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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494～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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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冯明珠先生曾详细就章程中中、英双方争执的各点有所让步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可参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156～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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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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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详见第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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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李育民：《英国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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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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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英国在与俄国争夺中国西藏的过程中，为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打开与西藏地区通商的大门，利用日俄战争之机，再次发动了对西藏地方的侵略战争。1904年英国打着抵制俄国势力南下的旗号，直逼西藏首府拉萨。英军入侵拉萨后，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两年以后，英国又与清廷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攫取了其在中国西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军队逼近拉萨之时，为避免英国胁迫，星夜出走，前往内地去寻求中央的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城期间，提出有权向皇上直接自行面奏的请求。他虽然受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颇感失望。其时，中国已被列强大肆蹂躏，国家政局千疮百孔，许多外国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频繁接触，触发了他的矛盾心理，为其后的曲折道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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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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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西藏地方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清朝政府继续执行媚外投降路线。驻藏大臣有泰面对西藏地方危机复杂的形势束手无策，只是忠实地执行清朝中央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奴颜婢膝，而对于爱国的西藏上层和军民积极抵抗侵略的行动却极尽阻挠、贬低、辱骂之能事；[1]而且当他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于是年5月初下令调集800名藏军赶赴江孜抗英时，反倒百般阻挠诋毁，辱骂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可恶番子喇嘛，执迷不悟，殊堪痛恨。”[2]英军头目荣赫鹏摸透了有泰胆小懦弱、畏缩不前的性格，照会邀他赴边当面议事，他却以种种理由推诿，不敢前往。完全是一副卖国求荣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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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中，英军占领江孜后，开始向拉萨推进。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军队逼近拉萨之时，星夜出走，前往内地寻求支持，但此次出走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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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落入敌手被迫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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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下旬，英军在通往拉萨路上几乎没有设防的情况下，长驱直入，渡过雅鲁藏布江到达曲水宗（今曲水县，离拉萨约30公里）。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请有泰同赴曲水议阻，有泰不允”[3]。他不仅不同意亲去曲水议阻，反而“派人前往曲水欢迎英军”，并复荣赫鹏一封照会称：“贵大臣风霜辛苦，远道驰驱，该藏番蠢愚顽梗，不听开导，本大臣实觉怀惭！”[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有泰这样的软弱媚外、惧怕英人、认敌为友的丑恶行径，十分愤懑，又无可奈何。他看到了西藏地方形势的危急性，英军很快就会开进拉萨，遂被迫于1904年7月26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三日），从罗布林卡赶回布达拉宫，在日光殿召见了甘丹赤巴罗桑坚赞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僧俗官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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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以后，我多次禀奏皇上，英人依势侵略，要求朝廷派兵增援，却被朝廷一概回绝。不但如此，驻藏大臣还指责藏军抗英行动，并强令撤回布防在浪卡子以内的各个关口要塞的守军，现在英军逼近拉萨之时，我拿不定主意，将贻误政教大业，因此，我拟经过汉区和蒙古前往北京，亲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力求保存西藏之政教大业而克服万难，竭尽全力。在这期间，在各大活佛、喇嘛中，您（指罗桑坚赞）是最为适合掌管政教的摄政人选。在这关键的时刻，请拿出勇气，掌管政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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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噶厦、仲孜、各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宣布任命罗桑坚赞为摄政，掌管全藏政务。要求各僧俗官员同心协力，尽职尽责，以政教大业为重来忠心协助他。当月十五日（藏历）后半夜（1904年7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秘密离开布达拉宫，与其同行的有他的贴身侍从喇嘛参宁堪布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又名多尔捷也夫）和在拉萨三大寺学经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三十余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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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目的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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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驻藏大臣升泰与英方签订了不平等的《藏印条约》，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噶厦对此并不清楚。当升泰返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报告签订条约的内容和经过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很不理解为何要签订这样的条约，表现出强烈的抗英决心。为了申明西藏地方对侵略者的意见和看法，1899年4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动向理藩院递呈奏折，要求清朝中央政府尽快帮助解决西藏地方的军火与财政困难问题，以便更好地抵抗英国侵略，保卫疆域的完整与统一。可是，他的这一心愿却遭到当时已陷入内忧外患中的清朝中央政府的漠视和拒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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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条约》签订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条约分发给西藏的僧俗大会讨论，西藏僧俗官员“指摘升泰媚外卖国”[8]，要求上书表达不满。清朝中央政府出于安抚的目的，只好改换奎焕接替升泰，然而，这位新任驻藏大臣并没有吸取前任教训，反而步其后尘，与英国人签订了《藏印续约》。这无疑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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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不稳定的西藏局势，清廷只得频繁更换驻藏大臣。[9]然而，坚决抗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乃至西藏民众的一致决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实施妥协政策有违民意、有悖民心。随后至有泰任驻藏大臣之后，他在西藏所见所闻皆是坚决抗英之情形。有鉴于此，有泰决定亲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对以驻藏大臣为代表的清廷失去希望，[10]因而“推病不见”[11]。因此，有泰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渐生矛盾，他对西藏方面的抵抗行为颇有微词，“问达赖令萨迦寺念经送妖，可以咒死洋人……真正可笑。”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也由“甚相得”转变为“外间皆有不服达赖之语……然达赖一人做主，下边皆不敢对彼说之，不过背后非之，此人已成独夫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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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对驻藏大臣在侵略者面前奴颜求荣的行径已经非常失望乃至愤懑，因此出走之事并未通告驻藏大臣，致使有泰得知后十分恼怒。他上奏清廷，诬告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此次战争失败的罪魁，将英军占领拉萨的责任全部推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上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前不遵约束，“无事则挑衅邻封，有事则潜踪远遁”，“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借口”。“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客，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日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13]因此，他电呈外务部，奏请皇上“褫夺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14]。当时清廷推行的是妥协投降路线，不经调查就偏信并允准了有泰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诬告纠参，即于1904年8月26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藏历木龙年七月十六日）下令暂行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时代摄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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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敌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出走的目的，一是怕英军占领拉萨后，要挟他与英人直接谈判签署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荣赫鹏在渡江前夕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中就提到：“余奉命缔结之条约，一经达赖签字，即立当撤出拉萨。”[16]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全藏僧俗大众崇敬的藏传佛教最高首领，当然不能在外国人的枪炮威吓下失去尊严，他说：“眼下英军已逼近拉萨，意要与我会面。然而，我与洋人之观点行为截然相异，实不能聚首会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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