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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霍康·索朗边巴先生评论道：“所谓卸任的第穆摄政为索权而埋藏‘符咒’之事，纯属谎言和诬陷，像这样捏造、陷害是藏史屡有记载的；陆军（指清军）与藏军之战，使丹吉林受到株连，故（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寺庙再度毁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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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穆事件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将第穆所属的乃东、伦孜、则拉岗、江孜、策堆德、洛隆宗、达布、蔡里、昂仁、墨竹工卡的庄田、寺庙、财产全部没收充公，由噶厦官员查点经管。并革除第穆呼图克图名号，禁止以后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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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力图振作、加强在藏主权等各方面的压力，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内部出现了新的矛盾与对立。围绕第穆事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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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哲蚌寺洛色林扎仓（丹吉林寺是该扎仓施主）、色拉寺麦扎仓和丹吉林寺的全体僧众，向噶厦疾呼，要为第穆呼图克图冤案昭雪。驻藏大臣联豫向清廷禀奏了上述事件的原委后，说道：“奴才自到藏以来，即闻僧俗人等窃议其事，莫不喟然太息，以为奇冤。惟因已革达赖擅作威虐，遇事罗织，年复一年，亦无有敢为倡言昭雪者。”而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因为川军入藏等原因，离藏赴印并被革除达赖喇嘛名号，所以，哲蚌、色拉、丹吉林等僧众“会同集议，环请录案昭雪”。清朝政府下旨要求查明事实真相。联豫得出的结论是“横罹诬陷，实无疑义”，奏请“开复靖善禅师名号，赏还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117]正如联豫奏折中提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强势的地方领导人，他在藏执政期间，第穆事件纵有奇冤也没人敢倡议为其昭雪，而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被革去名号，远在印度，所以以三大寺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迅速联名要求为第穆活佛平反。而对于驻藏大臣联豫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其加强中央政府在藏权力的障碍，此时哲蚌、色拉等寺又主动提出此事，他正好可以顺水推舟，以得到西藏地方寺院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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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五月，清朝政府批准恢复第穆呼图克图名号，并赏还其寺产，准其转世。七月，联豫又奏请第穆呼图克图转世灵童免其掣签，赏给名号。寻访认定丹增加措为九世第穆呼图克图，按照惯例，将其迎请到丹吉林寺，恢复其名号及财产、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内讧，并演变为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军队之间延续数月的争战，最终在西藏地方分离势力的一再逼迫下，以驻藏川军离藏而告终。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返藏后，对曾经参与、支持驻藏大臣在藏新政，及保护川军的僧俗人士作出了严厉的惩罚。1912年（民国元年，藏历水鼠年），由于丹吉林寺僧人支持川军反对噶厦等原因，除两个护法神殿外，丹吉林寺被全部拆除，连神像也被捣毁。九世第穆活佛丹增加措的拉章财产及其管家强曲占堆的财产也被全部没收。噶厦只拨给九世第穆几百品藏银为基金，靠放高利贷利息维持生计。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热振呼图克图降白益西担任摄政期间，复经各大寺提议，由摄政热振活佛批准，将原来没收丹吉林寺的巴热谿卡、洛谿卡、第穆曲噶等庄园，归还给九世第穆活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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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通过第穆事件，树立个人威信；达赖喇嘛离藏期间，驻藏大臣联豫顺应哲蚌、色拉等寺僧众的要求，奏请恢复了第穆呼图克图名号，归还寺产，以获得西藏地方主要寺院对清末新政的支持，以加强清中央政府在藏主权的行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陆军与藏军交战，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和丹吉林寺等站在了驻藏陆军这边，支持帮助驻藏陆军；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严厉惩罚了包括丹吉林寺在内的、曾支持驻藏陆军的寺院和僧俗贵族；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热振活佛才赏还了丹吉林寺寺产。围绕第穆事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穆活佛及丹吉林寺在西藏近代史上的命运起伏，充分反映出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对政教权力的激烈争夺，也反映出两派势力对中央王朝的态度。而这样的权力争夺，也出现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这两个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以及西藏地方最重要的政教领导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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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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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共同管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从宗教地位上说，在西藏僧俗百姓的心目中，把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视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加以尊崇。在宗教方面，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从领地上讲，班禅系统的领地主要包括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四个宗、三十多个谿卡和牧场，约为达赖喇嘛所属领地的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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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英、俄等西方势力为争夺中亚霸权，加紧对西藏地方的争夺，西藏地方局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1923年底，因不堪噶厦向其属地加增军费和差役的负担，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又担心自身安全而被迫逃离扎什伦布寺北上，路经青海，到达内地。此后一直在内地居住和活动，直到圆寂也未能回到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成为西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事各方及研究者，见解不一，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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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延续了历史形成的宗教上的师徒关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藏历水虎年）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二十岁，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龄。