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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智通过这次访问返回拉萨后，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报告说，此行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有藏文史料记载，德尔智在俄国还共同起草了一份俄国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条款。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俄国在西藏发展工业；西藏与南边邻国发生事端时俄国将给予帮助；俄国帮助在中亚、西亚各国中传播佛教，等等。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虽已盖印批准这些条款，但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接受，同时噶厦又怕惹恼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说明情况。为了暂时满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愿望，就再次派德尔智赴俄国筹集武器，并将筹集到的武器据说收存在罗布林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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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对德尔智几次访赴俄国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俄倾向已很警觉，所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未到库伦之前，即在1904年10月12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四）由外务部电告西宁办事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29]。不久，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即奏报达赖出走缘由以及到达库伦的消息。1904年11月1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藏历木龙年九月二十四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着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30]两天后，又降旨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旨谕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前，仍着德麟妥为照料。”[31]接着，钦差办事大臣带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诸多礼品前往达赖下榻处抚慰。[32]表达朝廷的关心和善意。有关清朝这次派大臣抚慰的情况，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事后写给拉萨的甘丹赤巴的信中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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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一行于十月二十日上午安抵大库伦。……我抵此地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前来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一套和十匹绸缎及六千两银子。目前正请钦差大臣向皇上详细禀奏西藏情况，并已派巴登活佛和库伦膳食官罗桑旦增去北京作详细禀报。待接到圣旨后，准备速返拉萨，继续从事我未竟事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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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将这封同样内容的信发给了三大寺和拉萨诸僧俗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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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虽受到清朝皇帝和皇太后恩泽和多方抚慰，但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情形更加明了，心里一直关注着西藏形势的发展，盘算着怎样求助俄国，得到俄国的庇护。以俄国的军援和外交支持与英国抗衡。他曾指使德尔智去俄国驻库伦领事处，要求领事将“达赖喇嘛到库伦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抵抗英国”，禀报给俄国皇帝。[34]俄国政府接到驻库伦领事的电报，经过考虑认为当前俄国在远东的战况日益恶化，因此要避免任何与达赖喇嘛有关的活动，对于达赖只能当做一个宗教首领看待，并指示驻库伦领事，说服达赖“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伤害与中国当局关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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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俄国这种不明朗的暧昧态度仍存有希望，又于1905年3月再次派遣德尔智率代表团去俄请求沙皇庇护和支援。达赖一厢情愿的这些诉求，在当时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俄国经过日俄战争的失败，国力走向衰微，在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已无更多实力和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抗衡。英俄在私下达成交易，俄国接受了英国侵藏得到的利益，同意将西藏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不可能给予达赖实质性的援助，但考虑到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威望以及在俄境内对信教蒙古人的影响。又不得不表面上、口头上应付达赖，假惺惺地关心，让他向俄国提出需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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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外交层面上的关系，俄国试图与西藏地方建立另一种交往。1905年4月中旬，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出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彼得堡来到库伦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科兹洛夫在库伦逗留两个月，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晤谈，代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向他赠送礼物，向俄国政府建议应该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保持友好关系。当科兹洛夫经过多次晤谈离开库伦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件极其珍贵的佛教物品。并向科兹洛夫承诺，对于那些希望到西藏进行科学考察和商贸活动的俄国人，可以自由进入拉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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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俄国外交部又令新任驻北京公使璞科第（俄国名波科季洛夫）前往北京途中去库伦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他带来了沙皇的礼品和亲署信函。