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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以达斯事件为代表的英国侵入西藏地方的种种举动，引发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间暨前后藏之间最初的裂痕，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不和埋下了种子。而在清末民初之际，他们的关系受西藏地方动荡不定的局势影响，在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西藏地方的各种伎俩作用下，逐步演变成西藏地方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影响并改变了西藏地方近代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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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矛盾的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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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光绪八年，藏历水马年）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圆寂。[137]1888年（光绪十四年，藏历土鼠年），经过清中央政府批准，以金瓶掣签认定塔布地方出生的仓珠嘉措为九世班禅灵童。按照惯例，达赖喇嘛于十六日为灵童剃发，取法名为罗布藏吐卜丹取吉宜玛格勒克纳木结（却吉尼玛）。[138]1892年（光绪十八年，藏历水龙年正月初三），扎什伦布寺举行了九世班禅坐床大典。[139]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积极侵入西藏地方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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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藏历水兔年四月十六日），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建议，在西藏的干坝庄（即后文的岗巴）进行中英谈判，解决定界和游牧的问题。英国方面派出荣赫鹏和怀特等率领的200多名官兵，以“谈判”为名，侵入西藏岗巴，“同时更备援军于锡金。倘中藏两方代表皆不果来，或前者虽来而后者不至，我代表即应直驱日喀则或江孜，借以敦促拉萨代表之前来”。[140]干坝庄属于班禅辖区，英国提出在干坝进行谈判，意欲对九世班禅施加压力。据一份口述史资料所记，噶厦得报后，给扎什伦布寺拉让下达令书：“英军已侵入岗巴，若继续深入，势必对我政教大业造成严重危害。岗巴地区属扎什伦布寺所辖，你方守土有责，务期竭尽全力，击退英军。否则，噶厦不仅要收回岗巴宗，且要给予惩罚！”扎什伦布寺拉让接到令书后，立即召集各扎仓堪布和拉让的僧俗官员开会，会议决定，派遣阿钦·珠旺活佛和四品官孜恰罗岗·巴杜尔等人，代表扎什伦布寺前往岗巴与英军交涉。代表们给英军奉送了“唐卡”等贵重礼品后，向英军陈述“若贵军由此地前进，噶厦就要惩罚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大师和众喇嘛也不能安然无事”等情，恳求英军撤退。同时，通过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此人原是扎什伦布寺喇嘛）居间疏通，英军答应撤退。英军临撤时，侵略军的军官还同珠旺活佛、四品官罗岗·巴杜尔合影留念。但是，在次年（1904年，藏历木龙年），英国侵略军又从卓木（今亚东）发动了侵略战争。英军从后藏的岗巴撤出，又从卓木侵入，前藏噶厦认定这是扎什伦布拉章勾结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搞的“阴谋”，对九世班禅深表不满。[141]这份口述史资料是以藏文档案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限于目前所能使用的藏文档案较少，还不能对资料中述及的事件进行核实。但相关的史实已基本清楚，即在第二次入侵西藏之前，英人试图利用前后藏之间的矛盾，试探两方的反应，以达到分裂、控制西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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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以干坝宗为谈判地点后，清朝中央政府在未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方面意见的情况下，向英国表示同意以干坝宗为谈判地点，并要噶厦派出代表参加，这进一步造成了噶厦与驻藏大臣之间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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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的战争爆发，英国借俄国势力东西不能兼顾等外部条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1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藏历水兔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西藏地方军队在骨鲁地方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遭失败。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著名的江孜保卫战爆发，英国方面死伤严重，但西藏地方军队损失也很大。后来，英军又有增援部队，并向拉萨进发，7月19日，英军击败少数藏军的顽强抵抗后，占领了浪卡子宗。8月3日英军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到达之前，于1904年7月27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拉萨，出走库伦等地。他临走前任命甘丹池（赤）巴罗桑坚赞为摄政，代理政教事务。荣赫鹏率领的英国军队到达拉萨之后，强迫西藏地方于1904年9月7日（藏历木龙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布达拉宫前英军炮口的威胁下，签订了《拉萨条约》。