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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英国即于2月23日训令其驻北京代办莫勒（Max Müles），向清廷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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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虽然声明不愿干涉西藏内政，然而对于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因为西藏不但与我们毗邻，而且更与我们边界上其他邻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尼泊尔，我们不能阻止尼泊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必要步骤。根据英国和西藏及中国的条约关系，英国政府认为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某种政策以前，先向英国作恳切的解释，否则英国政府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有意破坏1904年英藏条约，及1906年中英条约中所肯定的政治形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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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清政府为安抚英国，电令驻英公使李经方向英国解释惩罚达赖的缘由，并强调清政府无意改变西藏现况，派军入藏只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彻底办好开埠通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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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下令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并令驻藏大臣重新寻访灵童继任。[109]此事不仅在西藏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更引起英、俄两国的干涉。2月26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正式照会清外务部，再度提出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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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现况与英印边境密切相关，其中以尼泊尔为最，故英国对尼泊尔之权益，不能不深加考虑。（2）中国政府欲对西藏施行重大改革，则凡关系1904年“英藏拉萨条约”及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所载各款，须向英国加以说明。（3）1904年之“拉萨条约”，由英国与西藏政府订定，复经中国政府承认，故英国政府希望切实维持西藏政府之存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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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正月十八日），中国外务部以书面答复英使质询，强调中国派兵入藏，是为维持治安，保护商埠，入藏军队与警察无异，其任务系保护商场并监视藏人履行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无端出走，是自弃职责，然中国政府决不因达赖个人之去留变更西藏政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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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政府一再作以上保证，加上1907年《英俄协约》的束缚，英国政府遂训令英属印度政府严守中立，不得干预西藏事务。但在1910年6月间增派两队步兵、大炮四门、工兵若干进驻印藏边境的朗塘地方，并知会清外务部，驻兵朗塘是为了保卫在藏商旅，若达赖回藏，发生变乱，英国商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军将入藏保护。[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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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南走印度前后，仍然对俄国政府寄予厚望。在出走前，达赖喇嘛写信给远在俄国的德尔智：“如果命运让我们到了英国的领土上，那么你应该快速向俄国政府及沙皇表示，我依然对俄国持有深深的信任，你要详细说明我们‘国家’的现状和真实状况，即阻碍我们北上的理由。”并让德尔智向俄国政府转达他没有北去的理由是：“中国人预先注意到我们会从北面出城，故提前派了几千名士兵驻扎那曲，很明显，不能北去，那么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尝试南去印度（主要是认为俄英现在的关系是友好的）。”[113]在出走印度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仍寄希望于俄国，“请求俄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或独自提请中国恢复他的权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达赖喇嘛请求把问题提交国际公议”。[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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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如此寄予厚望的俄国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俄国在其出走印度一事上，可谓一直追随着英国的节拍，亦步亦趋。俄国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其“承认俄国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且准备保持相同的步伐，即英国与中国政府探讨边界利益问题时需要配合英国，我们准备与英国交换那些能达到的近期目标”。[115]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在得知英国以“伤害毗邻国家印度的平静及佛教徒的感情”为由质询清政府时，他向俄国伊兹沃尔斯基外长请示道：“我是否应该带着这样的问题，即带着关于对我们佛教徒和香客关心的理由去询问清政府？”俄国外长便指示以“即使我们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但我们也不可能漠视达赖喇嘛的命运，因为他是我们俄国众多佛教臣民的宗教领袖”[116]这样的理由质询中国政府，并追问最近事态的进展。于是2月28日，在英国提出质询的第三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就清廷黜革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之事向清政府外务部“抗议”。显然，由于俄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牵制，俄国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诉求并未表现出其预期的热情，并且还告诫达赖喇嘛“在西藏事务上奉行同英国亲睦的政策，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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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英、俄关于达赖喇嘛的态度作出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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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英、俄两国基于各自国际战略利益的考虑，暂时放弃了对达赖喇嘛的操作和利用。尽管如此，考虑到达赖喇嘛在佛教徒中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达赖滞印不归仍为英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正如印度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只要达赖一日不归，他都可以成为英印要挟中国政府的“一张好牌”，在某些既得利益上屈服于英国；2.从长远来看，达赖滞印两年与英印政府交往日深，日后的内政外交无不打上了英印政府的烙印，为英印控制西藏提供了便利。在这场围绕达赖的博弈中，俄国受制于地理位置和国家实力、国际战略环境变迁等因素，成为一个失败者，达赖与俄国的关系渐行渐远。