[36]俄国外交部指示璞科第：“帝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同时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对佛教领袖的前途不闻不问。”璞科第完全领会俄国政府的意图，所以会见时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俄国政府“一刻也未放松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并借一切适宜的机会保护该国免受外来者的蓄意入侵”。[37]他甚至安抚十三世达赖喇嘛，让他相信，英国已向俄国保证不侵占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内政，这些“确实是对西藏利益的实际保证”[38]。俄国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的这套既笼络利用，又不愿承担义务的两面派手法，充分暴露了它的狡猾和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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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留驻库伦这段时间，心情十分矛盾复杂，一面期待俄国明确保护他的行动，一面又觉察到这种幻想会落空，在清朝中央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的严密监视防范下，权衡利害，他不敢也不可能贸然去俄寻求保护，仍然要依靠和求助清朝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于是，他通过办事大臣转奏朝廷，希望能早日进京觐见皇上和皇太后，达到无须经过驻藏大臣而是直接面奏西藏情况的目的。他认为：“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经达。”[39]也就在这个时期，西藏噶厦派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公爵顿柱多吉、扎萨罗桑顿珠和前后藏四大寺的代表，前往库伦准备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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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库伦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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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一直十分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的动向，尤其是得知他在库伦一直和沙俄政府之间的频繁活动不断，甚至传出十三世达赖喇嘛要赴俄的消息。1904年12月1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六），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相见，之后在奏折中，延祉向清中央政府汇报了十三世达赖有意在库伦自行建寺，留僧念经以及希望在库伦过冬等事，这些使清廷深为疑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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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久留库伦，他的庞大随行队伍，也给当地官员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特别是他来到库伦以后，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的身份和盛誉，为当地僧俗大众多次举行法会，诵经祈福，传授教法，其声望和公德岁入，均超越哲布尊丹巴活佛之上，这就招致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嫉妒和日渐不满。逐渐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发生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座挪移，床褥掀翻，当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面抽烟醉酒，做出种种有失体统之事。[41]以致事后，库伦喀尔喀四部的王爷和哲布尊丹巴的侍从，不得不出面为此事求情，以求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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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办事大臣延祉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曾详细反映过这些情况：“奴才到库伦后，往见达赖喇嘛……问其行期，则乞恩过冬，偕赴西宁，则乞恩回藏，及至恩准，并蒙赏驿，则又请缓至秋日，仍由来路折回……（达赖）初到库伦之日，已有布哩雅特约其赴俄之谣。近来磕头者益众，而布里雅特十居七八……至于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因请盖庙宇，嫌隙已生，今正复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入庙拈香，其徒见达赖喇嘛床座当路，赶紧挪移，仓促之间，致将床褥掀翻，床围挂破。旋准达赖喇嘛咨控前来，并牵及妇女等事，请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销名号，由该喇嘛另行掣瓶请补。……现时四盟之王公、贝勒、盟长、将军、参赞等官，大半仍在库伦居住，有时来见，谈及达赖喇嘛，语多不平，是与达赖喇嘛不合，又不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也。”[42]此外，蒙文资料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活佛之间的矛盾也有所述及：“（库伦）所属喇嘛甚多，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领。……前达赖喇嘛驻库伦，蒙人供给多厚达赖，渐疏哲布尊丹巴，渠乃与达赖为难，几酿事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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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鉴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之间的嫌隙日深和西藏僧众的活动要求，遂下令十三世达赖喇嘛迅速返回西藏。1905年7月1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驻藏大臣有泰上奏开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折，三个多月后的1905年10月4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光绪帝在奏折上批道：“着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44]似乎原则上已经同意只要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起程返藏，即下旨恢复他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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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准备返藏的消息传出后，正值中英进行修改《拉萨条约》的谈判，英国怕侵藏后获得的在藏实际利益受到影响，坚决反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而这时也正是驻藏大臣张荫棠在西藏所实行的新政改革刚刚开始的时期，张认为此时达赖喇嘛返藏，对他在西藏开始不久的整顿藏事、推施新政不利。