条约内涉及开埠、关税及西藏地方向英军赔付军费等内容。摄政甘丹池（赤）巴罗桑坚赞代表西藏地方签字，荣赫鹏代表英印政府签字。9月23日（藏历八月十四日）英军撤离拉萨。清中央政府认为“不应由英国与番众径行立约，致失主权”，任命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张荫棠、梁士诒为参赞，前往印度就中英关涉西藏地方的各项事宜及《拉萨条约》修改等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签订《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期间，清廷批准了驻藏大臣有泰的奏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142]。而随后发生的英印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前往印度会见英国王储”等事件，则更是激化了达赖与班禅系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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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策划引诱九世班禅赴印激化达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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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受到西藏地方僧俗民众的激烈抵抗和全中国人民及舆论的严厉谴责，也受到沙俄等国的反对和英国本土舆论的批评。因而，英印政府改变了对西藏的侵略手法，试图依靠拉拢西藏上层、培植亲英势力来实现分裂西藏的目的。为此，积极推行对西藏侵略扩张政策的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及其支持者，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藏历木蛇年）利用前后藏隔阂及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ales）抵印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场拉拢九世班禅，诱使其赴印觐见英王太子及印度总督的阴谋活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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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后，噶厦采取了一些诸如没收岗巴宗大部分土地，直接由噶厦派人管理等削弱和挤压扎什伦布寺的措施。九世班禅方面担心前藏进一步施行压迫，曾派人或致函向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鄂康诺（Captain W.F.O’Connor，也译为卧克纳）讲述噶厦如何压迫后藏，请求英印政府在前后藏发生冲突时给予道义和物质支持。鄂康诺随即向英印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驻锡金政治官怀特（J.C.White）报告了九世班禅方面传递的信息。恰好当时英国政府已决定英王太子威尔士将于1905年末访印。怀特等人认为，如果将九世班禅带到英国参见英王太子，可以达到三个政治目的，一是向九世班禅显示英国的友谊，以期笼络；二是显示英国的强大力量，使九世班禅放心地依赖英国，归英国保护；三是造成九世班禅与已被英国控制的喜马拉雅小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君主一样具有附属地位的事实。这个扶植英国在藏代理人，分裂、控制西藏的计划迎合了英印政府的愿望，迅速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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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完全知道西藏地方是中国的领土，九世班禅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与任命。九世班禅赴印肯定会被中国政府阻止，可能还要受到惩罚。因此他们积极策划诱劝九世班禅“自愿”接受邀请赴印，防止中国政府的抗议。怀特指示鄂康诺“（印度）政府不必压他接受邀请，尽可能对他接受邀请表现冷淡”，并尽力使九世班禅认为“给他这个邀请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接受邀请对他极有益处”。[144]1905年9月19日，英国军官鄂康诺上尉率50余人的卫队由江孜非法前往日喀则。在鄂康诺的诱说下，九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擅自同意接受邀请赴印，并要求将赴印之事对外保密。当时正在印度加尔各答交涉藏事的张荫棠较早获悉英人诱使九世班禅赴印的消息，于1905年10月2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一日）致电外务部，指明英印政府此次阴谋意在图谋我西藏，“借迎英储为名，实谋废达赖图藏”，建议驻藏大臣有泰“严密防范，设法阻止，以遏阴谋”。[145]虽然驻藏大臣有泰多次劝阻，“告以祸福，晓以利害，务使班禅坚定不去之心”[146]，但九世班禅方面还是于1905年11月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起程赴印。外务部见未能阻止其成行，遂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电令张荫棠在印密探英人与九世班禅举动，报告外务部。二是为防止九世班禅受英胁迫与之立约，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严正提出：“班禅世受封号，惟以唪经为事，藏中政治概不与闻。现因英储赴印，前往致贺。倘有擅行约定事件，中政府概不承认。”[147]这个照会的内容不仅否定了班禅在辖区内拥有的政教权力，更与一年多前达赖喇嘛离藏后，清朝政府批准九世班禅前来拉萨暂摄原属达赖喇嘛之权有悖。显然，这是清廷为维护在藏主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在如此重要的治藏政策上的往来反复，也反映出清晚期因西藏地方警报不断，中央政府在藏权力衰微，清朝政府唯恐西藏地方出事的消极治藏心态，导致其治藏政策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不断强调尊崇定制、依循旧例，另一方面又试图整顿藏事、收回治权。