲自授戒，由正师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于1882年3月2日（光绪八年正月十三日，藏历水马年正月十三日）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为土登嘉措授沙弥戒。[59]随后，十三世达赖继续留在哲蚌寺学经求法。同年，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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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84年开始，十三世达赖开始参与一些较大规模的宗教、公众活动。1884年（光绪十年）五月，驻藏办事大臣色楞额向皇帝报告，自本年始“达赖喇嘛仿照历辈旧规，拟于闰五月初四日前赴洛岭改桑颇章庙宇内居住数月”，“与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各僧众传习经典”，“事毕仍回布达拉山”，“嗣后即按年照例办理”。[60]大约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藏历土鸡年）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每年都参加正月间举行的拉萨祈愿大法会。[61]1887年（光绪十三年）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哲蚌、色拉等寺唪经。[62]通过参与公共活动，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首领的地位得到巩固，也为将来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尤其是1888年（藏历土鼠年）抗英战争中多次接见开赴边境的僧俗官兵，为将士摸顶赐福，并赠送泥拓护身像、金刚结等[63]，支持西藏僧俗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十三世达赖喇嘛抗英的态度，赢得了西藏僧俗民众的普遍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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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光绪十二年，藏历火狗年），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圆寂，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有11岁，为了保持西藏政局的持续稳定，经清廷批准，由丹吉林寺九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赤列绕结（也作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阿旺罗桑称勒绕结）“代办商上事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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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四月八日（藏历，公历是1886年5月11日）摄政圆寂。四月九日，驻藏大臣色楞额前去看验摄政的尸身，并封存了摄政的大印。十三日，“四大噶伦、基巧堪布等人带着哈达、坛城等礼品，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商讨的摄政继任人选问题。报告说，达赖喇嘛还年幼，且要求学经，故摄政之事暂由第穆呼图克图代行为宜”[65]。西藏地方上层通过驻藏大臣转奏，光绪皇帝遂命第穆呼图克图继任摄政，总理西藏政教事务。[66]1886年11月8日（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藏历火狗年九月十三日），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举行了第穆呼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担任摄政的接印典礼。由驻藏大臣色楞额将办理西藏事务诺门罕的银印[67]交给了第穆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活佛。[68]摄政第穆活佛正式接印任职，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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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10月24日（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四，藏历水龙年九月初四），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来年怙主达赖喇嘛年满十八岁，已到掌管西藏政教事务之法定年龄，请恩准本僧辞退，于明年光绪十九年，即藏历水蛇年内择吉日由怙主达赖喇嘛执掌政教事务，并恳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西藏僧俗上层随即向驻藏大臣递交了“三大寺等为吁请恩准十三世达赖喇嘛如期亲政事致奎焕公禀”[69]，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以学经闻思，未精通前不欲亲政相推辞，“吾正在专心致志习读思闻显密二宗经典，在未学就之前，不宜执掌政务，故仍请第穆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力辞不就。为此，驻藏大臣奎焕在接到西藏僧俗代表递交的“三大寺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暂不亲政仍请第穆掌管商上事务事致奎焕公禀”[70]后，向光绪皇帝提出由第穆呼图克图再任摄政五年，待亚东开埠通商五年期满、边事稳定后，再由达赖喇嘛亲政的建议，“自光绪二十年为始，仍饬第穆呼图克图再行掌办商上事务五年，俟靖西百货免税五年限满，边事大定，彼时达赖经典自必深通，诸务谙悉，再令管理，实于地方政事、边务机宜，均属大有裨益”[71]。驻藏大臣之所以支持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继续掌政，是出于西藏地方需要稳定的政局，才有利于处理亚东开埠通商、处理藏哲划界等问题等考虑，希望继续由摄政执掌政权，避免政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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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隆吐山设防、交涉，甚至战争爆发之初，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等共同领导西藏僧俗军民，英勇抗战。但在支持抗战的驻藏大臣文硕被清政府撤职后，第穆呼图克图孤立无援，而且前方战事接连受挫，使得他逐渐倾向于妥协，开始屈从于清朝中央政府的重压。在升泰任职驻藏大臣后，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也开始劝说西藏地方民众撤退。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在打压他的同时，又施以小利诱惑，称赞他“向为僧众敬服”、“核其勤劳，尤为懋著”，并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赐给他“靖善禅师”[72]的名号。由清朝政府任命为西藏地方摄政的第穆活佛，作为西藏宗教上层的一员，在得到清中央的赐封后，更加服膺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协助驻藏大臣在藏施行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正如驻藏大臣奎焕所言，“当上年边务吃紧之际，该呼图克图遵旨晓谕番众，深明大体，任怨任劳，卒能启发愚蒙，顿知警悟，藏事转危为安。