因此，致电外务部请求清朝中央政府设法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一事暂缓：“查英人现虽无阻止达赖回藏举动，然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借端构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惟现值埠事未妥，春丕兵未撤之时，可否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全局，且冬令严寒，应准其在西宁过冬，以示体恤。”[45]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配合张荫棠在西藏筹办新政，“收回主权”，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采纳了张荫棠的建议，不再急于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1906年4月底（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清朝中央政府派出科尔沁辅国公、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以“宣示德意，存问疾苦”为名，前往库伦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商度下一步栖止地方。四月下旬，博迪苏、达寿到达库伦，面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这次商谈的情形，在博迪苏撰写的《朔漠纪程》一书中有以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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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四月二十六午后，往见达赖。达赖遣徒众持执幡幢、鸣鼓乐来迎，入该寺后，跪接圣旨，送黄哈达二分，恭请圣安。当即颁发皇太后、皇上所赏物件。达赖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入座，款以酪浆茶果。因详述朝廷德意，并与妥商安禅处所，达赖意甚感激。”又“二十七日晴，午后复往见达赖，申明圣旨，并商令于西宁、五台二处择地栖止。据达赖称，世受国恩，眷怀西土，甚愿归藏……惟西藏徒众，屡次来接，言藏中业已平靖，一切教务待代理孔亟，仍愿遵前旨速归。业咨乌里雅苏台将军，饬属备齐驼马，即前进矣。达赖遂呈进皇太后、皇上无量寿佛各一尊，并云，屡蒙恩赉，感激无地，愿遣徒进京入贡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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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博迪苏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他向博迪苏表达了“眷怀西土”、甚想回藏的愿望。经过双方商定，最终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是答应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安排。同意先去青海塔尔寺暂住，容后取道青海再行返藏。时过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到了由陕甘总督升允转来的清廷命令，要他暂住塔尔寺，听候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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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至库伦这一段时期，他实际上过着一种漂泊无定的生活，面对英军侵略，被迫离开西藏，也就意味着离开了他的无上权威，又遭到诬陷，受清廷褫夺封号的惩戒，虽然初至库伦时受到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心态稍得平复，但不久又陷入在库伦被本地宗教首领怠慢和排挤的境地，而俄国方面因国内的政治动荡也只有空洞的应允，不可能有实际性的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反复权衡，终于踏上回藏的旅途，又收到清廷诏令，在青海滞留一年多，此间心理的悲喜反复，对于其后关于各种形势的分析、心理轨迹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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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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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6]，据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等奏称：“达赖喇嘛拟定于八月十七日由库伦起程从西宁回藏……车林绷楚克等沿途妥为护送，勿稍疏懈，已于是日一同启行。”[47]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以朝佛讲经拜寺的名义，由库伦起程向蒙甘边境移动，一路熬茶、放布施为当地僧众讲经说法。1906年3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代青王旗，[48]3月31日（夏历三月七日），[49]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三音诺颜部的甘丹次培林寺，当地蒙古僧俗民众为欢迎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法会，表演了驱魔送祟跳神舞蹈和赛马、角力、射击等技艺。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接受了三音诺颜部首领奉献的长寿礼品和满斋（曼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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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夏历七月二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土尔扈特贝勒府。此地已出了蒙古地界，到了陕甘总督的辖境，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改由陕甘总督方面护送。陕甘总督升允奉上谕特派西宁河源巴仁为旅途总管前来迎接，负责沿途照应事宜。九月初三，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抵达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塔尔寺的丹考呼图克图、达隆呼图克图等人前来迎接，敬献礼品。陕甘总督升允奉命也到这里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来的还有西宁办事大臣、镇台、道台等官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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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夏历九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西宁，受到更为隆重的欢迎。镇台派新式兵丁六百余名去城外迎接，西宁办事大臣命令沿途各县，凡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到之地，殷勤招待，道路不平狭窄处加以修整拓宽，泼水压尘。沿途群众军人簇拥前来，顶香奏乐，肃立迎接。十三日，塔尔寺的东科尔呼图克图，郭密曲登寺的大雪佛，噶厦派驻西宁的商官等人，特来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致以慰问。十四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塔尔寺全体僧众之请，由西宁移居塔尔寺，附近藏、回、汉等族群众纷纷前来参拜，在大经堂内他向全寺三千僧众讲经说法。从十五日起，给青海各地前来朝拜的藏、蒙僧俗民众“放头”摸顶加持，前后人数逾万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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