这样的心态及政策上的不一致、不确定，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或许也是清末西藏地方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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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一行于1905年12月3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抵达印度，至1906年1月11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离开，在近40天内，受到印度政府的隆重接待，同英国王储、印度总督等会晤，还访问了许多地方并参观了英印兵营。九世班禅抵印后，英人以等同于被英国控制的不丹、锡金等国君主的礼仪进行接待。在九世班禅会晤英王储的见面礼仪上，鄂康诺要他与不丹等君主一样行跪拜礼，企图造成九世班禅是受英保护的君主及西藏是英附属国的假象，但九世班禅“与之抗礼，未稍屈节”，英人无可奈何，只得以“彼此以外洋拉手礼相见”。[148]为了显示英国的强大，促使九世班禅依靠英国，英印政府还安排九世班禅参观英国兵营及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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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访问印度多处佛教圣地后，回到加尔各答，又会晤了新任印度总督敏托伯爵（4th Earl of Minto）[149]。前任寇松在交接职任前（1905年11月14日），写信给敏托，坚持认为“于今唯一应办之事乃英国政府须正式通知北京：英国无须中国之认可《拉萨条约》。盖此一条约，英国一贯视为完全有效，将于执行其条款时，无庸照会中国政府，自行采取英国认为必须之步骤”[150]。即积极主张扩张英国在藏权力的寇松在离职之前仍然抱定，不管中国认可与否，英印政府仍坚持《拉萨条约》，并试图逐步使西藏最终依附于英印。张荫棠看穿了英印政府的用心，他在1905年12月3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向外务部转报在印探知情报的电文指出：“韩[151]探闻印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令藏不能不图自知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152]邓锐龄先生认为，这是在汉文文献中第一次以“独立”一词极概括地揭出了英印政府多年来对西藏的诡秘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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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0日，九世班禅在与印督敏托晤谈过程中，向敏托提出了三项政治请求，敏托向新任印度事务大臣作了报告：一是在拉萨当局或中央政府对九世班禅采取敌对态度的事件中，总督应给予九世班禅喇嘛一封信，答应给予某些援助；二是在九世班禅喇嘛遭到进攻的事件时，我们（指印度政府——引者）应借给九世班禅武器；三是（印度政府）应给我们在江孜的官员下达指示，保持他们（指英驻江孜官员——引者）与九世班禅喇嘛现存的友好关系，并转交给九世班禅喇嘛的信件。九世班禅喇嘛进而请求在需要的情况下，允许由特使将其信件送至印度。[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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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英国政局和国际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德国的崛起，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刚刚上台的英国自由党政府为积极准备对德斗争，一改过去在中亚等地防范对抗俄国势力的政策，推行英俄友好的外交路线，而西藏问题正是英国准备与俄国调整关系的若干重大问题之一。印督敏托摒弃了前任寇松所采取的积极向西藏侵略扩张的方针，对九世班禅所提出的三项政治请求，仅对第三项作出了肯定答复，同意加强驻江孜官员与扎什伦布寺的友好关系。敏托没有答应给予武器援助，也没有许诺援助九世班禅对抗拉萨和清朝中央政府对其“采取敌对态度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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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度返回西藏之前，九世班禅派札萨克喇嘛给张荫棠递交了呈文，请张荫棠向清朝政府代奏其返归日期，并提到“未经奏准出境，恐于严谴，沥陈下情，求免处分”。[154]次日（1906年1月12日）清朝政府电谕张荫棠，九世班禅“此次前赴印度，并未奏准，擅行出境，实有不合。现已启程回藏，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着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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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世班禅而言，将自己与前藏的内部矛盾等问题诉诸英人，并请他们帮助抵御前藏的压迫，尤其是未经请示驻藏大臣及清朝政府批准就擅自出境会晤英王太子，无疑是错误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治藏条例，明确规定未经驻藏大臣同意是不能与外国通讯与交往的，否则极易落入英人设下的圈套，为他们提供施展分裂阴谋的机会。这次事件证明，英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企图以此打开分裂西藏的突破口。九世班禅在印期间，拒绝向英王太子跪拜，同时也没有签订出卖西藏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基本坚持了原则。九世班禅1905年赴印，是一个错误。九世班禅及其随从人员作出赴印的决策，或许与尚未认清英国的侵略野心有关，更主要的也是后藏僧俗上层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力，抵抗前藏势力扩张对自身产生的压力而作出的应激反应。