划界定约后，曾邀懋赏；善后三款，亦赖该呼图克图从中主持，番情乃无翻易”[73]。或许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驻藏大臣倾向于支持第穆活佛继续担任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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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光绪二十年，藏历木马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届十九岁，第穆呼图克图又一次以“身患重病，力不从心”等原因，提出辞呈，希望他执掌政教权力，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辞而未就。[74]同年，第穆呼图克图以“藏地时方多事，商上政务殷繁，且藏印甫经订约通商，一切交涉事件，尤关紧要，若再兼充荣增师傅，诚恐有误地方公事，负咎良多”[75]，即以地方公事繁多，不能兼顾为由，辞去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师傅职务，改由原副师傅三世普布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担任。[76]十三世达赖喇嘛自选定为灵童的幼年起，三世普布觉活佛就一直对其护理扶持、教授佛法经典[77]，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掌握政教权力之后，也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在担任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师傅7年后，以政务繁忙为由，辞去正师傅之职，不免令人猜测，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年龄、实力的增长，可能与摄政第穆活佛之间出现了一些不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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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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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藏历木羊年正月十一日，由正师傅普布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戒。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大昭寺受比丘戒。按照藏传佛教的学经程序，授比丘戒标志着其已基本完成了学业，可以掌管政教大权了。此时，西藏地方正处于大动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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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的隆吐山之役，正是西藏地方为反对英国入侵而进行的保卫战争。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其续约，“僧俗大众，大启排英之心”。而时任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对驻藏大臣“译行商上遵办”通商划界之事没有提出异议，这激起了僧俗人士的不满与愤怒。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内危机加剧。清政府对西藏等边疆属地的统治能力进一步减弱。因此，西藏地方僧俗上层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掌政权，在西藏民众中会有更大的号召力，以应对英国等西方势力的入侵，反对驻藏大臣所代表的清中央政府一味对外屈辱的政策。因此，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受过比丘戒后，噶厦、三大寺等召开全体会议，吁请他亲政，并通过驻藏大臣奎焕奏请光绪皇帝：“活佛之预言及护法神卜辞皆称：拥护遍知大怙主执掌政教，则普天之下释教必能辉煌如昼，凡生灵必能获极大幸福，自应亲政。卑西藏公众再三敦请，兹奉批复：摄政贵体欠佳，前年业已提出辞呈，亦有众生诚恳祈求，又有佛旨神示等情，本喇嘛未便推辞，惟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恩准。”[78]光绪皇帝即下旨：“尔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年岁已长大，通达福根显密诸法，对释迦牟尼精典之黄教体系更是彻悟。对众生如同爱子不分亲疏，明知依法惩治恶人是属为民除害。金刚持达赖喇嘛与大皇帝一样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众生之父母，给西域之众生福利安乐。为授权达赖喇嘛掌政教事务，特遣使带去重礼，尔要喜纳，并要尤当扬佛教，造福于众生，为之勤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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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录。一是《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和《达赖喇嘛传》等均根据藏文木刻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稀世珍宝链》记为：木羊年八月八日（1895年9月26日），在布达拉宫的司喜平措大殿上，隆重举行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大典。另一记录为驻藏大臣奎焕“奏报达赖遵旨掌管政教事务片”所记，达赖喇嘛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1895年12月17日）接管事务。当天奎焕“率领藏中汉番文武，齐赴布达拉山照料。先将蒙恩准其盖用之玉册、玉印展设供奉，达赖喇嘛敬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后，即行接管事务”。[80]两者所言时间，相差近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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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次亲政典礼，两种不同的记录，可以看出清晚期中央政府权威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八月八日的亲政大典被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执掌政权的起点，而十一月的典礼则被视为驻藏大臣代表清中央赐予玉册、玉印的仪式性交接。考虑到西藏地方路途遥远，中央文件驿递需要时日，而在摄政第穆活佛七月离任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八月初先期举行亲政典礼，并非难于理解。但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清中央在西藏地方统治力量的衰微，及西藏地方上层中一些人的分离倾向。尤其是在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中，清朝中央政府一味压制西藏地方的抵抗行动，不顾西藏反对划界、通商等要求，与英国签订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等，极大地伤害了西藏僧俗人士的感情。