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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清）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七“中英缅甸条款”，文海出版社，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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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九日“文硕奏为访获班禅转世灵童请旨掣定折”。详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9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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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二十八日“文硕奏班禅转世灵童已经掣定折”、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二十六日“升泰奏看视九世班禅坐床礼成折”。详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981、1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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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二十六日，“升泰奏看视九世班禅坐床礼成折”，详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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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英〕荣赫鹏著《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第6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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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彭绕·仁青朗杰：《前后藏失睦初因》，详见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7，第348～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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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十一日“有泰为达赖潜逃乞代奏暂行褫革其名号班禅暂来拉萨主持黄教致外务部电”，七月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着将达赖喇嘛名号暂革由班禅暂摄”。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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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有关1905年英印政府策划诱惑班禅赴印，实施分裂西藏阴谋活动的内容，主要参考伍昆明先生的相关论述。详见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第223～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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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905年9月9日“怀特先生致鄂康诺上尉”，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535号6卷，51号文件附件8。详见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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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初一张荫棠“致外务部电英诱班禅请电有大臣阻止”。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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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二十二日有泰奏“英员强逼班禅额尔德尼赴印阻止不从折”。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18～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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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六外务部致张荫棠“外部来电倘班禅擅定条约概不承认请密探班禅举动”。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01～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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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五日有泰奏稿“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回藏谨备哈达佛尊谢恩恭为代陈折”、“班禅额尔德尼赴印详情片”。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28～1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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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于1905年11月16日离职，敏托接任印督，到19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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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A.Lamb，British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p.312.译文及有关内容主要参考邓锐龄先生的记述。详见邓锐龄、陈庆英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77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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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韩德森，英国人，任职于亚东税务司，奉清政府命，随同唐绍仪至印度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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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初五张荫棠奏稿“致外部电述英廷对藏政策及班禅来印情形”。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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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906年1月16日，“印度政府致摩莱先生”（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Mr. Morley），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535号7卷，13号文件附件，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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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张荫棠奏稿“致外部电奏班禅由印回藏恳求免处分”、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1906年1月12日）“旨准班禅回藏照旧供职电”。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04、1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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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1906年1月12日）“旨准班禅回藏照旧供职电”。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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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清实录·德宗》卷五三四，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1904年10月3日）上谕军机大臣等。转引自邓锐龄、陈庆英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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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展开，但很少涉及国家体制的变化。后一阶段，进入了以预备立宪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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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张荫棠奏稿“上外部条陈招待达赖事宜说帖”。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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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三日张荫棠奏稿“致外部电阻达赖暂缓回藏俾预妥筹再谋迎返”。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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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三（1907年2月15日）“旨着达赖班禅俱暂缓来京电”。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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