这也凸显了清末西藏地方面对各种外力挤压，内部各种力量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甚至对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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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朝政府而言，之所以没有严格处分擅自离藏赴印的九世班禅，主要出于稳定西藏地方局势的需要。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强迫订立《拉萨条约》，清廷上下极为震动，决心“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156]。除派出议约大臣与英国政府交涉，力争主权外，清朝中央政府力图革新藏政，重新掌握在西藏的完全主权。自1905年起，赵尔丰、凤全在川边藏区进行改革，1906年张荫棠、联豫在西藏的新政即将展开。这些改革与新政都是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157]的一部分，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力图整顿藏事、收回治权，将主权的行使付诸行动的政治实践。为了保证新政得以顺利施行，稳定的西藏局势是其必要因素。因此，虽然九世班禅此次擅自出境，违背了定制，但是清廷并没有像处罚十三世达赖喇嘛擅自离藏那样，立即褫革其名号，而是采取了免予处分，准其回藏，照旧供职等宽抚措施。这无疑是为了稳定局势，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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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而言，主张积极侵略干预西藏的前任印督寇松、锡金政治官怀特和鄂康诺等策划的这场利用前后藏矛盾，拉拢控制九世班禅，从而分裂西藏的阴谋未能实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斗争，尤其是英国自由党政府从对德斗争的全局利益考虑，加速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及正在进行的与中国政府谈判重签条约的需要等原因，使得英印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积极扩张在藏势力、直接与西藏交往的政策。但是英印政府企图通过培植西藏内部的亲英势力，寻找代理人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局势的变化，英印政府逐渐转为拉拢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培植亲英势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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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奉派入藏查办藏事的张荫棠所记，当他途经江孜时，已由印返藏的九世班禅，派出了札萨克喇嘛前来欢迎，并向张荫棠“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张乘机令转劝九世班禅呈请来京陛见。张荫棠到达拉萨后，又把这些情况告知摄政和甘丹池（赤）巴。摄政、噶伦等人颇为惊慌，担心九世班禅到北京后，必定会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去权位，遂致电原已打算回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是达赖喇嘛也立即要求张荫棠代奏进京入觐。[158]在此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于1906年四月离开库伦，九月十四日抵达西宁，准备启程回藏。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将于近期回藏的消息后，张荫棠立即致电外务部，以“达赖与班禅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借端挑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且此时西藏地方开埠事未办妥、春丕英兵尚未撤出，建议“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159]虽然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英兵未撤等都是有说服力的事实，然而还有更深一层未点明的原因，则是张荫棠担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后将有碍其在藏查办藏事。十三世达赖喇嘛听说张荫棠代奏九世班禅进京觐见后，也立即请张代奏，以便抢在九世班禅之前向皇太后和皇帝面陈西藏情形。清朝政府没有立即批准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奏请，于1907年2月谕令“暂缓来京”，同时要求张荫棠体察情形，再详细电奏“究竟达赖班禅等来京是否相宜”。[160]清廷出于整顿藏务等考虑，一再推迟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及返藏的时间。直到1908年7月19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才谕令在五台山朝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陛见。[161]9月28日（九月初四），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乘火车由山西抵达北京。在京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本与清廷改善关系、依靠中央维护权益的想法，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失望地离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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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16日（宣统元年八月初三），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京返藏抵达黑河，九世班禅特地前来迎接。事毕，各自返回拉萨、日喀则。