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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7日，俄、英两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开始秘密谈判“西藏问题”，英代表尼科尔森提出英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五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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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俄国政府召回希特罗沃中校领导的潜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俄国密探德雷科夫、巴德马扎波夫、比姆巴耶夫、季布丹诺夫、加尔萨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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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期间，俄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交往成为这一时期沙俄外交史上重要一页”[90]，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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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俄国积极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际，英国又在针对西藏的事情上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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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因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迫近拉萨之际，匆忙出走的。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自然不是英国的拉拢对象。英国利用“拉萨条约”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及内地后西藏政坛留下的空间，试图通过拉拢西藏上层人士和培植亲英势力，尤其是九世班禅，以图取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于是精心策划了诱骗九世班禅赴印会晤英王太子的活动。[91]英印政府驻江孜商务专员鄂康诺上尉便直白地表示：“我们在西藏采取的这个政策如下：抓住现在有利机会，巩固与班禅喇嘛的友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进而给予津贴和保护他。利用《拉萨条约》的有关条款，可在日喀则新开一个商埠。这样就能了解到在拉萨的任何列强的阴谋，并受到我们在后藏和西藏南部的相应势力的反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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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19日，英印政府驻江孜商务专员鄂康诺上尉等率领一小支骑兵组成的卫队赴日喀则。22日，他在日喀则郊外受到日喀则宗的两位宗本、九世班禅的两位侍卫长及其他一些官员的迎接。23日晚，与九世班禅和札萨克喇嘛晤谈，告知班禅赴印会晤英王太子威尔斯之事，并按惠德关于如何诱骗班禅的指示精神，连骗带吓使班禅接受邀请，还要班禅不要向中国皇帝请示。[93]“班禅没有认识到这是英人分裂西藏的一个险恶陷阱，为求得英人支持其对抗拉萨方面的压迫，未经请示皇上或驻藏大臣就当即私下表示接受邀请，还同意对此事暂时严加保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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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九世班禅在鄂康诺的诱骗下，于1905年11月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离开日喀则前往印度。清政府外务部未能阻止班禅成行，遂采取两条措施：一是照会萨道义，严正提出：“班禅世受封号，惟以唪经为事，藏中政治概不预闻。现因英储赴印，前往致贺，倘有擅行约定事件，中政府概不承认。”[95]以防止九世班禅与英私订损害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条约。二是令张荫棠在印密探英人与班禅的举动，报告外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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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英人煞费苦心，在接待班禅的礼节上，“待以王礼”；在班禅会晤英王太子时的见面礼仪上，竟要班禅与不丹、锡金等小邦君主参见英王太子时一样，行跪拜礼。但九世班禅宣称只有在中国皇帝面前才能跪拜，英人无奈，只得“彼此以外洋拉手常礼相见”。[96]“这表明班禅仍是爱国和坚持原则的，并无落人英人设下的卖国圈套”[97]。不过，九世班禅于1906年1月10日在会晤印度总督明托伯爵（Minto）的谈话中，向其提出了三点有关西藏政治事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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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督应“给他一函，答应在拉萨当局或中国人对他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给予他某种援助”；（2）“当他受到进攻时借给他一些武器”；（3）印度政府应指示其驻江孜官员保持与他友好关系，并请印度政府允诺在需要情况下，英驻江孜官员派专使转交班禅给印度政府的信件。[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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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印度总督仅仅表示同意加强驻江孜的英国官员与扎什伦布的友好关系，并未答应九世班禅的军事援助请求。[99]九世班禅于是从1907年1月11日由印启程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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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15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藏历木蛇年八月十七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库伦启程，拟返回西藏。关于“达赖喇嘛返藏问题”，据“俄国外交大臣就通报俄国政府同意在英国政府提案基础上同英驻俄大使谈判西藏问题事致驻英大使本肯多夫密函”，“英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返藏完全持反对态度，认为达赖喇嘛曾公开与己为敌，预感到，倘让他返回拉萨，会产生误解，因此，有可能把远征军再次派往西藏”。[100]而俄国，正如上节所述，借由德尔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良好私交对西藏有所图谋，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长期不回西藏，是有损于俄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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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1906年起，俄国与英国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问题进行了交涉。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由公众承认其（达赖喇嘛）神圣的性质，以及由俄皇对他表示敬意将起到一种通行证的作用”，俄国的政策旨在巩固俄国在蒙古的影响，为此需要一个受人尊崇的佛教团体的教主作为代理人，在这方面，“达赖似乎并非不愿起这种作用”；“倘若他返回拉萨，那几乎不用怀疑，他将竭力使自己对俄国人有用。同时可以想象，班禅亦将扮演某种对英国有用的角色”。[101]1906年6月12日，英外交部指示尼科尔森向俄国政府声明：目前不宜允许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而俄国，由于其本身有更大的战略布局，在对待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问题上，同样提议英俄双方不采取任何行动促使其回藏，而让中国政府按其意愿行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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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之间1907年的协定使清政府获得对西藏整饬的机会，同时也引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阶级的恐慌，英俄见机都希望十三世达赖喇嘛能与自己一方合作，于是都积极对其拉拢。然而，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台山时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联络，可以看出他此时已从对俄国怀抱幻想转而倾向英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与朱尔典联络商讨其返藏事宜。朱尔典曾表示：“英政府对于达赖回藏问题之见解如何，渠尚不得知，惟达赖出走期间，藏印关系确有发展。”[103]较之原来明确的反对态度有较大改变，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回藏留下了余地，也为他依靠英国留下了“希望”。