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对腐败软弱的清政府日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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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政，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记载，藏历木羊年（1895）八月，“因摄政第穆屡次提出辞职，达赖喇嘛谕示须经全体僧俗官员会讨论决定。会议认为：至尊达赖喇嘛现已精通浩如烟海的显密二宗教义……获得所有僧俗众生的共同赞颂，故应请至尊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业”，达赖喇嘛又以“我辨析智能低微，如掌管政教事务，尚难知晓对众生是否有益，故不宜亲政；如定要我亲政，需询问乃穹护法神”。于是向乃穹护法神问卜，得到“执掌政教宏业时机已成熟”的预示，在得到皇帝允准的批复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还“阅览盖有红黑印记保证书”，得到了“今后任何佛法、世俗事务，均照达赖喇嘛的旨意办理”的保证。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前采取的这一系列问卜、立保证书等行动，反映出他和幕僚的政治谋略。向护法神问卜是西藏社会长期以来的习惯，但此时向护法神问卜，客观上起到了制造舆论、宣传造势的作用；而通过僧俗人士联名签订保证书，则起到了协调联合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执掌政教权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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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瞻对地方的归属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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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清朝政府在列强侵略下危机四伏，无力西顾。西藏地方地处边疆，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对哲孟雄和不丹的欺压中，认识到英国阴险毒辣，而且为了保护宗教也坚决反对与英人通商交往。在对待外敌侵略的问题上，清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不支持西藏僧俗民众反对英国侵略。随着英国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尤其是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爆发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与驻藏大臣间关系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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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虽然写有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的条文，但实际上驻藏大臣的权力大于达赖喇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扩充自身权力，引发了他与驻藏大臣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时任边务开导委员的何长荣给四川总督的报告称：“光绪二十年以前，商上事务归第穆呼图克图掌办，达赖喇嘛未尝干预一切公事，驻藏大臣尚可译行，甚则加以申斥，前大臣升泰赴边阻战，尚能创设亚东关者，盖事权犹在也。今则达赖自行掌办商上事务，以清净恭修之人，忽而干预公事，其毫无识见可知。且其体制与驻藏大臣平行，先有一不受笼络之心，所任噶布伦等皆伴私人，罔识大体，平日高居山寺，驻藏大臣不易见之，即见之彼亦傲睨自若，默无多语，公事但凭译咨来往，稍拂其意，咨亦不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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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前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瞻对（今四川新龙）一带发生部落纠纷，引发这一区域的管理权之争，加剧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之间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处置西藏地方事务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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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对一带的部落纠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62年（同治元年），瞻对土司工布朗结父子等人，趁内地太平天国起义及拉萨发生“哲蚌寺布施事件”引发动荡之机，武力控制了上下瞻对，先后占据了康区的十三部[82]以及西宁所属二十五族等地。其势力“迤东至打箭炉地界，南至西藏察木多，北至理番厅，西至西宁所属二十五族，横亘万余里”。[83]1863年（同治二年），其子贡布次丹纠合人马包围理塘土司官寨，劫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四川采买的茶叶，抢夺拆阅清廷的往来公文折报，阻断了由川进藏的驿路，造成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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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息瞻对之乱，驻藏大臣与摄政决定派兵征讨，请四川总督配合。1863年（藏历水猪年九月），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由噶伦彭措泽旺多吉带领藏军对瞻对进行征讨。瞻对土司所属熟悉地形，拼死抵抗。驻藏大臣又派李玉圃率西藏军队前往增援，四川总督和西康土司也奉命出兵协助，分路夹攻。1865年（同治四年），川藏派兵会剿“平复”工布朗结之乱，恢复了进藏驿道。此次征剿中，藏军攻克瞻对后，向四川总督索要兵费20万两，川督不允，藏军即占瞻对不撤。后经川督骆秉章禀奏，清政府将上中下瞻对地方赏给达赖喇嘛，令其派员管理。[84]自西藏地方官员管理瞻对后，百姓苦于藏官虐政横征，不堪荼毒，数年必一内讧。同时，噶厦所派藏官与明正土司之间寻衅构兵，混乱不断。[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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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理此混乱局面，四川总督鹿传霖[86]和驻藏大臣奎焕、帮办大臣讷钦等参奏，请革噶厦派驻瞻对的俗官后藏代本对堆多吉、僧官堪穷益西土丹（也译作“夷喜吐布丹”）之职。清廷谕令将此藏官革职。[87]但噶厦却未遵从。[88]鹿传霖认为，此抗旨行径，若再不示以兵威，予以惩创，不仅该官员无所畏惧，也难使西藏地方慑服。1896年五月，川督鹿传霖派兵自打箭炉出发，并动员明正土司的数百民兵协同前往。至八月初十（公历9月16日），川军攻入中瞻对，遇到藏军的激烈抵抗，双方伤亡很大。川军凭借武器优势，包围瞻对大寨。经过近四个月的攻守相持，到九月十七日（公历10月23日），僧官益西土丹派人向川军投降。[89]至此，三瞻地面的乱军势力被清军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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