然而，回拉萨后不到两个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间矛盾激化，并因川军进抵拉萨等原因，于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再次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清廷又一次宣布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令驻藏大臣迅即寻访灵童，实行金瓶掣签，另寻达赖喇嘛真正灵童。[162]与此同时，联豫为了稳定西藏地方局势，上奏以九世班禅替代十三世达赖喇嘛“暂摄藏事”，得到朝廷的准许。九世班禅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他来到拉萨，但坚辞摄政一职，并请求恢复达赖名号，促其早日返藏。他请联豫向清廷转奏：“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及历辈班禅遵从先祖历代福田施主之旨意，师徒亲洽，同为大清社稷效力，专意广衍佛法。如能保留达赖喇嘛之名号，则必能使天神人主大皇帝圣寿延年，社稷昌隆，裨益福田施主。为此，本僧不得不拟请皇上开恩息怒，尽早恢复达赖喇嘛之名号。”[163]此外，还多次派出代表前往大吉岭，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164]然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向皇帝或清廷直接面商的想法已化灰烬”[165]，试图实施依仗英国的支持，对抗驻藏大臣以收回政权为目的的新政，从而“尽揽政权，尽废现例”[166]，因而迟迟不肯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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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述史资料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赴印后，九世班禅方面的反应：1910年（宣统二年，藏历铁狗年），清军进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疑惧，于是年藏历一月三日夜（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率少数随从，逃奔印度。当时九世班禅也欲追随。当行至岗巴后，九世班禅的随从官员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九世班禅去印，理由是，两佛应在那曲相会和好的基础上，再次在印度大吉岭相会，定能消释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方面的前嫌。另一部分官员的意见是，请九世班禅暂住在岗巴，派人先去印度向达赖喇嘛致意问安，顺便探听达赖及其属下的真意后再作决定。经过商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随即派遣四品官扎色瓦带了九世班禅的书信赴印。扎色瓦到达印度，谒见了达赖喇嘛，呈上九世班禅的书信，还给达赖和主要官员奉送了礼物。然后带上达赖的回信返回岗巴。达赖回信中表示欢迎九世班禅来印。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驻藏大臣极力劝阻九世班禅不要赴印；同时，扎色瓦也点明了其中隐情，他说：“达赖虽在信中表示欢迎班禅去印，但又亲口对我说：‘若班禅不能来印时，可在藏中多关照政教事业。’达赖的重要官员也说：‘班禅如不能来印度，我们也没有意见。’”九世班禅的一部分随从也建议他不要去印度。于是，九世班禅及其随从官员返回了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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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官员们的本来意图是：若九世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西藏政教事业，也便于在国际上制造分裂舆论。但这一目的未能实现。九世班禅从岗巴返回后，驻藏大臣把他接到拉萨主持藏历新年庆贺仪式。此举引起了外界种种揣测和非议，也使得在印度的噶厦官员对九世班禅更加恼怒，从而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关系的恶化。[167]虽然其中提到的很多细节尚无其他资料佐证，但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九世班禅确实有过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能与达赖喇嘛和好，共同向清廷状告联豫，另一方面还是担忧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会继续向后藏地方施加压力。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赴印，令九世班禅方面深刻意识到，英人并非真心帮助支持九世班禅，而完全是随其政治需要而对九世班禅或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笼络利用，英国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控制西藏。内向之心及情势的发展，促使九世班禅做出了与驻藏大臣保持良好关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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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陆军变乱。驻藏大臣联豫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写信请求九世班禅予以保护，得到哲蚌寺大堪布的保护。11月28日，联豫以养病为由避入哲蚌寺，命钟颖暂行代理其职。[168]1912年3月23日（民国元年二月初五，藏历水鼠年二月初五）发生的驻藏川军围攻色拉寺事件，成为整个拉萨变乱的转折点，此后，战事转为驻藏川军与西藏民军之间绵延数月的争战。当驻藏川军与藏军发生激战时，川军统帅钟颖又向九世班禅求援，“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169]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耿耿于怀，1913年返抵拉萨后，开始排除异己，进行报复。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公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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