按照定例，请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戒，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意为其授戒，并经驻藏大臣向清廷做了呈报。[119]相关藏文资料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是年藏历四月四日（公历5月11日），九世班禅一行抵达拉萨。哲蚌寺在寺前的参宁林卡搭了欢迎帐篷，哲蚌寺拉基的僧官，乃穷寺降神的乃穷曲均，都向九世班禅献了哈达，表示欢迎。在哲蚌寺与拉萨中间的吉彩鲁丁地方，噶厦搭了欢迎帐篷，自噶伦以下，全体僧俗官员都在此站恭迎。驻藏大臣及官员也在噶厦帐篷旁叫作吾叶的房子（俗称接官厅）里，等候迎接九世班禅。作为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之一的九世班禅来到拉萨，得到拉萨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拉萨民众和各大寺庙僧人万余人在大路两旁列队恭迎，场面热烈。九世班禅首先前往布达拉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互赠哈达后，告辞前往大昭寺。噶厦预先在大昭寺为他准备了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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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22日），在大昭寺举行了九世班禅受戒仪式。[120]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并肩走进大昭寺的大殿，一同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哈达。随后九世班禅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磕头，献哈达、曼札（满斋）等礼品。礼毕，侍从堪布请九世班禅到偏殿（卧巴拉康）暂时休息。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其他僧官、喇嘛等人诵经祈祷。祷毕，又请九世班禅进殿，立于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兼任授戒堪布和轨范师两职，另由甘丹寺赤巴、卸任甘丹寺赤巴、甘丹寺夏孜扎仓却杰（夏孜扎仓法王）和强孜扎仓却杰（强孜扎仓法王）等为授戒助手、司仪。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给九世班禅传授了居士戒和沙弥戒，这两戒是补行的，最后传授了比丘戒。授戒毕，九世班禅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及各色谢礼。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给九世班禅回赠了镶有宝石的释迦牟尼小佛像一尊。接着噶厦和扎什伦布寺为表祝贺，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二人献上贵重礼品。[121]藏历四月十六日，噶厦在大昭寺艾旺母殿上，举行噶卓盛会，庆祝九世班禅受戒圆满成功。宴会上，扎什伦布寺的代表古相台吉（九世班禅的舅父）、索本、森本、却本堪布、大仲尼、四大森噶、贡康巴（均为班禅的侍从僧官的职称）等人，全体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献哈达、曼札（满斋）及其他贵重礼品，表示谢意。藏历四月二十三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九世班禅辞别，先到小昭寺降香，然后返回罗布林卡。此后几天，三大寺、拉孜宗的文米林寺、盘布林噶丹曲科寺、色康寺、尼冒加曲寺、肖科门寺、贡噶曲德寺、策墨林拉让、普觉拉让、策觉林拉让、李龙拉让、多札作巴寺等寺庙，吞巴、朵喀（卡）哇等贵族，均单独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送礼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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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藏历五月二日（公历6月2日），九世班禅准备返回扎什伦布，特赴罗布林卡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辞行，噶厦在罗布林卡的日光殿上，举行噶卓（宴会），为九世班禅饯行。藏历五月四日，九世班禅一行自拉萨起身返回后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后藏代本拉丁色、雪仲噶西巴、孜仲丹巴若杰、三木噶查巴班丹等人，护送九世班禅由拉萨回到扎什伦布。九世班禅自拉萨起程时，噶厦又在吉彩鲁丁地方搭了欢送帐篷，为他送行。四大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基巧堪布则一直把九世班禅送到堆龙岗[122]（距拉萨约三十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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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以上这段根据藏文资料所作的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九世班禅授戒的记述，虽然十分详尽，但没有涉及两人的关系问题。而另一些涉及受戒之事的资料却提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起于此次受戒。朱绣所著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道：“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班禅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宫前击鼓而过（鼓为佛前之仪仗），达赖怒为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遂罚银一千五百两，自此左右互相谗抅，嫌隙日深。”[123]根据这则记载，有研究者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出现矛盾是因为班禅过师门击鼓而激怒了达赖喇嘛。然而，其他资料表明，两者不和的情况似乎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出现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藏历火猴年）四川总督鹿传霖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已提到：“乃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124]一个“素”字耐人寻味，看来达赖喇嘛与班禅系统之间的“不睦”可能发生在1902年受戒之前。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在前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间就已出现公开的裂痕，达赖喇嘛与班禅系统暨前后藏之间的矛盾，是在英国干预、侵入西藏地方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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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达斯事件埋下前辈达赖喇嘛与班禅不和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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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我国西藏地方开始了最初的接触。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藏历木马年）乔治·波格尔（G. Bogle）一行受东印度公司派遣进入后藏，六世班禅班丹益西告诉他，西藏是大清皇帝管辖下的土地，西藏与英印建立任何关系都必须经过清朝政府的同意。波格尔当时已发现，西藏人普遍对洋人没有好感。[125]此后，特纳（S. Turner）、曼宁（T. Manning）等先后入藏，百般笼络，也没有被西藏人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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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步步推进。