[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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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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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了向外开疆拓土的扩张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逐渐关注我国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渗透和阴谋活动。清末日本对西藏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佛教团体开始派遣僧人进入西藏，进行宗教性接触和渗透；二是日本政府机构（外务省）及军方开始向西藏渗透，秘密派遣间谍潜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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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佛教团体在西藏地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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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日本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最先涉足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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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团体涉足我国西藏，与当时日本的“清国开教”形势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奉行神道中心主义，采取了“废佛毁释”的政策，佛教界受到来自政府、民众以及其他宗教教派的猛烈攻击。加之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对西方宗教采取解禁政策，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迅速传播到日本，原来几近国教地位的佛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日本佛教界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的发展，弥补在国内的失势，并恢复佛教原有的地位。为此，向来有护国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僧赴西方汲取近代学术思想方法，并对国内佛教实行种种革新措施；另一方面，纷纷采取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姿态，教化国民协助战争，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向海外的开教、扩教活动。近邻中国成为他们“布教”“扩教”的重要对象，此即日文史料中所称的“清国开教”。于是，被海内外视为“佛教圣地”的我国西藏，成为日本佛教僧团急于扩教“开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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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东本愿寺僧人的进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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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净土真宗派佛教团体——东本愿寺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这种海外开教、扩教的先锋。1873年（同治十二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1831～1905）渡航上海做开教考察，其行成为近代日本佛教在华开教之始。不久，小栗栖北上五台山、北京等地考察，尤其对藏传佛教极为关心。在北京期间，他师从雍和宫东科尔呼图克图学习藏传佛教教理、教史，次年因病回国。回国后撰写出版了3卷本的《喇嘛教沿革》（京都，石川舜台1877年刊印），此书成为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面向日本系统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后来此书不仅成为日本人了解西藏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激发了日僧赴藏“求法”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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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对中国大陆侵略的深入，日本佛教各宗在华的传教范围进一步扩展，日本僧俗各界人物与中国内地藏传佛教界之间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其中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的接触尤为频繁，这一点可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理藩院档案中窥见一斑。[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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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净土真宗在中国开教范围的逐步扩大，日本僧人不仅与内地的藏传佛教界发生了接触，而且将其触角直接伸向了我国西藏地区，其中派遣僧人入藏考察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1898年6月和11月，受东本愿寺派遣，寺本婉雅[121]、能海宽两名僧人以进入西藏为目的，先后从日本出发进入中国。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还特意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希望对本派两名僧人的入藏“求经”活动给予指导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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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月和5月，能海宽、寺本婉雅先后抵达重庆，日本驻重庆领事馆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入藏手续。两人经由成都，于6月27日在打箭炉会合，计划由此西行入藏。7月20日二人进入里塘，8月11日抵巴塘。抵达巴塘后，他们的入藏行动遭到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坚决抵制。巴塘江卡土司还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上书粮台吴文源，云：吴大人台前，为具夷事，江卡满康僧俗人等为具禀事。缘近闻得，巴塘现抵有洋人二名，由省随带牌票，欲进藏等语。小的僧俗人等，现已议结阻滞〔止〕我等界内，不能前进，伤害黄教佛门，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自今以前，外国洋人及教民人等，若要进藏之人，均已阻挡，并所行各事，均所共知，想必有案可查。至今该等虽带有牌票前来，我等万不能叫他人前行一步，盟誓是实……而该等不听吩谕，任意前行者，其时或好或反，无怪我等乎。[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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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源收到禀书后，即刻下令能海、寺本二人停止入藏活动，立即返回打箭炉。能海、寺本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在巴塘滞留50天后，于10月1日在4名土司土兵的武装“护送”下，一起踏上了归途，22日返抵打箭炉。由川进藏的计划失败后，寺本婉雅告别能海宽，经重庆乘船至上海，独自返回日本。但是，能海宽不甘心失败，企图改道青海入藏。1900年7月，他北上抵达青海丹噶尔厅（今青海湟源县），但因旅费失窃，其由青入藏的计划搁浅，折回西宁，于同年11月返抵重庆。回到重庆后，能海宽又计划经由云南进入西藏，具体的入藏路线是：昆明——大理——丽江——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阿墩子（今云南德钦）——江卡（今西藏芒康）——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拉萨。1901年2月，能海宽装扮成一名汉族和尚从重庆出发，于3月30日抵达昆明，4月16日抵达大理。4月18日，有研究者认为，能海宽行至滇藏边界的阿墩子后，被当地藏族民众劫杀。[123]临去丽江的前一天，他给自己的恩师、著名梵学家南条文雄（1849～1927）写下《不惜身命》一文，从此再无音信，成为“求法”路上的不归之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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