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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述史资料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赴印后，九世班禅方面的反应：1910年（宣统二年，藏历铁狗年），清军进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疑惧，于是年藏历一月三日夜（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率少数随从，逃奔印度。当时九世班禅也欲追随。当行至岗巴后，九世班禅的随从官员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九世班禅去印，理由是，两佛应在那曲相会和好的基础上，再次在印度大吉岭相会，定能消释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方面的前嫌。另一部分官员的意见是，请九世班禅暂住在岗巴，派人先去印度向达赖喇嘛致意问安，顺便探听达赖及其属下的真意后再作决定。经过商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随即派遣四品官扎色瓦带了九世班禅的书信赴印。扎色瓦到达印度，谒见了达赖喇嘛，呈上九世班禅的书信，还给达赖和主要官员奉送了礼物。然后带上达赖的回信返回岗巴。达赖回信中表示欢迎九世班禅来印。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驻藏大臣极力劝阻九世班禅不要赴印；同时，扎色瓦也点明了其中隐情，他说：“达赖虽在信中表示欢迎班禅去印，但又亲口对我说：‘若班禅不能来印时，可在藏中多关照政教事业。’达赖的重要官员也说：‘班禅如不能来印度，我们也没有意见。’”九世班禅的一部分随从也建议他不要去印度。于是，九世班禅及其随从官员返回了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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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官员们的本来意图是：若九世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西藏政教事业，也便于在国际上制造分裂舆论。但这一目的未能实现。九世班禅从岗巴返回后，驻藏大臣把他接到拉萨主持藏历新年庆贺仪式。此举引起了外界种种揣测和非议，也使得在印度的噶厦官员对九世班禅更加恼怒，从而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关系的恶化。[167]虽然其中提到的很多细节尚无其他资料佐证，但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九世班禅确实有过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能与达赖喇嘛和好，共同向清廷状告联豫，另一方面还是担忧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会继续向后藏地方施加压力。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赴印，令九世班禅方面深刻意识到，英人并非真心帮助支持九世班禅，而完全是随其政治需要而对九世班禅或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笼络利用，英国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控制西藏。内向之心及情势的发展，促使九世班禅做出了与驻藏大臣保持良好关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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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陆军变乱。驻藏大臣联豫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写信请求九世班禅予以保护，得到哲蚌寺大堪布的保护。11月28日，联豫以养病为由避入哲蚌寺，命钟颖暂行代理其职。[168]1912年3月23日（民国元年二月初五，藏历水鼠年二月初五）发生的驻藏川军围攻色拉寺事件，成为整个拉萨变乱的转折点，此后，战事转为驻藏川军与西藏民军之间绵延数月的争战。当驻藏川军与藏军发生激战时，川军统帅钟颖又向九世班禅求援，“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169]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耿耿于怀，1913年返抵拉萨后，开始排除异己，进行报复。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公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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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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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英、俄等外部势力侵入西藏地方，中央政府在藏权威的衰微等，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由于种种原因矛盾重重。如乍丫地方两位活佛之间连年的争斗、瞻对地区的归属，都对地区的安定以及内地与西藏间的交通带来直接影响，加剧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之间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政府处置西藏地方事务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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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原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亲属等人涉嫌采用诅咒等方式，企图加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而遭治罪。第穆呼图克图也因涉嫌“阴谋杀害达赖喇嘛罪”死于狱中（一说为暴病而死），其寺院、庄园、财产等均被没收充公，呼图克图名号也被革除，并禁其转世。这就是史称“第穆事件”或“妖鞋事件”。这场纷争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毫无疑问地成为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威信更高，并为其后来三十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第穆事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穆活佛及丹吉林寺在西藏近代史上的命运起伏，充分反映出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对政教权力的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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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世达赖喇嘛与八世班禅因达斯事件埋下不和的种子，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领导西藏僧俗抵抗英国入侵的过程中，加强扩张自身统治权力，给九世班禅及其后藏辖区造成一定的挤压，从而导致前后藏出现矛盾。尤其在1905年英国策划引诱九世班禅赴印，企图实施扶植九世班禅、分裂西藏的阴谋，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进京及赴印期间，日益倾向于自主、分离之势，与九世班禅试图依靠中央政府的内向行径大相径庭等等一系列史实，清晰地反映出自清晚期以来，面对英、俄等外国势力侵入西藏地方，清朝中央政府在藏权威衰微，以前、后藏为代表的西藏地方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应对外部力量的挤压，强化、扩张本身权力而出现了竞争与矛盾。而先后发生的两次英国侵藏战争、绵延数年的川藏边界的争夺，以及清末民初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的争战，则意味着必然消耗大量资源用于军事需要，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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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木牛年十二月初一（1806年1月20日）出生于金沙江畔的邓科地方。土龙年九月二十二日（1808年11月10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木猪年二月十六（十四）日（1815年3月26/24日）圆寂于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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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火鼠年三月二十九日（1816年4月25日）出生于理塘雪周卓东地方。藏历水马年一月十五日（1822年2月6日）由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水马年八月八日（1822年9月23日）在布达拉宫坐床。火鸡年九月初一（1837年10月30日）圆寂。Luciano Petech，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ume Ⅱ edited by Alex McKay，Routiedge Curzon，2003，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86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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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土狗年九月初一（1838年10月19日）出生于康区木雅泰宁寺附近。铁牛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三）日（1841年9月8/7日）由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水虎年四月十五（十六）日（1842年5月24/25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木兔年正月十三日（1855年3月1日）亲政。木兔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四）日（1856年1月31/30日）圆寂。L. Petect：“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881～9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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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于藏历十四饶迥火龙年十一月（十二月）一日（1857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南地区。土马年一月十三日（1858年2月25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于金猴年七月三日（1860年8月19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摄政二世德珠呼图克图洛桑钦饶旺秋圆寂后，同治皇帝认为达赖喇嘛已到了亲政的年龄，在水鸡年二月十四（十二）日（1873年3月11/9日）举行了亲政仪式。两年后，在布达拉宫圆寂。参见Luciano Petech，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a chronological study，in The History of Tibet，Volume Ⅱ edited by Alex McKay，Routiedge Curzon，2003，p.570；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909～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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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哲蚌寺内三个显宗扎仓（法相扎仓即洛色林、郭芒、德央扎仓）的六名堪布集会的组织称为“日基”。日扎供养法会可能是向这三个扎仓僧众所做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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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2004，第913～921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藏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6，第489～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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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西藏的历史上只有达赖喇嘛的父兄和颇罗鼐及其后裔受过此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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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1996，第920页；《印鉴清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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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1996，第921页；《印鉴清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9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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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1996，第921页；《印鉴清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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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内部资料，第565～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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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等，1996，第921页；《印鉴清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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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内部资料，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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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江华：《乍雅宗政教合一制度和经济结构调查》，《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第139页；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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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二十八日“孟保等奏会同查办乍丫两活佛互争事及参处失职噶伦等折”。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宝兴等奏查办乍丫两活佛互争事竣道路疏通折”。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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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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