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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清政府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114]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谈判。同年2月，中国代表抵达加尔各答，与英国全权代表印度政府外交大臣费礼夏（S.M.Fraser）展开会谈。此次会谈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不肯让步，致使会议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一度更换议约代表及地点，才于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在北京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根据唐绍仪与费礼夏历次会议记录及所拟草约来看，中英双方相持不下的争论，为“主权”之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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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是西藏的“主权国”（Sovereign State），取消《拉萨条约》中所包藏的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和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费礼夏拒绝，表示仅能承认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Suzerai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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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宗主权”“属地”“属国”在中国历史里有特殊的意义，并不能随意与西方名词互换。解释上差异最大的是“宗主权”，严格说来中国历史里的“宗主权”是不能与英文词汇Suzerainty互换的，因为这两个名词在中、西历史文化里并不相同。英文用词Suzerainty通常与西洋中古时代的“封建领主”（Feudal Lord）结为一体，一般西洋法律辞典将之界定为：对属国（Vassal States）的外交有干预权，可代订条约，办理对外交涉，但准属国自主内政。但中国历史里的“宗主权”与“主权”，并不像西方界定的如此明确，“宗主权”是指对“属地”的内政、外交均有干预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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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属国”与“属地”，译成英文都是Vassal States，泛指西洋中古时代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里的“属国”，但中国历史里，“属国”与“属地”则差别极大。以清代为例，“属国”是指与清廷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如安南（Annam1）、朝鲜（Korea）、缅甸（Burma）、琉球（Ryukyus）等国，在《清史稿》里被列入《属国传》，这些国家与清廷的关系，或可用西洋的“宗主权”来诠释。“属地”是指西藏、蒙古，清廷在这些地方设官管辖，俨然视为领域，在《清史稿》中，被列入《藩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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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考虑到中外用词不同，在印度会议中小心翼翼地与英方代表费礼夏展开交涉，他将英文里的“宗主国”译成“上国”，“主权国”译成“主国”，“Vassal States”译成“属国”，但中文名词“属地”，则在英文里找不到对等的译词。印度会议中，唐绍仪数度致电清廷，解释中外用词的不同，强调中国力争的是“治藏主权”。[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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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与费礼夏在历次会谈中就主权问题有多次争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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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3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会议，费礼夏将《拉萨条约》交给唐绍仪，请其早日签署，唐绍仪拒绝，并谓条约尚未开议，如何能遽签；费使答复：“萨公使（即驻京英使萨道义）来函称，中国并无改约之意，今遽欲将约作废，则无可再议。”唐绍仪答云：“贵国既接待议约，则我自有商议之权。中英之所以必须会议者，因西藏之主权在中国也。藏约既有干犯中国主权之语，自应解释明白。”[118]3月2日会议，双方可谓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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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二月二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唐绍仪首先将《拉萨条约》第九款内容全部更改，加上“英国无有侵占西藏”之意，并声明中国将来如准许英人在藏经营铁路、矿务、电线等事业，其他诸国亦可照章办理。费礼夏则坚决反对，声言“英费数年心力，耗兵费八十余万镑，冻毙士卒百余人，始成拉萨约，今将约内已得利益，全行让出，无此办法。谨直告贵大臣，此稿断不能更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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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二月六日）的第三次会议，费礼夏同意唐绍仪另议新约，但坚持《拉萨条约》必须全行附入新约，在新约中英国同意声明西藏属于中国所有；唐绍仪则仍坚持废除《拉萨条约》，另议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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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方多次会议，均各持己见，不肯让步，致使会议陷入僵局。3月底，费礼夏竟然自行前往西姆拉避暑，把中国清廷代表留在加尔各答，仅派一印度外务大臣韦礼敦（E.C.Wilton）往来于西姆拉和加尔各答之间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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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三月二十一日），费礼夏遣韦礼敦送交唐绍仪一份草约，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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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国家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2）《拉萨条约》全行附入新约，彼此承认切实遵守。（3）倘他国无尝试干预西藏政治之事，则英国不愿并占藏地，及不愿以西藏为保护国，亦断不握西藏一切内政。（4）《拉萨条约》第九款第四节所声明各项利权，倘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则英国政府不愿自行要求，或代其人民要求此项利权，惟英国须自占利益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商埠，与藏人商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5）中国国家允认，除实系中国籍贯人民之外，不用他国人在藏办理一切事件。[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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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费礼夏的草约，唐绍仪提出五点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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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主国”、“上国”之分，要求英国承认中国是西藏的“主国”（Sovereign State）。（2）《拉萨条约》不能附入新约。（3）第三款“不愿”字样当改作“不得”，即英国“不得”兼并藏地，“不得”以西藏为保护国。（4）藏印电线由中国自设。（5）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处商埠将来雇用英籍关员和平共事，想必有助于中印邦交，唯于约内订明不许雇用他国人一节，损碍“主权”，断难应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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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在接获草约的翌日，即电告外务部草约内容，并报告了他驳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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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四月二日），唐绍仪拟妥“中英约稿”函送费礼夏，约稿内容六条，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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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承认中国为西藏之“主国”。（2）中国视《拉萨条约》为已有之约。除此次现立之约改订外，有应行切实遵守者，中国承认督率藏众随时认真遵守。（3）中国允不准各外国干预西藏一切政治；英不得侵犯藏境，亦不得干预西藏一切政治。（4）《拉萨条约》第九款内所声明一切利益事件，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英国政府亦不得自行要求或代其人民要求此项一切利益。[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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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约稿中，唐绍仪除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外，其他已作了大幅的让步，愿承认《拉萨条约》为已有之约，但未将全约附入新约，只是巧妙地将《拉萨条约》中许多规定纳入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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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四月九日），费礼夏函复唐绍仪，强调断难同意约稿：（1）英国既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亦承认西藏有独立之势，此后绝不改变。（2）本大臣奉命议约，不能另立新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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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四月十一日），清外务部接唐绍仪电，得知费使绝不同意用“主国”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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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后，谈判陷于僵局。寇松悍然宣称：“当前的谈判将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唐要么全盘接受费利夏（即费礼夏——引者注）的草案，要么开路回国，让《拉萨条约》作为一个勿须中国参与的合法的条约。”[124]在此情况下，唐绍仪感到在加尔各答已无谈判余地，清政府在1905年9月16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藏历木蛇年七月十八日）批准他以患病为由，赏假回国，张荫棠接替其全权代表的职务。张同样拒绝在英方提交的条约草案上签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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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英两国代表争执的焦点在于中国在藏的“主权”问题。有论者指出，“唐绍仪在印度会议期间，不但坚持了原则，力争主权，并将国际法中有关‘主权’、‘宗主权’、‘属国’、‘属地’等意义，教导了外务部，对日后中、英西藏交涉影响至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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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与《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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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把《拉萨条约》变成事实，积极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中国为改变《拉萨条约》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也派唐绍仪和张荫棠与英国谈判重新签订条约问题。经过激励的争取最终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与《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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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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