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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月二十七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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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京中佛教寺院，大体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寺院两类。自元代始，藏传佛教在北京弘传日盛，建庙数量日益增多。历元、明、清三朝发展，京中寺庙大小近百所。迄清朝末年，许多寺庙历尽沧桑后，已毁圮不存。清末时，京城属藏传佛教寺院究竟有多少数目，各说不一。《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一月初一载：“午后十二时余，达赖传到二十八处喇嘛庙喇嘛僧众来寺（黄寺）。谕令每日各庙差僧人轮流来达赖处值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年谱》载：达赖喇嘛在京期间曾向雍和宫等二十三座寺院布施僧饷基金，同时还向八座和尚庙捐献僧饷基金。同书1908年10月5日又载：为皇帝和皇太后的驾崩，达赖在雍和宫供五种供品，并对北京28个寺院的僧众进行布施供养。见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386～387页。其实，清末京城所存藏传佛教寺庙远不止2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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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一月初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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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白塔寺，位于京内阜成门内大街。元至元八年（1271）建塔，十六年（1279）塔前建寺，赐名大圣寿万安寺。明天顺元年（1457）改名妙应寺，因寺内有白塔一座，人称白塔寺，是北京最早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嵩祝寺，位于京内沙滩北嵩祝寺街，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时最为兴盛，章嘉呼图克图奉诏来京，居寺内更定藏文大藏经。为进京藏僧驻锡梵修之所。福佑寺，位于京内西华门北、北长街路东。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为清代著名藏传佛教寺院，阿嘉呼图克图在京驻锡地。1927年九世班禅来京，改此寺为班禅驻平（京）办事处。20世纪60年代仍为班禅驻京办事机构。玛哈嘎拉庙，位于京内南河沿今普渡寺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玛哈嘎拉，梵文mahakala之音译，意为“大黑天神”，即战神摩诃迦罗。清初满族供奉此神，入关前在沈阳实胜寺铸有神像。康熙年间在京建寺，将此像供于该寺黑护法佛殿。寺基极高，颇显威势，为清代外省入觐官员的居住地。参见黄颢著《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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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达赖在京期间，曾去雍和宫驻锡礼佛诵经，受到雍和宫喇嘛僧人的多次叩拜。为达赖在雍和宫礼佛诵经，清廷共用银3451两，赏堪布徒众库平银2000两。此外还有哈达、蟒缎、大小荷包等赏赐。雍和宫东科尔呼图克图，几乎每隔三四日即去黄寺谒见达赖，前后达20余次。此外，还有鲍喇嘛、得木奇（管家执事）喇嘛等多人也前去黄寺拜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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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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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馆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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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一月初九载：呈献贡品有“黄色大哈达一方，又哈达一方，长寿佛连衣一尊，又佛一尊，藏经一部，每重一两黄金百封，藏红花三十两，藏金缎五匹，黄贡香十把，红贡香十把，红黄高细香三十把，藏细香三十把，上等红色氆氇五匹，各色花氆氇二十匹，红色特尔麻五十匹”。此后，在达赖离京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又向宣统皇帝呈进贡物24种。见理藩部当日呈进贡物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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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理藩部奏宣统登极照例颁给达赖赏项折稿”，见《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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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387号；又见《宣统政纪》卷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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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十二月初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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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内务府咨达赖来京用过银数奏销会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668号；又见陈锵仪《简述十三世达赖入觐》，《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英〕查尔斯·贝尔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使清政府破费三四万镑，代价虽高，但对政府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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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遗嘱”，转引自〔英〕查尔斯·贝尔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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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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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清廷本打算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受封，然而当时正值慈禧、光绪帝百日之丧期，因此关于“其受封之事，虽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已由内阁用满、汉、蒙古、唐古忒（藏）四体撰成册文”，却终未能成礼。详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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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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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在热振寺，达赖喇嘛受到数百名僧众仪仗队的列队欢迎，参加了该寺举行的素食宴会，接受了噶厦政府和贵族们敬献的缘起供品。到达达隆寺时，达隆巴活佛一行迎接，举行了各种朝佛仪式，对寺内佛像进行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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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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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温宗尧（1867～1947），广东新宁（今台山人），少年时代入香港中央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读书，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892年，与杨衢云、谢缵泰发起成立“辅仁文社”。后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教习，与倾向维新的《国闻报》人物接触频繁。因精通英文，到上海协助中英商约谈判。1908年7月，温宗尧得赵尔丰推荐，任副都统衔驻藏帮办大臣，从海路经印度上任。温宗尧透彻分析国际局势，提出尊重传统、善加驾驭的方针，委婉批评了联豫处理失当、川军纪律败坏。但清廷没有认真听取建议，到武昌起义后演成联豫被驱逐、驻藏清军被缴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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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六章 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西藏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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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期，随着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渐出现转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两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一系列协约由序言、《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等四部分组成，它标志着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西藏的过程中，由相互对抗走向了相互利用，加紧了对西藏地方的经济侵略进程。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其亚洲战略的目的，除了加紧在中国沿海和腹地进行经济渗透和间谍活动外，也将渗透的目标对准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西藏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十分频繁，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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