[104]1908年10月20日，朱尔典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北京雍和宫，后者表示“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变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并请朱尔典“将此意代达英皇”。朱尔典答称“英政府亦极望与西藏建立和平友好之关系”。[105]这表明英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惟因如此，英国政府通过朱尔典向英国外务部表示英国政府不拟阻挠达赖喇嘛重返西藏。1909年11月12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曾“遣使告朱尔典，略谓本人此次回藏，洞悉中国军队将有所动作，深为担忧，盼朱氏能尽力设法援助”。[106]看来，其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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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俄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态度及对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名号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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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与此同时，清政府派川军入藏维持秩序。2月12日，川军进入拉萨。13日天亮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不过这次不是北向，而是南向至印度。他出走印度得到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帮助，于3月2日顺利到达大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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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英国即于2月23日训令其驻北京代办莫勒（Max Müles），向清廷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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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虽然声明不愿干涉西藏内政，然而对于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因为西藏不但与我们毗邻，而且更与我们边界上其他邻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尼泊尔，我们不能阻止尼泊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必要步骤。根据英国和西藏及中国的条约关系，英国政府认为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某种政策以前，先向英国作恳切的解释，否则英国政府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有意破坏1904年英藏条约，及1906年中英条约中所肯定的政治形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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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清政府为安抚英国，电令驻英公使李经方向英国解释惩罚达赖的缘由，并强调清政府无意改变西藏现况，派军入藏只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彻底办好开埠通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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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下令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令驻藏大臣重新寻访灵童继任。[109]此事不仅在西藏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更引起英、俄两国的干涉。2月26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正式照会清外务部，再度提出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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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现况与英印边境密切相关，其中以尼泊尔为最，故英国对尼泊尔之权益，不能不深加考虑。（2）中国政府欲对西藏施行重大改革，则凡关系1904年“英藏拉萨条约”及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所载各款，须向英国加以说明。（3）1904年之“拉萨条约”，由英国与西藏政府订定，复经中国政府承认，故英国政府希望切实维持西藏政府之存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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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正月十八日），中国外务部以书面答复英使质询，强调中国派兵入藏，是为维持治安，保护商埠，入藏军队与警察无异，其任务系保护商场并监视藏人履行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无端出走，是自弃职责，然中国政府决不因达赖个人之去留变更西藏政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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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政府一再作以上保证，加上1907年《英俄协约》的束缚，英国政府遂训令英属印度政府严守中立，不得干预西藏事务。但在1910年6月间增派两队步兵、大炮四门、工兵若干进驻印藏边境的朗塘地方，并知会清外务部，驻兵朗塘是为了保卫在藏商旅，若达赖回藏，发生变乱，英国商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军将入藏保护。[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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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南走印度前后，仍然对俄国政府寄予厚望。在出走前，达赖喇嘛写信给远在俄国的德尔智：“如果命运让我们到了英国的领土上，那么你应该快速向俄国政府及沙皇表示，我依然对俄国持有深深的信任，你要详细说明我们‘国家’的现状和真实状况，即阻碍我们北上的理由。”并让德尔智向俄国政府转达他没有北去的理由是：“中国人预先注意到我们会从北面出城，故提前派了几千名士兵驻扎那曲，很明显，不能北去，那么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尝试南去印度（主要是认为俄英现在的关系是友好的）。”[113]在出走印度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仍寄希望于俄国，“请求俄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或独自提请中国恢复他的权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达赖喇嘛请求把问题提交国际公议”。[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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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如此寄予厚望的俄国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俄国在其出走印度一事上，可谓一直追随着英国的节拍，亦步亦趋。俄国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其“承认俄国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且准备保持相同的步伐，即英国与中国政府探讨边界利益问题时需要配合英国，我们准备与英国交换那些能达到的近期目标”。[115]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在得知英国以“伤害毗邻国家印度的平静及佛教徒的感情”为由质询清政府时，他向俄国伊兹沃尔斯基外长请示道：“我是否应该带着这样的问题，即带着关于对我们佛教徒和香客关心的理由去询问清政府？”俄国外长便指示以“即使我们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但我们也不可能漠视达赖喇嘛的命运，因为他是我们俄国众多佛教臣民的宗教领袖”[116]这样的理由质询中国政府，并追问最近事态的进展。于是2月28日，在英国提出质询的第三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就清廷黜革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之事向清政府外务部“抗议”。显然，由于俄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牵制，俄国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诉求并未表现出其预期的热情，并且还告诫达赖喇嘛“在西藏事务上奉行同英国亲睦的政策，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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