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藏历火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强迫廓尔喀人签订《塞哥里条约》（The Treaty of Sagauli）后，在加德满都设置了公司代办官邸，派代表常驻加德满都，并侵占了尼泊尔南部几乎所有平原土地。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地控制尼泊尔的条约。[126]此后，尼泊尔几乎沦为英国的附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领的土地与我国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接壤。英国人开始觊觎阿里地区出口羊毛贸易。随后，东印度公司又以调解人身份，将尼泊尔所占的锡金土地置于其自身治理之下，并强迫锡金把对外事务交给东印度公司处理。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英国人一直把西藏西部地区视为通商要道，而一时忽略了由锡金进入后藏的大吉岭——帕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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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道光十四年，藏历木马年）东印度公司停止活动，一切权力转为英印政府所有。[127]1860年（咸丰十年，藏历铁猴年）英印政府借口锡金人拐走英人，派出军队入侵锡金，于1861年迫使锡金签订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英人在锡金境内自由贸易，锡金方面应负责保护商旅，修筑道路，并协助英人发展其过境抵达西藏的贸易，帮助英人修筑通向西藏边境的道路等。[128]1865年（同治四年，藏历木牛年）英印政府又因其阿萨密边境上的长期争端，与不丹发生战争，通过军事压服和贿买上层等手段，使不丹听命于英印。[129]西藏地方的民众与上层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印度，欺凌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各部的过程，积蓄了敌视、仇恨英国人的情绪。而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英国的炮舰打开，法国的传教士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频繁活动，公然表示要把天主教福音带到世界屋脊上“昏昧无知的居民”中，鼓动英印政府吞并西藏。这燃起了西藏僧俗民众保护乡土和固有的宗教情绪。以往的经验和关于未来的忧虑，激发了西藏僧俗上下敌视英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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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土的商人在19世纪60年代纷纷要求中国开放西部，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大约到60年代后期，西藏地方已立誓抗拒英人入藏，并将公禀附甘结图记呈交驻藏大臣要求支持。英印政府方面，总是认为清中央政府阻挠西藏开放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 Wade）和70年代末潜入日喀则、拉萨一带的达斯（Chandra Das）等人知道西藏民众有反英的情绪。然而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英国本土的商人和英印政府的官员都听不进去。[130]英印政府继续派遣官员到西藏边境与地方上的宗本联系、接触，图谋入境。英国方面还有一些人士建议在锡金和西藏边界上修筑市场，吸引西藏人来做买卖。这一系列行动更促使西藏僧俗民众认定英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吞并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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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光绪二年，藏历火鼠年），英国借口马加理（A.R.Margary）教案[131]，迫使中国签订《烟台条约》，条约另议专条规定中国同意英人入藏游历。这是英国有意利用清廷向西藏施加压力来打开西藏门户的开始。清中央向西藏地方下达了命令。西藏地方得到清中央已同意英人入藏的命令后，对英人侵藏的忧虑日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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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印政府更加积极地修筑穿越锡金境内，抵达西藏帕里地区的道路。1880年前后，连接印度与西藏地方的帕里路线开通。帕里路线成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英印政府进一步入侵西藏，图谋控制西藏的孔道。西藏地方后来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都与这条通道相关，如英国1888年（光绪十四年，藏历土鼠年）和1904年（光绪三十年，藏历木龙年）两次侵藏战争，九世班禅1905年赴印，十三世达赖喇嘛1910年赴印，以及前后几位英国驻锡金政治官贝尔、贝利、威尔、古德等人率领的使团每一次入藏等，都经由帕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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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在锡金境内修路的消息传入西藏，僧俗上层大为震惊。西藏地方上层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印度，控制尼泊尔、锡金、不丹各部的行径非常了解，积蓄了对英人的仇恨，坚决反对英人入藏。因此，1879年（光绪五年）8月，驻藏大臣松溎向清中央转呈了藏人反对洋人入藏的誓词甘结：“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辞，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咨报矣。”[132]在这份誓词结尾所开列的四十五项图记中，列有“布赉绷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色拉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噶勒丹寺掌教喇嘛及呼毕勒罕领袖众僧等公同出具图记”，即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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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方面的强烈反对下，英国感到派人入藏游历不能如愿，遂向清朝政府提出在印藏边界通商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在中英签订《中英缅甸条款》后不久，与马科蕾（Colman Macaulay）入藏受阻有关。1885年（光绪十一年，藏历木鸡年），英方根据《烟台条约》取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意和发给的护照，派马科蕾由藏印边界入藏，遭到西藏民众强烈反对。马科蕾一行于1886年到达岗巴宗，宗本拒绝其前进，马科蕾遂以带兵三千入藏相恫吓，西藏方面仍坚决反对其入藏。此时，英国刚正式占领缅甸，中国是缅甸的宗主国，缅甸的地位必须得到中国认可，而且英公使正在与中国谈判英人入喀什噶尔问题，那里的形势比西藏更为紧张，因此英人同意推迟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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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6年7月24日（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公使与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签署了《中英缅甸条款》，其中第四款为：“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133]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驻华公使又威逼利诱清政府，要求在中印边境通商，声称“印藏交界之大吉岭地方，藏番早有与英人互相贸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边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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